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梦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作品很特殊。它是一部曾经上过院线的“小片”，小到人们在那个被《八佰》《信条》《花木兰》等“大片”刷屏的九月份轻而易举地忽视了它，就像一块石子投入大海，没有泛起任何水花。

《八佰》《信条》《花木兰》海报

但它又是一部沉重的影片，以渺小的身躯承载着生死的交汇，串联起人们对于2020年、以及整个后千禧年时代的“灾难记忆”。

在“打工人”概念兴起的当下，我想大家可以看看这部影片，从一个并不那么直接的角度了解一种“另类”“打工人”的生活。

这部作品就是《城市梦》，一部讲述小贩与城管的冲突的纪录电影。

《城市梦》海报

《城市梦》拍摄于2014年，拍摄周期前前后后长达一年，积累了600小时的素材，剪辑两年，

又（因为我们能猜到的一些原因）历经数年才拿到龙标，等到它终于登上内地的大银幕时，已然是2020年的暑期，距离开拍已经六年。

《城市梦》的导演，内地著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他于2016年的聚焦女性生育问题的作品《生门》，曾引起影迷群体的广泛关注。

导演陈为军

然而《生门》中女性面临的“生死劫”也同样降临在了陈为军的头顶：他被查出肝癌晚期，二十年的创作之路亦将随之结束。

于是，《城市梦》成为了陈为军的“告别之作”，这为这部经历坎坷的电影更添一份沉重。

更为沉重的是，《城市梦》中的“城市”指的不是别处，正是今年笼罩在瘟疫阴影中的武汉市，这使得此片的成功上映有了别样的意义。

纪录片《城市梦》

当然，《城市梦》的内容与疫情无关。它并不指向一次突如其来的、人人自危的灾难，而是朴实地复现了一个日常的生活情境，但这一情境所蕴涵的危机却同样是灾难性的。

故事相当简单：七十多岁的老人王天成与儿子王兆阳一家人在路边违规摆摊以维持生计，武汉市城管为了推进城市开发而欲将其取缔，针对这一矛盾，双方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斗智斗勇，似乎是再普遍不过的城市生活图景，“城管暴力执法”也不止一次引起年度话题，成为根深蒂固的职业刻板印象。

纪录片《城市梦》

事实上，《城市梦》的创作正起源于这样的刻板印象——2014年，《城市梦》获武汉市城管局的拍摄许可的那一年，正是大量有关城管的负面风波席卷的一年。

这正是《城市梦》的特殊之处。它既然在武汉市城管局的批准之下完成创作，那么必然会避免描绘城管的负面形象。

自然，《城市梦》不可能坚定地站在小贩的利益一边，进行达内、肯·洛奇式的现实主义底层控诉，因为任何“攻击”的苗头都是必须被掐灭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与多数观众的预期相违背，于是，《城市梦》也被一些人指责为“城管宣传片”。

对于这一点，制片人戴年文回应称，这是一部标准的纪录片，在一年的拍摄阶段，与城管局签好了互不干涉的协议，最终呈现出的影像也是客观真实的。

或许正因如此，至少在笔者看来，《城市梦》并没有沦为一个审查制度下的牺牲品，充斥着虚张声势的美化和作秀。

纪录片《城市梦》

从各种意义上而言，《城市梦》履行了其作为纪录片的责任与使命，制片团队尽最大可能不偏不倚地叙述了小贩与城管从冲突至和解的全部过程。

摄影机时而跟随城管们走入城管局的办公室，时而深入王天成、王兆阳的家庭生活，不加评判地模拟出两方阵营的视角，为各自的立场留下存在的空间。

从这一角度而言，《城市梦》很好地在审查大方向的限制之下做到了客观、公正、冷静与真实。

对于这样的特点，一些观众并不领情，而是倾向于指责此片的客观性实际上是“立场模糊”、“挖掘不深”的体现，这在笔者看来有一定道理，但不必过度计较。

纪录片《城市梦》

的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城市梦》，其主题都仅限于反映小民疾苦和基层公务员的辛劳；

当公民利益与法律规范、个人诉求与集体进步产生冲突时，电影只是以一个失真的美好大团圆掩盖了一切。

对于问题的症结，电影不想、亦不敢触碰，更遑论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这是中国当下纪录片创作环境中迈不过的坎，是观众和电影人都必须做的妥协。

