时光机

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已然结束，但关于本届影展引发出的各种话题却依然在影迷和媒体之间传播流动。

来自于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九部影片在高原之地西宁分割了十项大奖，伴随着聚光灯的闪烁和影迷们的追捧，青年电影人也在这里收获了最极致的礼遇。

本届FIRST影展纪录片竞赛单元全体入围者

7月22日至7月26日，DOCO热纪录也在西宁观看了九部影片，并有幸采访到了三位纪录片竞赛单元入围作品的导演。在我们看来，入围作品之一《时光机》虽然没有获奖，但却属于本届影展参赛作品中足够打动观众的一部纪录片。

《时光机》海报

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对父子。

父亲马科是一位作品颇丰的中国戏曲导演，自1958年起，他执导过10余个剧种的80多部戏曲作品；儿子马良则是一位影像艺术家，他曾长期从事以摄影为媒介的图片艺术和装置艺术创作。

父亲马科

不过，人都有衰老的时候，父亲马科在步入耄耋之年后却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他的记忆力开始逐渐衰退。

当儿子马良意识到这件事后，为了帮助父亲找寻失去的记忆，他便启动了自己创作以来最具雄心的项目——一个真人大小的机械木偶演绎的自传式奇幻舞台剧——“爸爸的时光机”。

儿子马良

而纪录片《时光机》所呈现的就是马良创作筹备这个木偶舞台剧的过程，以及现实中他与父亲的关系、父亲病情恶化后对家庭的影响。两条故事线彼此交融却又层层递进，为观众展现了动人的父子情，艺术家与自己的艺术，以及人与记忆之间的关系。

DOCO热纪录独家专访孙扬导演

作为纪录片领域的忠实报道者，今天我们便为大家奉上导演孙扬关于拍摄《时光机》这部作品时的心得与感悟。

DOCO热纪录专访导演孙扬完整实录

这是你的第一部作品吗？

对，第一部长片，以前拍过一些纪录短片，但我称它们是一些习作，因为都不成熟。

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题材的？

我是之前跟一个叫一席的机构一起做事，他们那边有很多有趣的人物，我就跟他们合作，拍这些人物。其中一个人物就是马良，当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就是片子里提到的游泳池的故事。

这是我们俩共同的一个起点。对马良来说，他在意识到自己的父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以后，就想去做那个舞台剧，而当我听到这个故事也特别喜欢，虽然很简单却充满诗意。

《时光机》剧照

你会想象那个画面，一个黄昏后的游泳池，有一位父亲和一个儿子，一个在岸上，一个在水里，两人不停地重复交流。

我觉得那个画面太美了，我就想把这个场景拍出来，想把前前后后的故事讲出来。我很喜欢这个画面，拍片子也是为了把这个场景烘托出来。

不过当时我也有很多问题，从学校毕业一年后就去了新影厂工作，给央视做片子，但是做得很痛苦，我就辞职了。

辞职之后我就在想，（做）纪录片这件事真的是没人在乎你，也没人能看到你，那投入有什么意义呢？

接着就听到了马良的这个故事，在了解背景之后，我说这就是我想探讨的问题：艺术它到底有什么意义？

也就是说马良的艺术创作让你产生了共鸣？

马良做的这件事就是用自己的想象和浪漫去改变现实，其实跟我们想做的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造梦，就看这个梦能产生什么影响。

我超喜欢他的这个故事，就去找马良说我要拍你，他就说你拍吧，正好他们也在做那个东西（木偶舞台剧），觉得纪录一下也挺好。

《时光机》剧照

慢慢地，我就特别厚脸皮地去跟着他蹭饭，去找他父母，逐渐把自己也变成了他们家庭的一部分，然后就这么走过了四年。

在那段时间里，我管他爸妈叫外公、外婆，也经常去他家里呆着，帮他做点东西，当他的小助手什么的。

马良很有意思，我拍了他四年，很多关键场合我觉得他都会哭，我就等着他流泪的那一刻，当然这也是很俗套的创作方法，似乎是拍到别人的眼泪好像情感才具有了张力。

但结果是一次也没拍到，他躲得很好，你知道，我是个男人，他也是个男人，他不可能在我面前流泪的。但是我们在纽约首映，他坐我后面看的时候就哭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流泪。

