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

　　 郭宝昌完全是在吹牛逼。首先，郭宝昌说自己在宅门生活26年，而实际上，他是被郭家收养，12岁以后才进入乐家大宅。郭宝昌生于1940年，也就是最早1952年才进入大宅，而1956年乐家大宅就被充公了。所以郭宝昌的宅门生活不过4年。 　　 乐家人发声之前，一直说自己写的就是同仁堂，一直把自己往人家乐家人身上贴。非说自己是宅门少爷。实际上他不过是被人卖来卖去的一个苦命孩子。后来被郭家而不是乐家买了。后来郭家老人死了，没办法才被郭榕女士接入乐家宅门抚养。而乐四爷也就是郭宝昌口中的养父，并未承认这个孩子。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他都姓郭，而并未入乐家族谱。还自己吹牛逼说不愿意改，是人家根本不认。 　　 不认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郭榕女士并不是如郭宝昌所说，是乐四爷续弦的太太，而是乐四爷在七十五岁的时候收房的一个丫头。连婚礼都没有。什么叫丫头收房？宅门里买了丫头，使唤到二十几岁，如果一直嫁不出去，就会被老爷留下做个暖床丫头。根据乐家人的回忆，这个郭榕女士应该是智力上略有问题。每当别人叫她姨太太的时候，她总自己抽自己的嘴巴，用自残来表示不同意。别人问不是姨太太是什么，她自己说我是二太太。这时杨九红的原型"瘪爷"就会出来嘲笑她--比我还大呢，我才是四太太，你都是二太太了。当时乐家认可的太太其实是这位瘪爷，因为乐四爷在家里行四，所以叫四太太。郭榕女士因为智力上的少许缺陷，以为原来的太太死了，自己就是二老婆，就该是二太太了。但实际上中国但是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根本不存在第二个太太这种叫法。 　　 这位瘪爷，也就是杨九红的原型，并不是什么妓女出身。估计是因为一直瞧不起郭宝昌的养母，因为那个年代，收房的丫头是很没有地位的。所以在郭宝昌的作品中被填了个比自己养母更不堪的身份。实际上瘪爷是济南当地的丐帮帮主的女儿。因为早年走江湖卖艺摔了鼻子，所以府里私下都叫她瘪爷。而乐四爷能在济南把生意做得那么好，也是全仗这位瘪爷家的帮忙。 　　 乐四爷本来在乐家不受重视，所以被家族排挤。因为年少时干过很多荒唐事。郭宝昌作品中三老爷子的很多事迹其实是这位乐四爷的作为。所以家里给乐四爷捐了个候补道就打发到济南去了。本是不想他插手家族生意。结果乐四爷违背了不可私开铺子的祖训，第一个在济南开了自己的铺子。也正是因此，赚到了不少钱，后来收买了同仁堂很多股份。不过即便如此，实际上同仁堂一直都在四房的管理之下。而乐四爷是乐家三房。四爷的生意一直是济南的两个铺子，后来把孙子乐大兴过继给自己无嗣的侄子乐鉴秋，乐四爷家才在北京有了铺子。 乐四爷本身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乐铁庵并不像郭宝昌写的那样没出息，而是一直在管理济南的宏济堂，乐铁庵死后，就交由自己的儿子乐芝田打理。郭宝昌大导演为什么要故意黑他口中的养父的儿子，原因只能大家自己揣摩了。 而作为郭家的养子，郭宝昌即便继承遗产也只是继承他养母郭榕女士的一些私房钱。并不能跟乐四爷的两个儿子乐铁庵和乐绍虞平分秋色。 至于为什么要把真正的四太太黑成妓女，还借自己养母的口一次次骂人家是千人跨万人骑的窑姐儿，为了把自己养母抬成正房不惜连对自己有恩的乐四爷都黑成一个老流氓老糊涂老混账，把人家乐四爷真正的继承人黑成卖国贼败家子，笔者于此实在不好揣测，大家自己思考吧。

最后剧本开头采购的老人带着少东家去买黄连的桥段，坑蒙拐骗的一锤子买卖，乐家是更不会干的。同仁堂多年来能够屹立不倒，靠的就是诚信，多顾客货真价实，对上游的药材商也是从来不肯亏待的。每到药材丰年，乐家仍然是以往年价格收货，一分不少自己常年采购的老铺，而遇到药材质地普遍不好的年景，乐家也是正常收药材，但是绝对不会用不好的药材入药做丸，而是收了质量稍微差一些的药材免费发给买不起药的邻里乡亲，如果药材实在太不行了，干脆就销毁。只有这样诚信做生意，大家一起赚钱，赚干净钱的铺子，才能屹立百年而不倒。要是像郭导演剧本里那样子进药，只消一次，就再不会有人卖药给你了。恐怕这就是郭导演人品的体现，更是他非大家族出身而好占小便宜的性格使然吧。

