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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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观不是富贵，富贵也不是许三观。但《许三观卖血记》注定会活在《活着》的阴影下扭曲成长，两部作品前后相隔十来年（1993年至2003年），如同这个国家的前后十年，都有着迥然不同的走向。一个作家的代表作永远只有一部，其它注定只能是陪衬，但这并不妨碍其它作品的声名远播。如著名作家杨争光的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被公认是其代表作，但其佳作《老旦是一颗树》，被欧洲导演高兰改编拍成了爱尔兰版的电影《哈里如何变成一颗树》。

河正宇执导并主演了这部《许三观卖血记》（2015），被移植到六十年代初的韩国，小镇还有荷枪实弹的驻韩美军。但与片中尚且能生活下去，唯挣扎于内心痛苦的许三观，与余华笔下那些窘困无依的庄稼汉有着天壤之别，更不要说衣着光鲜，令人惊艳的许玉兰了。小说中许三观卖血真真正正是为了解决肚子，而在电影里的三次卖血，却是为了改善生活、吃上香喷喷的肉包子及为大儿子许一乐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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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活化成了喜剧，或者说从头至尾充斥着喜感，这是韩国电影必须的卖点。电影是视觉艺术，观众在感观上必须得到基本的满足，如果一味的只是《二泉印月》般的凄苦愁怅，观者在索然无味之后，影片恐怕也会吃败仗。小说中的一盘炒猪肝和二两黄酒，变成了馋猫们的肉包子和蒸鲜鱼，这只是口味的喜好不同而已。

影片采用传统叙事，显然并不想在形式上有新的尝试，这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甚至有莫明其妙的败笔，如闷闷不乐的许三观，突然跟桂花发生了一段关爱有加的戏码，以衬托他的矛盾与痛苦，这种生涩，当然毫不可取，只能说荒唐可笑。因为全片桂花这个女性角色只闪现过两次，并无交集，更无制造戏剧冲突的可能。但导演在影片的整体基调中，抓住了小说的根或者说电影中的魂。老老实实地在主人公许三观与妻子、大儿子许一乐之间展开，这增加了影片的可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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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当中天然地喜欢猜谜并执着于打破沙锅问到底。无疑影片满足了大家的窥探欲。通过验血欲昭告天下的许三观，万万没想到大儿子许一乐真的是大家嚼舌根口中何小勇的“兔崽子”。按他的话说是一个“杂种”，替那个混蛋白白养了十一年。许三观当然不服，当然堵得慌。他不停地找妻子许玉兰的茬子。以往夫妻俩当然爱的不得了，结果一出，完全改变了许三观的“三观”。

香喷喷的肉包子只给他的许二乐和许三乐吃，在他看来，那小哥俩才是他纯正的“种”。他撵走许一乐，让他去叔叔家吃红薯。好孩子许一乐乖乖地去吃红薯，但吃饱了红薯，还是想着吃肉包子。许一乐再次来到何小勇家，高喊着“爸爸”，让他给点钱，以后就不再叫他“爸爸”，保证不再滋扰他们家。但这个无情无义的何小勇不吃他这一套。何小勇如若不是这样的混蛋，那他以后的黯淡结局，也就不会令大家期盼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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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受堵的许三乐缩在狭窄的破巷子，仰天看着月亮，看着看着，月亮变成了一笼冒着热气的肉包子，刚想尝一口，却如水中月，晃荡一下就没了。妈妈找到他，抱头痛哭。与其说许三观给大儿子脸色看，不如说他是处处给妻子添堵，谁叫你生了何小勇的野种呢。妻子无可辩驳，事实本来如此。但最大的痛苦却是许三观。因为他最喜欢许一乐，孩子懂事勤快，还听话。他几乎找不到大儿子一丝一毫的毛病，却要每天挖空心思找许一乐的不是，他怎么能不痛苦呢。

只有当何小勇脑梗昏迷之后，道场做法事，需要这个他从不待见的儿子出面，呼唤“爸爸，请你回家”，才能挽回他的一条命，但许一乐无法假装，却真心地喊出了“爸爸，我要回家”。徘徊在外的许三观，这才进屋紧紧抱住许一乐，背着他，实现了这对父子俩真正意义上的回家。这也就为许三观舍命卖血的凑三万块钱，给许一乐治病，作了有力的铺垫，否则影片也就失去了存续的意义。

代价是许三观频频卖血差点送了命，没等来钱，却被“洗劫”一空，这滑稽的背后再次说明，人性是值得怀疑的，妻子却是靠得住的。为了给儿子治病，等不来钱的妻子，终走上了卖肾的道路，终落得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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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范畴的电影，结果必须是“香喷喷的肉包子”，如同影片开头的爆米花、大麦茶。这些看似经不起回味的喜乐，却印证了开端到解决的思路。至于小说中的真实，与影片中的虚幻，仅仅只是角色的对应，而无实质的联系和固化。河正宇和河智苑并不了解中国的过去，他们不是葛优和巩莉。他们只是在演绎他们自己。要理解真正意义上的许三观如何“卖血”，那只能去细看小说。