《时光机》剧照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当观看的时候大家都流下了眼泪，那可能在拍摄的时候压根就不需要眼泪，因为即便没拍到眼泪但是也给观众带来了感动。

所有的起点都是这个游泳池的故事，在片子的最后我们也把游泳池的故事放进去了，当观众看完片子，我和马良的旅程也结束了。

你是如何让这一家人尤其是马良的父母适应镜头的存在的？

其实他父母挺好的，都没有抗拒过我的镜头，我特别喜欢从镜头里看着他父亲，看着他的脸，就像一个雕像一样，很幸运，他完全没有察觉到镜头的存在。

因为老爷子的生活很简单，他每天都在看书，有时候他看我在拍，就觉得我是一个他的同行，也会跟我聊一聊。

他妈妈也是，老人对镜头根本没有意识，再加上她又是演员，对镜头早就习惯了，完全无所谓。

马良艺术照

马良他其实是一个外表看着很凶、很粗犷，但是内心很细腻、很敏感的人。在四年时间里，我也在跟马良寻找最合适的关系，因为他很敏感，我拍摄的又是他很私人的感情，涉及到他跟他父亲的痛苦遭遇。

我如果是个女的，可能能用那种女性的优势去温暖他，但我是个男的，他就会略有抗拒，所以我不想特别刺激地冒犯到他，让他觉得难受，我也想尽可能地靠近他。

我一直在找这个平衡点，因为他做舞台剧会遇到困难，同时他父亲又患上了那样的病症，这时候你整个人都烦透了，然后还有一个人在拍你，这种关系就变得很微妙。

我也是脸皮比较厚，他经常骂我“别拍了，真的别拍了，受不了了！”多半时候我都不说话。他虽然脾气不好，但是很温柔，在发完火之后也很理解你，也会跟你聊一些他的心事。

有些人可能觉得被这样对待伤了自尊就走了，但是我得厚着脸皮，后来他就习惯了，不会再对我发火，因为他知道没用，结果我们交流得更好了。

你和马良的这种关系对你的拍摄有什么影响？

他始终很配合我，也不知道我在拍什么，直到首映时他还说“四年时间我都不知道你在拍什么，我很尊重你，我不想干涉你。”

我觉得他是很天真的一个人，很多时候我对他的方式也不是示弱，就是用天真的方式去跟他交流，他用很天真的方式回答你。

他羞于讲出自己的痛苦和敏感，有时候即便讲出来也是经过美化的，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分辨。因为他很会讲故事，也很会表达，但是你不能跟着他的表达就走了，你得重新再想，他到底是不是这样。

《时光机》剧照

我是觉得我和他之间应该有个界限，我也不是那种矫情的人，我就是想保持这个关系，但又不想跟他太亲密。

当然我会给他送一些小礼品，因为我家是山东的，所以我会给他寄一些海鲜，我想让他知道我对他很尊敬，但是有时候我也跟他嬉皮笑脸、没大没小的。

但是我要让他始终感觉到即便我没大没小之后还可以退一步，因为我是一个旁观者，我希望他跟我有一点距离感。

马良的父母现在还住在养老院吗？

他们虽然都已经90岁高龄了，但最近半年还在疯狂地旅行，坐飞机去缅甸，坐游轮去日本。

所以他父亲的阿尔兹海默症没有再加剧吗？

没有加剧，有些人是在得了这个病以后一年之内就失去意识甚至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了，但我拍了他这么多年，他的病一直在可控范围内。