二老太太，白景琦的母亲，当初白家老太爷在白家危难之际将白家托付给了她，人称“二奶奶”。

一介女流，却让白家顺利度过了艰难的日子，关键是能让白家起死回生，重新盘回了白家老号，让百草厅又姓了白！虽为女子，却比男子更精明、更深明大义，可谓一世英名，但她一辈子里最没看开的就是，她其中一个儿媳妇——杨九红！

更是在去世前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不许杨九红戴孝！”连猫狗都披麻戴孝，杨九红却不能。

只这一句就彻底的否定了杨九红的身份，也成为了杨九红终身的痛！杨九红为此一生都活在痛苦之中。

每次看大宅门，我就会对杨九红的命运产生一种谜一样的思考。

为什么英明一世的二老太太坚决不接纳杨九红？待杨九红宽容一点呢？

如果白景琦不幸早于她死亡，而白家处于另一个危机中，她和白文氏携手渡过了难关之后家族再振，是不是能够更加让人高兴？

要知道杨九红在白家因东北战乱，而被切断了购买药材的路，白家百草厅陷入无药可用的危机之时，

主动站出来请求去关外办药，并且女扮男装成功说服白景琦，带着槐花一起去关外办药。

在关外办药历尽艰辛，终于成功把药办回，解决了白家的危机！俨然就是年轻时的二奶奶~

但是，考虑再三，我以为杨九红这个角色不应该走这个路线！

因为如果走了，这片子就不叫“大宅门”，该叫“百草厅传奇”了......大宅门，宅门里有恩怨，有爱恨，也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是非。有传奇，如白文氏，白景琦，有悲剧，如黄春，杨九红。

01 白文氏

白文氏这个角色，本身是一个叛逆者，以女性的身份在男性的世界中大放异彩。

但实际上，她对于传统的观念却奉若圭臬。

她在白家穷途末路时顶门立户，在她看来是不得已的。白萌堂（白景琦的爷爷）死前让她管家，她要求交给丈夫，自己协办。这是她作为女性，最终希望退守家庭的表现。

在长房的几个孩子成人后，她说“今后我就不管事了，吃现成的”，全无恋权的表现。可以说她虽然事事精明刚强，但实际上她愿意扮演的是一个传统女性的角色。

退居幕后，成为丈夫，儿子的协助者，这是传统观念给“好人家姑娘”的一个标准，一个归宿。

她并不理解何为忠君爱国，但她对不能造反，不能犯法深信不疑。这种心态和信奉观音菩萨没有区别，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是训练有素。这是她所处时代的社会常识。

所以当季师傅说“唐宗宋祖，这些祖宗如果都是忠君爱国之辈，哪儿轮得上他们当皇帝？”

她表露出的是吃惊甚至害怕的表情。

斯琴高娃演绎的极好，正当盛年的白文氏，对外八面玲珑，对内乾纲独断，可听到这句话却马上畏怯地低着头，抬眼自下而上看纪师傅，小心翼翼地说，“季师傅这话，处处透着新鲜。”

为什么新鲜呢？因为在当时，敢于发表这样言论的人不但少见，甚至有点造反的嫌疑。

对于白文氏而言，对于这样的说法，她估计前半生想也没有想过。若不是生意人的精明和会说话，大约就要扭着季师傅骂一顿了。

封建等级观念，封建宗族观念，封建女性地位认知，都是长在她脑子里生了根的东西。她在前期因为有宗族观念，因此认为“家不能散”，所以苦心孤诣，忍辱负重，几次对于白三爷以德报怨。

这不是因为她认为三爷还有救，而是她一直挂在嘴边的，“只要是白家的人我就不能不管……”

她嫁到白家，自己本身就成为这个家族的附属。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作为女主角，很多故事片都喜欢给女主角起名字，即便白亚萍这样的配角也是有名字的。

但二奶奶没有名字，我们会发现她始终被称为二奶奶，或者白文氏。她的个体属性从一开始就是消失的，但凡她出现，代表的就是整个白家。她即是掌舵者，又是卫道士，同时她也是奴隶，是附属。

而她对此并不痛苦，她是毫无知觉的接受的这一切，并且成为制度的代表。

制度，哪怕是礼法制度，阶级制度，宗族制度这些被冠以封建前缀的制度，是有它们的力量的。

比如在动乱时期，是宗族制度凝聚了整个家族的力量，使得这个家族得以中兴。白萌堂死前说“绝不能分家”，就是这个制度的映射。白文氏反反复复的说，“这个家不能分”。

她说不出为什么，但是她却始终捍卫这一点。因为她知道，分家就是力量的削弱，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中，防止资源，财产外流的方式，就是家族体系的紧密联系。