如果了解六十年代的韩国，看看这部电影也未尝不是一个参照。即便同样呈现六十年代的佳片《记忆中的风琴》，依稀能找到韩国某种共通的生活气息和景象。韩国电影的苦中作乐，扎根于这个民族的特性之中。哪怕在七十年代朝鲜电影《摘苹果的姑娘》，我们也能找到某种刻板喜感的印记。所以，拿小说与电影作比照，注定是苍白的了无生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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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考虑的是，既然韩国人能拍一部韩国的“许三观”，为何中国电影人不能拍？在1992年至1994年的中国，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和姜文，集中拍了《蓝风筝》《霸王别姬》《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等佳片后，几乎再也看不到这样出彩的光影了。《山楂树之恋》《归来》也只是打擦边球的表象，而非切入肌肤的再现，这是迂回而无可奈何的一息尚存。但他们渐渐老去，后来者将如何应承，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总不能随意地抹去，何况那段历史依然在现实中紧密回响。

很多知名的小说都有改编电影的可能，经过岁月的浸泡，它们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却因时代的诡异循环，而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这到底是时代的进步，还是退步，我们无从知晓，却倍感深重的茫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倒认可河正宇的这部《许三观卖血记》，哪怕它空有其壳，这并不重要，紧要的是它呼唤和刺激着中国人自己的神经，不要如此紧绷，哪天也能放松下来，好好地拍一部属于自己的《许三观卖血记》《老旦是一颗树》。

201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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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许三观靠着卖血换钱渡过了人生一次次的难关，以许家为主线，描绘了在六、七十年代一个家庭的酸甜苦辣，以简单的叙事、略带傻气的对话，将沉重的话题用轻描淡写式的写作方法表达人在面对厄运时对家庭、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求。韩国翻拍中国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在保留大致情节的同时，根据国情作了许多细节上的改动，使得作品更为偏向一部家庭伦理剧。

韩国翻拍中国小说，为了适应本国的国情，在细节上做了诸多改动。主角们的工作全都做了改动，小说中许三观是一名丝厂工人，而在电影中成了下地干活的农民，娶了玉兰之后，继承岳父衣钵，干起了卖爆米花的生意。许玉兰原是小吃店炸油条的服务员，在电影中成了卖油条的“油条西施”。许三观在追求玉兰时，请玉兰去胜利饭店吃了小笼包馄等食物，还在饭后买了话梅、西瓜等小食，而在韩国电影中，许三观和许玉兰就坐在小咖啡馆里，玉兰小口喝着咖啡，桌上是用报纸包着的猪肉；还送了小小一瓶香奈儿香水、棉花糖、包子、冷面、烤肉……韩国在翻拍时，考虑到两国饮食文化、日常生活差异的不同，选取了韩国典型意象作为传递文化的工具，使得韩国观众在看这部作品时能够更贴近生活、贴近真实。香水、咖啡馆这类代表资本主义的物品，在小说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但是韩国深受美国的援助，这也反映出追求女生手段方式日益西化、日益进步。

情节改动。小说中一乐非许三观儿子一说，仅仅是凭玉兰说漏嘴道出曾经和何小勇上过一次床和毫无根据的长相差别断定一乐不是三观儿子。而在电影中，则用铁铮铮的血型化验报告断定三观与一乐非父子关系，更有科学依据。如果说小说里许三观的绿帽子戴得不清不楚，那电影里就是板上钉钉。韩国在当时有足够的技术去判定，也符合国情，更有说服力，也进一步表现出许三观对一乐浓浓的父爱，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亲情让他们牢牢依靠在一起。

人物设定也做了相应改动。在小说中，何小勇和许三观一样都是一名普通的工人，这符合在六、七十年代中进人民公社平均分配的中国国情，每家每户一样穷。而在电影中，何小勇从兴趣爱好、屋内装修、服饰装扮都可以看出是富裕人家。这也符合韩国在六七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下部分人摆脱贫困的事实，也进一步通过许家与何家虽生活质量的不同，道出家贫而人心不散的感人温情。

结局的不同。电影中，将文革片段全部删除，韩国不曾经历过文革，主创表现不出文革的惨痛，韩国观众也无法体会文革带来的沉重。小说一直写到三个儿子长大，许三观年方六旬想要去卖血却被拒绝为结局，将一个质朴、会计较、甘愿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丈夫、父亲形象塑造得淋漓尽致。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家人的安乐，这份小人物在困苦面前展现的高尚是电影中表现不出来的。电影少了小说中的沉重，在面对一乐患病需要巨额医药费时，小说中许三观一人扛起了承担巨额医药费的责任。电影中，许三观同样是依靠卖血赚取医药费，但是在医院中不慎掉钱，用献血换来的钱被旁观者哄抢的时候，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许玉兰也为一乐的医药费不惜去做心脏移植临床试验手术，在经历了一系列苦难之后，一家人在饭店吃着包子与清蒸鲫鱼，在细微处遇见满满的幸福，苦难后的温情别样让人珍惜。小说中更多想要表现生存意识，而电影更多是要表现家庭意识。

韩国翻拍这部影片，情节的变动更多是为了符合国情。将中国小说中表现家庭亲情温暖的精华吸取，用本国文化去包装小说，最终成了韩国电影版《许三观卖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