父亲马科

而且老爷子很乐观，我也希望看这个片子的观众能乐观一点，不要陷入痛苦。最痛苦的是马良，他太敏感了，但是老爷子特别豁达。

马良父亲的那本书最后出了吗？

在影片首映之后，马良在当天晚上就给他姐打了个电话，因为他姐是出版社的，他姐姐说“我答应你，帮你把父亲的愿望完成，一定把这本书弄出来。”现在他姐会把她父亲的这些资料以及采访整理一下，尽量把这个书弄出来。

马良现在在做什么？

他原来的一个投资人又重组了那个剧团，然后又开始演出，但是马良再没有参与。

他现在在做新作品，刚做了一个青梅竹马照相馆，剩下的时间他也会带孩子，因为他很喜欢当爸爸的感觉。

影片中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马良制作木偶剧的过程，另一条是马良与父亲失忆前后的生活场景。关于这两条叙事线的侧重点，你是如何安排的？

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将这两条线索环环相扣在一起，就是既能表现马良对父亲情感上的挣扎，同时这种挣扎又能呼应到他木偶剧的创作中去，这个是我们最想达到的状态。

但是实际上，当我们拍摄时就会发现，他和他父亲之间一些很微妙的东西根本没法用，只能挑一些大块的内容与他的艺术创作作为呼应。

我还拍到过马良陪他父亲洗澡的场景以及他俩一起去看墓地的场景，那两段也非常好，但是最终我并没有放进片子里。

一是重复素材挺多的，二是说影片的视角还是马良的。他爸妈的好多素材都特别棒，但是你得知道他们始终是影片中的配角。

我们现在想克制，因此把所有的高潮都做了冷高潮处理。我想让观众思考更多的东西，比如艺术和生命。

我们希望既能让观众感受到他父亲的衰老和病痛对他的影响，同时又能体会到马良在艺术创作时遇到的困境。

你是怎么和李博、江松长合作的？

李博是一个很好的剪辑师，他会给你组织故事。我们一开始把素材给到李博，由他来整理，让他去讲这个故事。我边拍李博边剪，最后我们三个人又住在一起集中剪辑了三次。

因为江松长他是比较有经验的，我还是一个没有做过长篇的导演，所以我希望他能多主导、结构这个故事。

集中剪辑的时候是先做纸剪，就是先贴小卡片，每天讨论小卡片怎么排，一起把这个结构定了，然后再去机器上剪。

你是否承认纪录片也是可以被构建的？纪录片的剧情和故事是否在你这里更为重要？

在美国，所有的纪录片都有编剧，他们在纪录片创作时都会引入编剧，这样你才能看到比较紧凑的故事。

我们完全是按照编剧的方式，把第一幕排了，把第二幕排了，同时每一幕的叙事弧线都要排好。

纪录片肯定得需要讲故事，今年圣丹斯电影节有一部获奖作品叫《蜂蜜之地》，你看它那个片子，也没有多少台词，但讲的故事几乎所有人都能懂。假如我的职业生涯里能拍到这么一部片子，我可以立马选择退休。

我不能说它的完成度或者艺术质量有多高，但是它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你想象不到在某一个世界的角落，居然还有这么好看的故事。

如果一个故事本身就有一个很高的审美，那你就不能用一个很差的形式去表现它，如果你用的形式能够完美呈现出那种审美高度，那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片子在投资方面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在美国找到一些钱，是美国PBS一个叫ITVS的电视台投的，还有一些影展也给了一些基金。

国内是跟大象点映合作，大概会在10月份上院线。现在的院线纪录片真的太惨了，我这个片子可能还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但是其他很多人的作品都没有观看的渠道。

现在你对成片还有什么遗憾吗？

摄影上还不够好，我希望保持一个完整的美学状态，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不能太关注摄影，因为我得去找故事，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放弃了那些设想过的运动镜头。

《时光机》剧照

影片中的一些奇幻元素，比如游泳池的那部分，我当时设想过很多种呈现方式，因为它既可以把片子提高到一个美学的高度，同时想象力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最后都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实现，那也是一个遗憾。

如果能把所有我预想的奇幻元素都拍出来，那可能又是一条线。现在的结果也挺好，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还可以拍得更好。