纪录片《城市梦》

但《城市梦》另辟蹊径，将它的看点转移至别的方向。

小贩与城管的对抗阵营，虽然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但若考察这一阵营设置在影片中的功能，则可以实际将其视为一个预先设定的、概念化的情境，从此，电影展开了一系列的群像塑造和双线叙事。

这其实是剧情片中常用的手段，因此《城市梦》中的人物们更像是剧情片的剧本中激发戏剧张力的一组组道具，而不是镜头下的某种研究对象，“纪录性”被“戏剧性”所取代，成为电影的主要动力。

纪录片《城市梦》

这样的本末置换是好是坏，尚无法评说，但它却给《城市梦》带来了一般的剧情片都无法企及的精彩程度，许多观众看完后大呼“剧情片都弱爆了！”

由此看来，《城市梦》的内容素材之所以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一套剧情片的运作机制。

但即便如此，《城市梦》也不可能被归类为剧情片，它仍然保持着纪录片的本质。

纪录片《城市梦》

换言之，摄影机对准的人物，都是真实生活中的血肉之躯，而非由演员表演和角色设定组合而成的“人物”，也绝不是创作者可以随意调用的提线木偶。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纪录片是否道德？

众所周知，因为纪录片的内容理论上不包含任何扮演，因此任何过分的描绘都会加强它的剥削属性。《城市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此类争议。

如，王兆阳在二十出头风华正茂时因为一次工厂事故而失去了一只手。

纪录片《城市梦》

在影片中，镜头多次对准王兆阳残疾的手，试图通过凝视手上的伤疤来展示苦难、以获取观众的同情。

这其实一种非常剥削的做法，它是有效的，却是廉价的、毫无尊重的，应当予以避免。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剥削内容，《城市梦》中也存在另一些有刻意煽情嫌疑的段落，以及一些说教的台词。

纪录片《城市梦》

其二，纪录片是否真实？

我们在《城市梦》中看到的高强度的戏剧张力，是否完全是真实的生活？

即使创作者本身并无欺骗观众之意，但“纪录片”本身的属性还是可能导致“非真”的产生。众所周知，不同于剧情片，对于纪录片中的人物而言，摄影机是时时刻刻在场的、可以被看见、感知的。

摄影机必然会参与它所记录的事件，影响和干扰事件的发生，因此完全客观的记录是绝无可能的。

纪录片《城市梦》

如，许多人在镜头面前会萌生出本能的表演欲，在《城市梦》中，王天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丰富而夸张的肢体动作、语言和表情为电影增添了许多活力和幽默感，

但这些是原始的反应、还是面对观众的表演呢？影片中展现出的城管的耐心和优良作风，是否也有故意而为的成分呢？

继续往下深究，观众所面临的必然是无尽的猜疑链。我们绝无可能得知事件的本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经过摄影机和剪辑的权力赋予了意义之后的影像。

纪录片《城市梦》

与其试图追根溯源，不如来重新审视一下创作者想要赋予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难道只是市民城管一家亲的核心价值观吗？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所说的，这是一部“沉重”的影片。

沉重在它上映之路的艰巨，沉重在它是陈为军的“告别之作”，但更沉重在它讲述的不只是普遍意义上的百姓苦难，而是有特定地域限制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一限制就写在《城市梦》的标题中：

“城市”。

城市对于一些常住民而言，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空间；但对于王天成和王兆阳这样举家迁徙的乡民而言，是一个梦想实现的地方。

因为城市，他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权利和尊严。王天成虽然是个老顽固，但他的思想却很“先进”。

纪录片《城市梦》

“落叶归根”的传统伦理在他眼中抵不过他“在武汉十四年”的感情，他和王兆阳在电影中都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回家”。

因此，他们宁肯触犯法律，与城管局不断纠纷，也不愿放弃赖以生计的摆摊，因为摆摊使他们成为武汉市的一部分。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城市。

虽然电影给出了美好的结局，但事实却是沉重的。或许真的只有在摄影机严密的监督之下，城管局的领导们才能为王天成一家提供如此大的帮助，而现实生活中，在观众视线之外的地方，仍然存在着太多因为城市建设而的底层人民们。

纪录片《城市梦》

王天成一家要生存的权利，武汉市要发展的权利，二者的矛盾并不可能像电影那样被轻易调和，它的解决常常伴随着弱势一方的被驱逐。

这就是集体与个人的终极矛盾，它存在于每个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度之中，面临这样的矛盾时，我们应该如何权衡？