但这些制度也有弊病 ，比如黄春要生孩子之前，白景琦嘱咐她说，“大宅门里是非多，受了气忍着点，等我回去再说。”

包括三爷的种种作妖行为，都是大家族带来的阴暗面的集中体现。

因为具象到一个人身上，显示出了最大的戏剧性。（演员刘佩琦对这个人物的杰出塑造，又让这种阴暗面显得更荒诞和滑稽。）

02 出身即是原罪

作为这一切制度的代表标志，白文氏对于杨九红的冲突就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的冲突是门第和阶级的冲突，也是权威和反叛的冲突。

杨九红的出身即是原罪。

因为她是“瑶姐儿”，是不容于封建准绳的，她可以作为外宅放在台面下，但是却不能进入体系内。就像白文氏买通常太监时，她知道这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一条路，但绝不敢和白萌堂商量。

因为这也是违反了体制的，可以做，但不能说。

因此她对白景琦娶杨九红也是这个态度：你可以打擦边球，但你不能去挑战大宅门的权威。这件事可以做，但不能拿上台面。所以杨九红想要进入体制，是根本不可能的。

娶妻的准绳就是良家子，好人家的闺女。即便贫穷，但是不能出格。黄春是名门之后，槐花能够做白文氏的丫鬟，也是清白家世，而最后一个“抱狗的秀儿”也一样是来自一个循规蹈矩的社会底层家庭。此外如乌宝生的女儿翠姑是乡下丫头，但也是本份人家。

本份，是白家娶妻甚至纳妾的规矩，就好比当铺里无论多好的料子也要喊“虫吃鼠咬”，不为别的，只因为“这是规矩”。

而为什么要有这个规矩，大部分人是不记得也不理解的。所有人按照规矩本份地扮演螺丝钉的角色，让家族乃至社会有条不紊的运转，这就够了。

杨九红并不是一个例外，她有和白文氏一样的传统女性认知观念。所以她洗尽铅华，想要做个从良的贤妻。

她见黄春，见白玉芬，都是低眉顺眼，曲意迎风，完全没有了她在妓院里那种泼辣欢脱的性格。她真心实意想想进入这个封建体系，她的不幸也来源于此。

若她一路泼辣到底，不去试图融入大宅门，或许不至于到最后的下场。

她唯一的一次觉醒式的反抗，是怀着儿子想走。这一次的杨九红是最勇敢，也最本色的一瞬间。

但是命运容不得她，她流产了。从此一蹶不振，越发沉沦不起。她像那个世道上很多的人一样，被世道挤到边缘，又不得不回到原本的轨迹中。

03 那时的女人们

杨九红是一个悲剧角色，但也是白文氏之外最出彩的女性角色。她不断爆发出火花，不断在问“为什么”。

而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大部分的女人并不问为什么。她们默默忍受一切。

三爷的老婆三奶奶，人称小辣椒，她泼辣厉害，可是她默认丈夫纳妾鬼混。

白玉芬和黄春都是名门之秀，性格也都很刚硬，但面对白景琦娶妾，她们也只是顺理成章的接受这个结果。

关香伶更加典型，她到二十三岁还没有嫁人，最后却因为书香门第不能悔婚，远赴新疆去嫁给已经落难的詹家人。她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认为这是女人的本份。