接下来你有新的作品吗？

还没有。

这四年我都没什么自己的生活，相当于整个人入戏到他们一家，我是把自己当成他们家的一份子，陪着他们度过了这段时光。我现在就想着展映完了，去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你们的作品入围这届FIRST纪录片竞赛单元后，有人评价说现在的纪录片导演似乎都更愿意关注私人情感，关于社会公共话题的作品在锐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年轻创作者他成长的环境就是这样子，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些愤怒的时光，所有的伤痛都是私人的情感。

像周浩、王兵他们要么是记者出身，要么就是真正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他们本身就对社会话题、对历史问题有所关注。

我觉得年轻创作者首先得真情实感地讲述你的故事，同时也不能好高骛远。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不能纠结于某一类题材。时代发展很快，社会也在逐渐变化，讲述私人情感的片子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

当大荧幕出现了广*电*总*局审核通过的片头时，我都惊了，好久没有听到者熟悉的声音了。没想到在离中国半个地球之远的芝加哥，也能看到这个片头。

我才来一个月的时候，爸爸就问我是不是想家。我说，想。但其实心中仿佛也一点都不觉得想家。

看到那熟悉的上海街景，我知道它在身边一圈美国人的眼里，大概没什么感觉，但是我知道，是的，这是上海。上海下的是这样含蓄的雪，晚上黄色路灯下的是这样的梧桐叶，雨天人们撑伞走在砖头人行道上，是这样的景象。

这时候，我知道想家的感觉了。

不过还是觉得这个故事很cliché，包括这个艺术家，最终还是以有家有孩子为人生最大的幸福。这样的家庭大概是极好的，至少培养出来的孩子希望自己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我知道大概是我的偏见，如果是艺术家，我就希望他不食人间烟火。那如果我不想结婚，我又不会通过艺术表达我的情感，我是不是就不“孝顺”呢？

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温柔地展示家庭，这样亲密地讲述结婚生子的故事，给人一种道德压迫感，像一个手段高明的、催你结婚的七大姑。

但最终这个压迫感还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可能正如导演说的，”I don’t want the audience to take away anything.”别人的，毕竟是别人的生活。我感觉，我就是太容易感到压力了，于是比任何人都追求生命的“轻”。另一个来自上海，远嫁美国的女性跟我说，我是绝对受不了送父母去养老院的。真好，我就不敢说这样的话。

马良的第一句话，“我要怎么给你讲这个世界的美好”，我就流泪了。我受不了，我们更应该问的难道不是“我应该怎么跟你说这个世界的可怕。”

爸爸总是觉得我做很多事情很幼稚，他觉得我不应该这么相信别人。但是他从来不愿意告诉我，世界上有多少复杂黑暗的事情。于是，当我听到身边别的人说的时候，或者看到那些新闻，我就觉得我并不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上。如果我没有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上，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马良的父母恩爱的镜头真实令人羡慕，我也总是想这样，想艺术地生活着。但我知道，生活不比电影，这是困难的。我的爸妈、朋友也并不是艺术家，可能更多的是被生活所迫的人。所以当我给爸爸写信的时候，我感到他有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回应，他觉得我就应该忽视这样强烈的感情。我真的，为了能和大家一样，我感到我总是在压抑自己的真实感情。

导演Leo在CHICAGO CRITICS FILM FESTIVAL

很美的镜头，剪辑也很棒，这个纪录片有制作木偶人和马良与父亲这两条叙事线，但是我想故事还是有很多美中不足的地方，比如马良和母亲的关系，马良和他的妻子的关系。突然就结婚了，突然就生宝宝了，显得有点突兀，再加上马良说自己“想要一个老婆”。让人觉得他的结婚生子，几乎是一种人生目的，而没有任何情感。做的verite interview很聪明，也很感人。

导演说，希望能在中国的大银幕上映，我觉得当然这样的电影，在中国上映，应该还是相当有票房的，首先，它没有任何阻力，其中涉及到一点点wen*ge，这里本来可以更多地展开一些，但是就一闪而过了，其他没有什么需要审核的内容。大家可以尽情宣传。其次，这是“纪录片”，相信中国的观众还是很希望有这样新形式的电影进入电影院。