对于《城市梦》，每个人都会轻而易举地站在王天成这一边，这是电影的感染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呢？

纪录片《城市梦》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这是《城市梦》中一位城管所说的一句话，想必已然深深刻在了许多观众的心中。

面对庞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机器，每个人都是弱者，而本应来帮助我们的各种政策，却又常常像影片中的“背诵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那样充满形式主义，甚至反过来成为百姓头上的大山。

纪录片《城市梦》

《城市梦》并不是一次正能量的输出，也不是一次梦的承诺，观众需要透过表面的光明看清背后的黑暗。

毕竟，大多数观众和读者，一生都无法与《城市梦》的主角们“割席”，不论是小贩，还是城管——都是“打工人”，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

观于20201021am1030

初听《城市梦》，是影片来成都做宣传，邀请了当地城管部门和市民一同观看。

看着海报，觉得比较乡土气，带着一点偏见预判风格可能比较尴尬。

但是看过的朋友说，出乎意料的不错，有看头。当时拍片较少， 一来二去也没得看。

最后在每周的公益电影播放中，等到该片，确实值得一看。

感叹于王老爹的韧劲与“好斗”，城管的斗智斗勇。违法事实如何认定，必须准确测量摊位面积，在这个较量中，双方的来回博弈，剪辑得很有节奏。

片尾大家应该都松了口气，王老爹一家留在了武汉。为武汉点赞。

印象中好像还是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纪录片，去之前事先大致了解了题材，本以为会拍的很沉重或沉闷，不想作为一部纪录片，它的节奏却出乎意料的好，全程紧紧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情节推进的严密扎实，轻重缓急都处理的很有功力，甚至超过许多剧情片，看的过程中，几度被逗笑，有时又忍不住心疼的想掉下眼泪。

它更牵动人心，因为这不是表演，不是改编，它就是真实故事本身，拍下来的每一个镜头，都是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影片的主角王爹爹一家五口从河南老家来到武汉，挤住在脏破不堪的小屋里，老婆是癌症，自己是脑梗患者，儿子是残疾，早年在工厂上班时被压掉了一只手，儿媳妇也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妇女，这个家庭里，最明媚的角色就是王爹爹的孙女，正在上初中的少女萍萍，她爱笑，朴实可爱，成绩极好，是全家的希望和骄傲。

全家人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他们在街头摆的地摊，王爹爹买衣服鞋垫和一些杂物，儿子卖水果。这个地摊所在的市口，生意很不错，王爹爹在这里做了两年了，这份生意的收入，支撑了他们付房租，吃药看病，孩子上学等所有的开支，但是这份生意即将保不住了，这里被规划，将要成为珠宝一条街，自然是不能再允许王爹爹的地摊存在了，就此，开展了一场王爹爹和城管队斗智斗勇的大战。

全片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王爹爹，这个七十多岁的倔老头，承担了这部影片中几乎所有的笑点和泪点，若不是他的顽强，大概这出戏不出三个回合就会结束，面对城管，他几乎拿出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全部手段，一个人光着膀子就敢对抗一整群带着盾牌头盔的城管队员。他可以前一秒还笑脸相迎，让你放松警惕，后一秒就马上暴跳如雷，大打出手。他有三分无赖，三分狡猾，三分不要命，但他最令人的动容的，是他眼睛里不时闪动着的倔强，是那份对妻子的温柔，对孙女的期望和疼爱。

除了王爹爹以外，另一个最触动我的人，是他的儿子，他看起来也就不过三十多岁，大概是我们的同龄人，但他的面容明显比同龄人衰老和疲倦，他不像如今的70后80后，人到中年很多都开始自我觉醒，开始追寻梦想和思索人生的意义，他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妄想，贫困和逼仄的生活，让他每天从早到晚只剩下进货看摊，没有任何个人的追求，大概也完全不敢有。很多个夜色灯火中的镜头里，他的脸其实仔细看去，是英俊的，收拾收拾想必是个好看的男人，但是却常年带着委屈愁闷的表情，只有在和女儿说话的时候，才会露出一线明亮和温柔。