杨九红是这个戏的一个“眼”。

她的存在让故事变得多面——天不怕地不怕的七爷，却不敢反抗真正根植心中的权威。

二奶奶一世厚道，却在最后让人母女生离。白家老号行善积德，可这大宅门却吃人不吐骨头。

她是一把俏丽的尖刀，挑开一道缝隙，把软弱和乌糟暴露无遗。把平面化的传奇英雄，变回血肉凡胎。没有她的悲剧，这个故事圆满不了。

04 观念下的同化

最后要说一下，白文氏为什么抢走孩子？这恰恰是白文氏善良。

但这种善良很可怕，为什么呢？

因为她知道小孩子的母亲是瑶姐，怕孩子行差踏错，怕她因为自己的母亲吃苦，怕这个孩子会遇到什么不幸的前途。

她一心怜爱这个孙女，带在身边亲自教养。

我们从《红楼梦》里的探春可以看出，母亲的社会地位低下，对于一位小姐是有多大的影响。

白文氏在为孩子打算，但她的体制也是真的排斥孩子的母亲。

于是她很自然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割掉孩子的“先天病灶”，把她和母亲隔离。

在她看来，杨九红是一个闯入者，闯入者的死活无关痛痒，但代表家族一部分的孩子不能有任何损失，她以一个保护者的心态，做出了令人发指的残酷举动。

佳丽最后确实变成了一个合格的大家闺秀，也做起了贞洁烈女。（婚后不久丈夫战死）

在那个时代，分分合合，离婚再婚也是常见的事，但却有这么一个大好年华的女人，青年守寡，为了一个没有见过多久的丈夫不言再嫁，可见这种白文氏给予的同化，是多么的彻底。

在这种故事里的从一而终，爱情占了三成，七成是观念使然。

白文氏希望孙女过得好，最后却让她终身凄凉。

v号：墨落文化

《大宅门》的时代可以结束了，不必再夸了，再夸下去就是笑话。 这部剧当年为何火，实际上渗透了一种情怀——即改革开放一代对自己的意淫。这种意淫，可以用三个词概括：流氓、嘴贫、能挣钱。白景琦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大宅门》是一碗老鸡汤，由四十年代生人的老大哥郭宝昌熬出来，给六十年代生人的弟兄们喝，喝出了一个又一个收视狂潮，这不得不说是邓公的功劳，他老人家允许人民向“钱”看，从此开启了五零后六零后乃至七零后的致富梦想，但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的教育水平比现今要低，国家经济又出于大跃进之中，各类法制不健全，处处都是逾规暴富的例子，什么养鸡养牛养鸭子，宰猪杀羊喂蝎子，去广州深圳批发电子表电灯泡，倒来倒去的，全都发了。但在那个封闭与开放并存的年代，说到底，就是自己来点小骗，骗了另几个小骗子，随即满心欢喜，自封为亦正亦邪的江湖大侠，自认前途已堪比范蠡雪岩，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请注意亦正亦邪这几个字，可以说，改革开放一代是最早意识到此四字魅力的人，文革时与文革前，提倡革命，提倡道德，投机倒把者要抓起来，改革之后，风气渐松，亦正亦邪的倒爷儿立马成为社会新宠，什么革命社会四大件，手表自行车，早是穷人的象征。现在你得做生意，你要学得坏坏的，这样才有摩托汽车和女人跟着你，白景琦，就是这一代人的图腾之一。而且我发现此风气在电视剧界虽已是日薄西山，但仍有延伸之势：《血色浪漫》，《正阳门下》，皆有此种倾向。 当然，此风气虽有其空洞无聊之处，却也有其坚持的原则，但其原则亦可说是空洞的，为其衰落做了底部垫脚的圆木，这个原则就是：我虽然是倒爷，我坏坏的，我沾花惹草，又能赚钱，但我还要对老婆孩子好，还要严格教育下一代，还要孝敬长辈，撑起家庭，这是原则，我绝不改变。没错，又是白景琦。这其实又很符合改革开放一代的价值观，因为两部《大宅门》的播放年代是两千年左右，改革开放一代大多已经结婚生子，而且孩子都不很大，老婆又正是七年之痒，处在和婆婆闹矛盾的阶段，可以说，恰是中年危机的开始，《大宅门》的出现，给了这批男人很好的意淫范本，他们一边干着体制内工作，一边弄点小买卖，把自己幻想成白景琦——家境殷实，略有雪月，内不负妻儿父母，外可脚踢三市，拳打五街。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最终也只能是糊里糊涂地过一辈子，赚的不多不少，然后被留在大城市的儿女一扫而空，做了首付。这一代人的命。 时代变了，教育变了，现代年轻人往往接受美式政治正确，崇尚平等法制，动辄要求权利。从知识上说，他们多才多艺，钢琴绘画，多少都懂，数学外语，比自己父母不知好到哪里去。对家庭的观念也不再是“我要撑起家”，而是“家要撑起我”，对爱情也不再是“墙内有偶，墙外引花”，而是“花丛乱舞，不知有婚”。社会呢，人大颁布细则无数，中央也要禁吃禁喝。白景琦们吃不开了，钱不好挣，还要看儿女脸色，多年的风花雪月，到头来还是枕边黄脸婆。这时候，他们就开始了另一种迷信，即对外国的迷信，对儿女的迷信，外国制度好啊，养老有保障啊，教育水平高啊，空气很新鲜啊。你看你爹，当年用两瓶茅台混到科长，在国外，哪里会这样？人家讲实力啊，不搞这些，送酒要抓起来的。你去吧，学点有用的。 先前郭宝昌导演被拍了一部纪录片，说是成名后回老家，闻说亲戚的孩子辍学，郭导大怒，当面怒斥，骂俩孩子没出息，不上学哪里来出路？现在看来，郭导虽然说得对，但也未免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大宅门》之后，郭导又拍了《宅门逆子》，然后便是个三部曲，分别名为：《门可罗雀》， 《鸦雀无声》，《销声匿迹》……相信这里面既有年龄的原因，也有不能高飞的无奈。 据说郭导是张艺谋等人的大哥，那就算是吧。 弟弟们到底还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