《时光机》是今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和FIRST青年影展都备受好评的国产纪录片，还入选了国际纪录片协会的年度TOP30。而在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GZDOC上，它也同样打动了不少观众。

如果你有一架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

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对艺术家父子。父亲马科是一位作品颇丰的中国戏曲导演，自1958年起，他在上海京剧院执导了80多部戏曲作品。儿子马良是一位影像与装置艺术家，长期从事摄影和装置艺术创作。

当马良意识到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时，他启动了创作以来最具雄心的项目，用机械木偶演绎的自传式科幻木偶剧——“爸爸的时光机”，讲述一位飞行家父亲与科学家儿子通过重返过去而重获记忆的故事。

马良此前从未涉足过舞台剧创作，从零开始，他耗时两年多制作出数个由1000多枚零部件构成的真人等比例大型木偶，接着正式开始了排演。父与子在创作这部戏剧的过程中，必须面对记忆消逝的挑战。在父亲生命结束和永远丧失记忆前，他们会如何调和彼此的关系？

《时光机》这部纪录片分两条线索进行呈现，一条是马良筹备、创作木偶剧的艰难过程，另一条则是父母相对独立的生活、父亲病情恶化后对家庭的影响。艺术创作与家庭生活的互文乃至交融，为观众传达了动人的情感。

风影电影在本次GZDOC上采访了《时光机》的导演孙扬、大象点映CEO吴飞跃，从创作与发行两种方向上，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部纪录片的出色与遗憾之处。

F：风影电影

S：《时光机》导演 孙扬

F：是什么契机，让你选择拍《时光机》这部纪录片？

S：一开始，就是听马良讲了片中那段“游泳池的故事”，当时我就想为这个场景拍一部电影，即便短的也行。后来我就主动找马良，进入到正式的拍摄。于我而言，在毕业之后，就是要进入人生的新阶段。虽然起初没有什么信心，但当这个故事过来的时候，在打动我之余，也正好是我的疑惑——“我要用我之后的生命去做创作”这件事，它真的值吗？它能改变多少？它能有什么用呢？我跟着马良拍摄这部作品，其实也是看着他用想象去对抗现实的过程。我在拍摄时希望会收获一些答案，但最终其实是没有的。但我在潜意识里更有信心了，我会再继续创作下去。

F：《时光机》有两个导演，另外一位是好莱坞的江松长（S.Leo Chiang）。他今天不在场，我们可以先从他聊起，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S：2015年3月，我开拍了《时光机》的第1个镜头，10月份去了台北，遇到了Leo，他看到这片子就很喜欢，之后也为这部作品付出了很多。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片，没什么经验，我更希望它是一个大家的作品。Leo一直在传授我经验，包括后期的结构，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一个作品。首先是我们俩的创作的意图都很一致，也一直保持着互相帮助的创作关系。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本片的主人公马良现在47岁，Leo也在这个岁数，他的父亲也快90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共情；而对于“艺术的中年危机”这个主题，他也能很好地补足我在想象力上的缺失，因为我比马良实在是年轻太多了。

《时光机》团队

F：《时光机》在摄制、叙事上，显得很“美式”。这是否也与你的教育环境，以及Leo的加入，是息息相关的？

S：对，我首先就喜欢这种纪录片的讲法，我觉得纪录片是要“变着花”拍的。拍纪录片从来不应当去遵守任何风格。所以我一旦想到什么视觉上呈现的手段，就会去尝试。我与Leo都认为纪录片的剧情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按照剧情片的方式剪辑，而这部片子也非常适合这种风格。

当看到一个题材的时候，你必须用自己的审美去判断它和它的讲法，题材的力量才能彰显出来。我随时准备好在作品里实验，如果作品本身不适合，那么我们绝对不做；一旦它适合，那么我们就做到极致。