作为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若不是还有这样的电影存在，我大概很难真正理解这群人的辛酸，虽然他们离我这样近，但对我而言，只是我每日匆匆走过街头遇到的路人甲，我会理所当然的以为，大家住在一个城市里，就理应过着相同的生活，其实他们生活的艰难，是我难以想象的，住在脏的要死的水果车里，从来没去过任何干净整洁的场所消费，为了保住摊位，要在街头撒泼打滚大打出手，躺在马路中间以命相搏，为了生存，他们所付出的隐忍和努力，我从来没尝过，在黑暗的影片里，闪过的每一个记录他们生活的镜头，都在撞击着我，提醒着我，我自以为艰难的生活，其实已经是多么轻易，多么幸运，我的那些烦恼和压力，其实是多么渺小到不值一提。

有人说，城管的形象在这部片子里是颠覆性的存在，他们一改往年我们在各种新闻里看到的蛮狠，几乎是委曲求全的，忍人所不能忍，甚至用出了卧底这样的手段，去和王爹爹一家周旋，让人顿生好感，好到简直不像真的，城管的副队更是说出了“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这样的话。是的，我也觉得这样的城管可能存在，但大概只是凤毛麟角，也许只是存在于镜头之下，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可以这样做，至少说明了，每个人都从内心深处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城管其实也知道，那就是面对弱者时，给予最基本的尊重和保护，这是基本人权，这是任何“顾全大局”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词都解释不过去的人心正义。

每个人置身城市之中，都必定心怀自己的城市梦，王爹爹一家有梦，他们想在城里扎根，想活下去，城管们也有梦，想让城市变的更干净，更文明，当每个人的梦都很迫切，都有坚定的意志要执行下去的时候，那么往往被牺牲掉的就是弱者，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在阴暗角落里被捂住嘴，看不到的眼泪和哭喊。人若只是看到自己的梦，看不到别人的梦，你的梦就会成为他人的地狱。

王爹爹一家和城管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两个梦的冲突，这种冲突通常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但这部电影试图寻找一条路，告诉我们在冲突发生时，并不是注定只能二选一，而是可以寻求共存共生的。

电影之后的讨论会上，监制陈梁说：“每当你去敲击社会绷的最紧的那根弦，就一定会带来震动，听到回响”，其实，谁都知道中国社会最紧绷的弦在哪里，但敢于去敲击的人几乎找不到，所以这样的选材是勇敢和珍贵的，虽然也必定要有取舍和妥协。

有人说，这个电影的立意是对城管的洗白，有主旋律电影的嫌疑，但我却更愿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它的作用，那就是让人们去看到一种我们更期待的城市管理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或许不够强硬，不够有效率，不够“秋风扫落叶”，它的成本更高，更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更透明受监督，它更温柔，更懂得尊重，更能站在“弱者”的角度上去着想，能够真正的去尊重和保护这些“低端人口”，而不是强硬的把他们当做垃圾清扫出去，当做蟑螂那样一巴掌拍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希望这部电影被更多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被在一线执法的城管和警察们看到，若你是城管或警察，无论是领导还是一线，若你始终坚持用这样的方式工作，哪怕没法出政绩，我也会深深的尊敬你，若你不是，那么愿你看完此片之后，好好的反省自己，真的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当然，我不会因为这部片就对中国的城管工作过于乐观，不会盲目的认为全世界的小贩都像王爹爹一样难搞，他们大多数都还是畏于权威默默的走开了，而当然也不是全世界的城管都像胡队长一样温柔，他们通常没有这样的耐心，居高临下的姿态是更多的。但我也不赞同有些人认为这部电影是在粉饰太平，故意去丑化小摊贩，或美化城管，客观的来说，它对双方的形象呈现都是比较全面立体的，王爹爹除了蛮不讲理之外，其实对家人也有满满的保护与温情，城管队虽然有脚踏实地，耐心交流的队长，但也存在着不下现场，只顾施压的官僚作风，这些都是没有回避的部分，它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人的矛盾性，它不是作为一个标签存在的，这样的取材也看出了一个导演本身丰富的人性观。

首映之后，现场有一场热烈的讨论，我在现场也向制片人戴年文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的老百姓为何如此热衷于闹呢？能作能闹，是不是会得到更多帮助？会哭的孩子是不是更会有奶吃？为什么当遭遇剥夺或不公时，更多人本能的反应是把希望寄托在躺大街，拼老命这种极端的方式之上，为什么人们宁愿上访而不愿意走正规的法律路线？对比其它默默无闻，被城管一赶就赶走的小贩来说，王爹爹的闹确实换来了更好的结果，他得到了帮助，得到了一个新的更整洁的摊位，而其它人走了就是走了，什么也没了。