F：你和Leo的合作模式、创作关系，在国内青年纪录片作者的创作中还蛮少见的。

S：是的。在具体分工上，我可以算是在中国前线“打仗拍摄”的那个人，而他则是在美国后方“补充弹药”的那个人。他一直在解决我在拍摄上的疑惑，并且指导故事的走向。此外，他在美国找到了很多投资，也找了很多奥斯卡得奖的制作人、导演、剪辑师提出意见，这些都提供了莫大的支持，影片的素材也拥有了更好的组织方式。

这种合作关系本身其实就很有趣。因为在国内创作纪录片处女作，对于一个青年的纪录片作者，是一个很理想化、很难达成的事。而我则是通过与Leo的合作，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促成了《时光机》的完成。这种模式在国内可能并不多见，但也有其意义，是可以被效仿的。

在创作第一步做选择的时候，不固步自封，才能打开自己的创作思路，让很多人一起帮助到自己。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可以给予信任、创作方向一致的伙伴。这种方式能让作品最终比我自己独立做要“好上几个台阶”。包括跨国的合作契机，能帮我找到自己难以找到的另一种叙事思路。

F：家中老人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时光机》对此选择了温情的讲述方式，并没有把生活中残酷的、撕扯的一面表现出来。相较于人物塑造，本片选择了更偏事件性的叙事面向。你分了两条线，而这两条线“时开时合”，在开的时候会把我引向事件，在合的时候又把我拉向人物。所以你与剪辑师合作的时候，是如何有倾向性地处理素材的？

S：非常难，剪了两年。明摆着大家都觉得这部作品应该是分这两条线走，他俩应该要合的时候更多，但这需要做无数的工作。与传统的“家庭私影像”不一样的是，《时光机》里有很多元素，比如很大一部分就是木偶剧、艺术想象的这方面，它不是一个纯父子的故事，而是承担了艺术家的创作历程以及许多的趣味性。而到了中段，又必须得加深两条线各自的深度，需要如何将艺术创作与它的现实投射进行勾连，包括马良在创作里的反应和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紧密地编织在一起。

纪录片依赖于关键的场，编织碎片还不够，关键的那几场要放在最关键的地方。但其实我们根本无法拍到很多的“关键场”，还是得靠剪辑进行处理。尤其是本片中对于父母的拍摄，其实能拍到真的不多。

F：影片收尾时，父亲马科说他“记不得了”和儿子马良说“每十分钟告诉他一遍”这两段，是本片的“关键场”，也是我很感动的地方。但我在看的时候会想，如果多做几场父子的交流，再多几分钟人物细节，可能效果会更好。

S：对，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那两场，结尾是再加的。但就是那两场，令这部作品更加成立。

其实我很喜欢拍摄马父的脸，我会被吸进去，因为我的隔代亲人很早就都去世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以我很喜欢跟他待在一起，让我产生那种弥补缺失的感觉。那场戏就完全是我在对着父亲的脸、近景在拍，然后我们刚好就聊到“他不记得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有点残酷，如今我回头看，也觉得那场真的很强烈。

而马良结尾的那场也很意外。我一直在找结尾，每天如坐针毡、睡不着觉。有一天我看他发了一段微博，就准备找他去录。那时候其实已经半年没联系了，然后我去找他，那是他最新的体验。我觉得如果还像之前一样，天天泡在一起，可能他讲的东西不见得会有意思。而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之后，他突然跟我讲了那段令我毫无防备的话，他很会收集生活里的这些小情节。于是，在不知道如何结尾的时候，我就用上了这一场。

F：影片收尾的方式给我一种“倒推”的感觉。在观看时，我一度不能理解马良。他为什么在他父亲记忆消逝的这段时光，没有太多地陪在父亲身边，而是把自己的精力全都花在创作木偶剧上。这个创作虽然是他对父亲的一个回应，但他在上面耗费了太多时间。而最后那两场，其实构成了一种解答。你在拍的时候会不会对此有疑惑？