这样的例子，是否会成为一种变相的鼓励呢？当老百姓开始迷信极端的上访和闹会有作用，那么就必定带来更强硬的镇压，如此将形成恶性循环，如何终结呢？其实，根源还在于法制建设，给出更多的正规渠道，让这些渠道更容易，不要让老百姓对正规渠道失望甚至绝望，被逼只能用王爹爹的强硬方式来解决，愿法律更仁慈，更能考虑弱者的利益，而不是一味的强调维稳和谐，虚假的和谐之下如果隐藏的只是被捂住的呼喊，被憋回去的眼泪，这样的和谐只会让人感到越发绝望。

看完了这部纪录片之后的好几天，从此我走在路上，看到街边卖水果的大爷，心中都会有一丝温柔的牵动，我想起了王爹爹一家，好像他们再也不是与我无关的人，我很感激也想看到更多这样的电影，虽然它的上映想必是非常不容易。

它提供了一个样本，鼓励大家都向前一步，最终能够伸出双手去合作，而不是发起更多的战争和敌对，尤其是鼓励那些掌握着权力，掌握着资源，受过更多教育，更有全局观的“强者”们能向着“草民”们多迈出几步，不是驱赶他们，不是侮辱或暴力相向，不是去把他们当做麻烦和阻碍，而是更多的付出耐心和同理心，伸手拉他们一把，对“强者”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对“弱者”来说，这就是全家的命脉，是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愿这座城市得以守护所有卑微的梦想，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提醒自己，莫以善小而不为。

和在座各位可能不太一样，我是作为一名城管人，和同事们一起观看地这部影片。其实很早我就对这部影片有兴趣，奈何排片太少未能成行，单位给我这次特殊的观影机会真的非常开心，所以想把我的所思所想也记录下来，也是对我喜欢的城市，我喜欢的职业，和我喜欢的导演的尊重。

「关于真实性」

看到一些短评认为这是一部城管宣传片，充满主旋律，背离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关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想法。首先，我所熟悉的城管执法日常早就不是那些打砸抢了，我不否认曾经有，但现在不可能也不再允许，所以片中展现的执法方式真的只是常态。其次，我真的不觉得片中的执法手段高明到要用演的，细看就会发现，中间也暴露出城管工作中的很多问题，不完美正好就是真实。我们有需要改进的，我们也一直在成长。

「同床异梦的人」

其实我觉得片中最有意思最值得琢磨的人是王天成老爷子。他在片中的种种语言表达让我感到他不是个普通农民。虽然经常情绪激动疯疯癫癫，但是他总是有些出人意料的语句和用词，这让我对老爷子的经历非常感兴趣，我猜应该以前也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还有他的儿子，字很漂亮，写表态信也是思路清晰文笔流畅。我觉得他们是有故事的人。

王天成老爷子其实不愿承认自己是河南人。他说他死都不回去，死也要死在武汉。可是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武汉人，所以他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孙女能够嫁给一个武汉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最终确认他们武汉人的身份。城市里又有多少人是这样！没有一个完整又明确的身份认同，于是变得焦虑，其实我们都有可能是王天成。可是眼下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最佳策略呢？户口制度被逐渐消解掉的意义，新的替代方法还没有产生，这个才是矛盾的源头。

说真的，这部片子误导性非常强，看似弘扬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困难，解决人民群众困难的纪录片。实则表现出目前的执法者软弱，效率低，有法不依，大大消耗国家人和社会资源。 原因有以下几点： 1.先不说王天成是否是困难户，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应当对于临时摆摊的商户进行拆除。 2.作为一个三无临时商户，在2015年以前月毛利已经达到4万人民币，应该征收税收。长达15年的摆摊经营一分税没交过。应该严格依法查办。 3.既不给国家纳税，又不服从市政管理，违规占用道路等社会资源，还殴打辱骂执法者。严重影响社会公信度，造成旁边合法经营商户的严重恶劣影响。 在纪录片中王天成反复强调自己为了生存。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先不说违法违规的生存是否值得同情。就说说他认为的生存是什么，我们国家标准的生存是什么？在我国生存的基本条件是脱贫，实则王天成的收入水平远远超过贫困户的水准。只是食可裹腹，病有所依。即便不卖水果回乡种田，或者租店经营都能生存。边上同样水果摊租店经营别人能养家糊口，到了王天成这里就变成无法生存了？为什么？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借口。而我们的执法人员为此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耗费社会资源为一个泼皮开后门，创造个人利益。这个难道就是共和国的光辉？这种无理取闹博取同情心的方式实在不能苟同。