S：他们的父子关系其实在这些历程中没什么变化。真正转变的历程是发生在马良自己心里的。他投入的木偶戏，某种意义上是为了逃入自己的想象里。他很少去见父亲，说明他也不想面对这个现实。我们想做父子关系的变化，但影片最终其实并没有，我们最后选择把重心转到马良的内心。一开始，他是一个工作狂，对艺术有浪漫的想法，想做木偶剧，就花了三年时间做了。但随之而来的一切，将他逐渐“摧毁”了，但他也在其中收获了妻子与女儿，“下一个家庭”挽救了他。

F：你在映后时有谈到，你当着马良的面都喊他“马老师”，这蛮有趣的。在拍摄过程中，你是如何构建与拍摄对象的信任关系？

S：这花了我4年。拍摄本身其实挺简单的，但让对方能信任你，以及挖掘出他浓烈的私人感情，挑战其实很大。艺术家通常是敏感的人。“马老师”其实是一种很舒服，且渐渐变得亲昵的称谓。你要对你的人物找到合适、舒服的方式，既不会太过冒犯，又不会太距离太大。

F：这个点还挺微妙的，因为你的拍摄对象是艺术家，但很多拍摄艺术家的纪录片会更倾向于他的创作，更倾向于创作历程中的挣扎。但《时光机》有点像把两种题材进行杂糅。

S：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拍艺术家的片子其实都没有拍到心里去。马良是一个很好的人，无端地就很信任我，然后我也花了很多时间与他相处。“艺术家纪录片”的创作通常没有亲近的时间，拍摄对象也不会非常信任你。我们不选去拍摄一种“艺术家纪录片”，是因为我们想讲一个“生命的故事”，那是我们想讨论的主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变得跟他无比亲近，跟他的家人们无比亲近。

实际上，我与马良的岁数差得挺多，我没办法成为他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知心朋友”。也许，如果这部作品交给一个40多岁的导演拍，会拍得更好。此外，摄影机的在场，无论如何都会膈应人，这个在处理上也有一定的难度。

马良摄影作品

F：所以，《时光机》在最终成片的时候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S：其实有不少遗憾的地方。因为我主管前期的拍摄，而后期的剪辑做了很多的努力，弥补了前期的部分不足。此外，我觉得摄影风格应该更统一，每一个场景适合什么样的感觉，需要更完美的契合。然后父子的关系，我们还是想拍到更多、更好的场。虽然这不太好拍，尤其是中国式的父子关系，这个也是一种“必然的遗憾”吧。还是想拍到更多父子相处的场景、会有更多有趣的细节呈现。

F：最后，能谈谈你平时喜欢的纪录片吗？比如今年的这批新作里，最喜欢哪几部？

S：我更喜欢非传统的、与剧情片在形式上交融的纪录片，比如《蜂蜜之地》（Honeyland）、《为了萨玛》（For Sama）是我今年纪录片的TOP2。《蜂蜜之地》大家都很熟悉了，它可以说是我心中完美的纪录片，没有缺点，也是我未来的创作野心所在。《为了萨玛》则是一个叙利亚的纪录片——在战争的大背景下，一个怀孕的母亲拿起摄影机进行拍摄，真是拿命换的片子，太棒了。

F：这类偏剧情片拍法和剪法的纪录片，今年令我印象很深的也是《蜂蜜之地》，以及还有一部叫《狩与猎之间》（When Lambs Become Lions）。

S：现在的趋势是这样的，而且会越来越极致、拍得越来越好，反而是剧情片也许越来越没有想象力了。纪录片不仅要求真实发生，而且讲故事的方式越来越精，如今拍法的趋势就是“没有依据采访、就是真实发生”，叙事线索处理得特别好，摄影的水准也很高。比如《蜂蜜之地》的摄影就好在其镜头语言准确、画面构图出色。