作为城管系统的一名执法人员，于26日受邀前往峨影观看了《城市梦》成都首映式。

影片很真实，镜头下的小商贩王爹爹一家、城管执法人员包括围观群众，不论是肢体动作还是情绪的起承转合都与我们平时工作中所观察到的现实相符合，应该说导演尽最大努力还原了我国一二线城市城管执法的完整过程。影片中城管胡队长表达的小商小贩是生活的弱者，城管是工作的弱者也算是近几年社会各界对于城管与小商贩之间种种冲突的标准化评语，全片也无时无刻不在用生猛的镜头语言尽力展现小商贩的不容易和城管的不容易，可以说这就是影片全部主旨。

所以这个主旨是肤浅的。

观影时真实的镜头将我牢牢吸引，但我一直期待的东西仍然没有出现，我期待的是文艺创作者在解读城市化进程中凸现的各种问题的时候能够认识到城市管理者并不属于矛盾的任一方面，能够更清晰地识别城市管理者的角色内容，对城市问题有更深的思考。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土地特别是城市核心空间变成一种稀缺资源，城市中不同阶层在不同利益诉求的指导下都展开了对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以王爹爹为代表的弱势群体需要谋生，但同时咱们马爸爸的迈巴赫也势必会占据城市一席之地，而城管扮演的恰恰是捧着天平小心翼翼平衡着双方利益的管理者的角色，而不参与其中的利益纠葛。所以，城市问题本质上仍然是阶级矛盾，导演把城管当做阶级矛盾的诱因是一种莫大的逻辑谬误，阶级矛盾不因城管而起，也不因城管而激化，最终也不会因为城管而消失，但是，城管一直在努力调和阶级矛盾，这就是城管的角色内容。

影片并没有深挖出矛盾的根源所在，我一直期待的情节是对那些住别墅住大平层，开着保时捷、玛莎拉蒂，吃饭去高档餐厅，购物去高端商场，遇到脏乱差便立刻拨打城管电话进行投诉的金字塔上部的人的刻画，哪怕只是蜻蜓点水，也是影片的成功。不论出于何原因，只要没点出矛盾的B面，这就将是一部落入俗套的关于城市化问题的纪录片。

所以真的不明白近年来各路媒体老是把城管拿到火上烤到底有什么意思…现在还清晰的记得，成都市因为疫情原因暂时允许占道经营后，各种投诉举报源源不断地来，投诉电话打来的语气是：“xx区xx街摆摊的太多咯，路都走不动咯，城管不管一哈哇？”，“xxx小区楼底下摆摊的太多了，满地都是油…”，“xx小区楼下摆摊的太多了，半夜三点还在吵…”，“你们怎么这么久还不来管，你们这是不作为哟。”………

不论如何，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王爹爹们和马爸爸们对城市空间的争夺将继续下去，而且势必越加激烈。城市管理者将在容错率愈来愈小的严峻形势下，继续在钢丝绳上行走，尽力保持多方利益平衡，合理分配每一寸珍贵的城市生存空间，直到城市资源消耗殆尽。

2020年的开场方式着实有些特别，一场疫情“打”得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而武汉，也由此成为备受世界关注的焦点。

别名“江城”的武汉，向来都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它不仅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更是洋溢着时尚活力的现代化都市。哪怕你从来都不曾去过武汉，但对于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相信你一定早有了解。

在最近热播的《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中，彭坦带着重组的达达乐队“杀”了回来。“大家好，我们是二十年前来自武汉的乐队”。这样的回忆杀开场，让我们重新想起，其实武汉还是很多乐迷心目中的“朋克之城”。

当彭坦再次唱响那首曾经写给武汉的《南方》，难免让人眼眶湿润。“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听似温暖的《南方》，却勾起很多内心的无奈与心酸，尤其是那些在武汉漂泊过的人们。

纵观华语影史，关于武汉的电影更是不胜枚举。娄烨的《浮城谜事》、王竞的《万箭穿心》、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霍建起的《生活秀》等等。而正是武汉这座充斥着市井气息的城市，给予了导演们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

常年致力于纪录片创作的陈为军导演，也同样跟武汉有着独特的缘分。这次，他在武汉街头发现了这样一个人生故事：从河南农村来武汉讨生活的王天成一家，已然在这座城市漂泊了十四年，靠摆地摊为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地摊经济与城市管理发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这便是即将于8月28日上映的、陈为军导演的新作《城市梦》。这部全新出炉的纪录片，以极近生猛的方式探讨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城管”问题。

何为城市梦？背井离乡的人们或许最有体会。离开了资源贫瘠的家乡，远赴拥有更多生存机会的大城市打拼。用一句经典的话说，大城市容不下身体，小城市容不下灵魂。

王天成一家人的出走，更多是为了讨生活。主人公王天成是位70岁的脑中风患者，妻子则身患癌症晚期，儿子又是没有右手的残疾人。而他们在这里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想让孙女萍萍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未来过上更好的人生。

然而，随着全国各地开展文明城市评比，市容市貌与地摊经济之间便激发出重重的矛盾。对于这样一个能力有限的特殊家庭而言，街头摆地摊无疑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但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存在却难免“脏”了街道，影响到市容市貌。而肩负整顿任务的武汉城管，则誓要将“地摊经济”清理干净。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就此展开。

早些年，关于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往往甚嚣尘上，扔东西、砸车，甚至大打出手，这类负面新闻想必大家也都有所耳闻。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城管和地摊商贩就像是“天敌”一般的存在。

而陈为军这部《城市梦》的独到之处正在于，它采用双线拍摄的方式，不仅将镜头对准了看似身为“弱者”的小贩，同时也照顾到了看似身为“强者”的城管视角。在小贩与城管两种视角的反复切换中，我们也得以慢慢拼凑出故事背后的“真相”。

或许，这便是《城市梦》带给我们的思考所在。无论小贩还是城管，他们皆为这部纪录片的重要主角，他们都各自拥有“说话”的权利。至于彼此孰是孰非，以及他们在镜头前究竟流露出多少真实，又潜藏着多少“表演”的成分，相信每一位观众都会最终找到自己的答案。

回溯现实生活，我们难免会对城管的不文明执法心怀痛恨，但当你穿行在因随意摆摊而脏乱不堪的街道上时，或许也会心存反感。当然，我们深知摆地摊的人就是为了生存，但将心比心之下，也会理解城管也有他们的职责所在。看似“天敌”的他们，其实各有各的难处。

纵观这场发生在武汉鲁磨路上的小贩与城管之战，极尽拼耐心、拼道理、拼人性之能事。而陈为军的摄影机则宛如一双眼睛，将我们牵引到风波中心，客观地审视着这场闹剧背后的些许真相，同时也见证着城市社会中的众生相。

影片中，王天成一家借由路边的旧电话亭，扩展出水果摊和生活用品摊，占据了很大一块面积。可以说，王天成就是这条街上的商贩钉子户。而该街道的所有商贩也都标比着他们家，当城管对其他家商贩进行整治罚款时，就会有人说，你先把王天成一家整治了，再来整治我。

这一时间，王天成的摊铺便成了不服城管的典型；若不能“拔除”他们一家，似乎难以服众。于是，城管便集中火力展开攻势。而作为这个家的保护伞，王天成老人也使尽浑身解数。用他儿子的话来说，父亲就像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守护着孩子们。城管们一批一批地来，最终却都被王天成老人一批一批地给“打”了回去。

陈为军的镜头如此生猛地记录了双方彼此角力的整个过程。碰上来游说的执法人员，老人就统统都骂走；看到有人来丈量占地面积，老人就上去抢走尺子；若是被开了罚单，他拿过来就是一张张撕掉。王天成始终用自己的“狠”办法，保护着这个家庭的基本生存。

而城管这边，则就此成立了专案小组，甚至开大会讨论，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他们开始上演无间道戏码，找专员偷偷记录王天成一家的日常成交流水，分析他们家的收入情况。他们还每天换人前来游说、拍照、录像。可见，陈为军镜头前的城管形象，彰显出一种与我们以往印象中完全不同的样貌。正如制片人所言，或许这正是武汉城管试图打破固有偏见的方式。

而老人王天成则永远冲在前面，总是一副“动我摊位，就是毁我人生”的架势，与“敌人”展开斡旋。他运用“敌动我也动”的战术，撒泼、哭喊、动手，不允许城管执法人员靠近半步；甚至发出了“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的深切呐喊。