F：这也是中国的纪录片里比较稀缺的一类作品。

S：中国的纪录片的年轻的创作者们很好，但市场的压迫太强了，才华随之消失。当然，现在也慢慢好转，从《归途列车》出了之后，大家都知道纪录片作者不用在“下水道”里创作了，可以出来做很好的作品。外国有很多此类风格的纪录片，已经形成脉络，而中国的纪录片作者也在慢慢出头。

F：《时光机》在创作观念上与你的喜好与审美是非常惯通的。

S：对，当然，我也喜欢很多中国的纪录片作者，比如张以庆（《幼儿园》），影响了我很多。于我而言，如今的剧情片已经越来越缺乏想象力，而纪录片却没有丢失这份想象力。

F：风影电影

W：大象点映CEO吴飞跃

F：《时光机》在上海电影节和FIRST青年影展都做了放映，口碑不错，那么之后上院线的计划是什么呢？

W：我们之前的纪录片《零零后》采用了点映+全艺联的发行方式，合作的效果挺不错的，两种模式可以互补，做到持续放映与高上座率。我们希望把这个经验用到《时光机》上来。初步计划明年上半年上映。

F：大象点映合作的《我只认识你》和《时光机》都关于“阿尔兹海默症”，不过这两部作品都选择把残酷的一面抹掉，予人温情脉脉的部分。你是如何看待这两部作品对于受众的意义呢？

W：很多人的家庭里都会碰上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情形，在病情发生的时候，家人是挺痛苦的，而《时光机》这部作品能够起到的一个作用是“治愈”。这可能也是东方人比较习惯与喜欢的那种处理方式，把一件表面上比较残酷的事情拍出它温情的一面，对共同遭遇的人都是能有所治愈与释怀的。

当马良最后说起“父亲不认识他”的时候，仿佛开玩笑一般，但事实上他的内心肯定也经历过很痛苦的阶段，但直到最后他才把这些东西放下了。

F：发行方面，主打“父子情”是绕不开的，但会不会担心作品中一些“复杂面向”会引发争议？比如马良把自己的精力花在创作木偶剧上，与创作初衷有一定的矛盾，而这也是他自己谈到“二选一”时的迷茫。

W：马良的这种矛盾源于他的艺术家身份。他的艺术创作是有鲜明的私人色彩和强烈的表达欲望。他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我很理解。这些地方也是纪录片有趣的地方，里面的矛盾与困境，不会像好莱坞公路亲情片一般，得到圆满的解决方案。

风影纪录片分队-《时光机》评分

奥特小曼

7.5分

极好的纪录片，从开头到结尾仿佛一个循环，讲述了一段感人的父子情与艺术的传承，十分煽情。影片的叙事像剧情片一样有着明显的结构，有开端发展和高潮，很吸引人，讲述得很清晰。作者很会捕捉生活中的细节，很多剪辑可以看到灵气之处，结尾处关于父亲的一段特写镜头简直是神来之笔。如果把这部影片献给出生的孩子来看，将会是一个厚重的成人礼。

徐若风

7分

今年国产纪录片中必看的一部。摄制强，最后两场非常打动人，落位很漂亮。将自然的生活痕迹进行精确的编排与剪辑，从而达成带有双面性的纪录片叙事，对于处女作纪录片而言是出彩的。稍显可惜的是，双线之间的交互做得不足，导致交杂在一起后的戏剧张力有所缺失。

孟浪

6分

接近而立之年的我原以为自己早就过了那个被煽动的年龄，没想到看这个片子时居然在影院哭得一塌糊涂。影片在情感落点的塑造上绝对是胜过《四个春天》的，整个剧情的发展也有着清晰的起承转合，当然也可以说是充满了设计感——从事件建置（父子合作）到核心矛盾（剧团前景与家庭关系陷入双重困境）再到危机解除，都很有逻辑性。但必须要说的是，导演的视点是有爱的、是关怀的，尤其是对父亲失忆前后的数次关键点捕捉都埋了伏笔。当影片结尾，父亲对着镜头询问导演自己究竟“有没有看过儿子的木偶剧”时，那种无奈感造成的冲击力，足以让人动容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