你说老人“倚老卖老”，但他确实是生活不易；你说城管不近人情，但这恰恰是他们的职责。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最终让双方都筋疲力尽，也终于迎来影片中最令人印象至深的“高潮戏”：城管组织了数十名人员，手持警棍和盾牌，将接近崩溃的王天成团团围住。

看到这一幕，相信很多观众的心都会被揪住。而这正是陈为军心目中的纪录片价值所在，也是他常年关注小人物如何在社会浪潮中得以生存的创作直觉。他以最真实、最直击的方式正视着这场似乎难以解决的冲突，并对冲突背后的“真相”孜孜以求。镜头中的那一刻，或许老人的张力变得更足了，又或许城管的气焰下降了几分，但唯独镜头下的困境却没有办法隐藏。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化解这场闹剧吗？在这场命运交织的“城市梦”中，有人寻求活路，有人苦于管理，有人耽于未来，他们的愿景其实都是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依然能够和谐共进。而大城市的兼容并包，也有幸在影片中得以展现。王天成一家最终搬进了一个正规的贩售点，武汉也终于成功拿到了“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

梦境分好梦，也分噩梦；生活有好事，也有坏事。影片《城市梦》所记录的，正是一场有好有坏的梦；而发生在城市里的事，同样有好有坏，正如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人生。

回看《城市梦》这个片名，我们或许才会恍然。这场“梦”所记录的，已然不仅仅只是王天成这样的外乡人的融入与挣扎，同时也是城市管理者在面对“疑难杂症”时的权衡利弊。而他们共同的信念，都是为了更好地守护这个“梦”。

陈为军导演作为这场“梦”的见证者，则以冷静客观的镜头，让我们更加体悟到了“城市梦”之于这个时代的深层意义。倘若你曾看过陈为军导演以前的纪录片，相信你一定不会对此感到陌生。他总是用自己独特的眼光，记录着这个世界的反面，同时又努力守护着希望。

陈为军导演

比如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票》，比如同样拍摄于湖北的关注教育问题的《出路》，再比如记录新生命诞生残酷现场的《生门》等等，都是记录着平凡人的不平凡的生活。而今年这部新作《城市梦》，也依然致力于将真实残酷的生活点滴记录在“案”，同时又为未来留下一线光亮。

2003《好死不如赖活着》

2007《请为我投票》

2017《生门》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老人王天成用余生所有的力量，为他们这个家撑起一片天，为的就是能让孙女有更好的未来。你说他无赖，你说他为老不尊，但他的内心又有谁能真的看到呢？如果没有陈为军导演的这部纪录片，或许老人对抗“世界”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只可能淹没于一群键盘侠们无情的口水；但记录的力量正在于，他让生命有了尊严的火光。

回望这场沸沸扬扬的“闹剧”，或许最能让人感受到希望所在的就是王天成的孙女萍萍。她乐观好学，成绩优异，也是老人内心深处真正的精神支柱。每当说起孙女的时候，老人的眼睛都会放光。而孙女的笑，也是这部纪录片里最美的瞬间；她让我们相信，这一场城市的梦终究会有最好的归宿，而萍萍也一定会最终美梦成真。

作者| 皮皮丘；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吃午饭时本来想放松一下看个纪录片，没想点开了《城市梦》，然后一下午过去了，心中五味杂陈，眼泪稀里哗啦。

小时候我们都喜欢简单用善恶好人坏人来分辨人类，但人性、社会的复杂性，岂是简单几句话可以概括的。 总感觉王天成、王兆阳父子，虽然没上过学，是从农村来城市讨生活的，但他们的语言能力、很多时候说出的话真的蛮有文化、有朴素的哲理的。可能，这就是中国普通人最真实的面貌。他们是那么坚韧而顽强地活着，有精明有算计，却又那么吃苦耐劳、朴实热情。天气那么冷，要过年了，老两口还开着门营业；儿媳妇每天4点多起来去进货；王兆阳为了防贼睡在小报厅里。突然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少看些片子，少些各种感慨，好好努力工作，为了生活本身多努力了。 结尾，四年后，感觉王天成一下子就老了。没了老伴的他独自住在报亭里，儿子王兆阳的生活越来越好，孙女考上了大学并会兼职赚钱，那个怼天怼地、声如洪钟、精气神十足、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许没有了需要他保护的人，一下子就成了弯腰驼背的老人，也真的老了。

想起远在家乡的父母，想想天天各种搞怪的儿子，眼泪一下子又下来了。

没来还想写写城管，又到了接孩子的时间了，就这样吧，这就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