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之书

油画质感的片名封面

戈达尔继《再见语言》后的新作《影像之书》不仅引用了诸多经典电影片段来与其所表现的历史达成一致，而且在各种蒙太奇语言的爆发中放置了许多历史名画作为视觉协调，这些名画的引用范围从中世纪宗教绘画跨越到现代抽象主义的兴起，无不从各个人文方面来体现了戈达尔对于“Image”一词的阐述。

电影一共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所讲述的中心点皆不相同，但贯穿全片的便是戈达尔对手的理论发散，五个手指代表了全片五个部分，分别是“翻拍”，“圣彼得堡的夜”，“铁轨上的花，在旅途的风中盛开”，“法律的精神”和“中央区域”，于是戈达尔直接开始了各种艺术作品中“手”的形象引用。

人类真实的处境，便是用手思考。

一 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施洗者圣约翰》

这是引用了文艺复兴绘画三杰之一达芬奇生命中最后的画作《施洗者圣约翰》，现藏于法国卢浮宫。画中男女莫辨的圣约翰上身裸露，整个身子没入到黑暗中，只有从右肩到胳臂，脸部，右手以及隐约可见的左手，暴露在光明之中。他一手指向天空，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这种茫茫黑暗之中的忧虑与彷徨既是达芬奇的内心写照，似乎也反映了戈达尔30年以来的心结。

木板油画《施洗者圣约翰》

但狡猾的戈达尔并没有引用全画，而是截取了画中手的一部分，并用数码调色技术将其转变为黑白，类似素描画面和黑白复印的效果，在后面出现的所有画作和雕塑中戈达尔都用了这样一种手段，因此一些原本清楚的面貌也让人难以辨认。

二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的雕塑

这个带给人以恐怖气息的手的镜头其实引用来自瑞士雕塑家贾科梅蒂的雕塑作品，他的作品常常展现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同时在探究心理与恐惧下又浸润着存在主义哲思，观看他的雕塑会处于一种现代的孤独与荒芜感之中。帕克斯是比贾科梅蒂小11岁的摄影师好友，他镜头下的贾科梅蒂深坐，与他瘦骨嶙峋的雕塑瓜分了空间，这张照片很好的记录下了他真实又孤独的存在状态。

戈登·帕克斯 摄 贾科梅蒂在工作室 1951

而这也确实是戈达尔想要表现出来的，不同“手”的引用给电影画面营造出不同的氛围，也同时巧合般的具有某些内在含义。包括下面两幅其他的大师“手”稿。

素描手稿

没有查询到出处的画作

铁轨上的花，在旅途的风中盛开。

除“手”之外的引用，便是对于历史与情绪的反思，对世界新的思考。

三 马萨乔的《逐出伊甸园》

图上两人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画家马萨乔的《逐出伊甸园》，画作内容顾名思义，描绘的是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刻，充满了戏剧性，此时马萨乔笔下的亚当和夏娃已经是身强力壮，有血有肉的有情感的人，戈达尔所分截取的部分正是为了展现男女为自己偷吃禁果而获罪，深感悔恨时的表情，悔恨中又留恋。亚当双手捂住脸部，夏娃双眉低沉，如此让人忧伤的表情在一系列表现战争的片段结尾出现，既是战争给人民带来痛苦的勾勒，也是戈达尔内心感到伤心的外显，放在这里感染力十足。

马萨乔 《逐出伊甸园》

四 阿特米西娅·津迪勒奇的 《尤迪割下霍洛费纳的头》

这是一幅具有暴力倾向的作品，画面在色彩数字调节后与原作颜色相距甚远，原先的酱油色调变成了高饱和度的红色和蓝色，一方面是戈达尔为了适应电影的整体基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色彩传达残酷与暴力的情感，这里的红与蓝难道不也呼应了“影像之书”的开头画面吗？画作内容讲述的是圣经题材中女英雄尤迪的故事，她为了从占领者手中拯救她的人民，用剑割下了阿西里的统帅霍洛费纳的头颅。这幅作品完成于阿特米西亚20岁的年龄，而这之前她在罗马受过不少强暴之辱，或许这也是她五次着手创作这一题材的原因之一。

《尤迪割下霍洛费纳的头》

画作出现在电影第三部分，“法的精神”讲述中。“无论对于一个政府还是个人而言，暗杀行刺，不在被法律所容许，欧洲大陆上的一切行为都是欧洲人自己做出的。”在这句画外音下，这幅画也吻合了他的观点。

五 《加布里埃尔姊妹》

这里引用了一幅相当神秘的名画，现藏于卢浮宫，因为该画作并没有署名，也无法考证作者，现在被认为是法国枫丹白露派时期所作。画中右边的女人便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情人加布里埃尔，左边是她的姐姐凯瑟琳，她们坐在浴缸中，行为暧昧又怪异，寓意据说是加布里埃尔此时已经怀孕，她姐姐用左手捏她凹陷的乳头，而她左手则拿着亨利四世加冕时的戒指，身后的女佣正在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做衣服。

《加布里埃尔姊妹》

这幅画被引用在第四部分，画外音传来“不是基于原则，而是欧洲没有一定的道德原则”与这张画的结合让人忍俊不禁，戈达尔喜欢玩些小的幽默，也让大段的论文式影像混进点奇妙的味道。

六 欧仁·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

影片第一部分引用了德拉克罗瓦的这幅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品《自由引导人民》，画作展现的是夺取法国七月革命胜利关键时刻的巷战场面， 在这次战斗中，一位名叫克拉拉·莱辛的姑娘首先在街垒上举起了象征法兰西共和制的三色旗；少年阿莱尔把这面旗帜插到巴黎圣母院旁的一座桥头时，中弹倒下。画家德拉克罗瓦目击了这一悲壮激烈景象，又义愤填膺，决心为之画一幅画作为永久的纪念。

全画采取顶天立地的构图形式，倒在地上的尸体、战斗的勇士以及高举法兰西旗帜的女子，构成一个稳定又蕴藏动势的三角形。 在弥漫着浓浓硝烟的背景中，低纯度的人物刻画突出了两面中心的女神形象，红色的旗帜更是显得格外醒目，强烈的色彩对比使画面热情奔放，给人十足的力量感。 自由和民主同样也在影片中被导演多次强调，戈达尔用调色技术只留下自由女神的形象在画面中，也是对此的呼应。

还有一幅几乎是全白曝光。

德拉克罗瓦 《自由引导人民》

去年上半年在法国卢浮宫举办了4个月的德拉克罗瓦回顾展，展出了约180幅德拉克罗瓦的绘画作品，《自由引导人民》便是其中之一，这也是1963年来迄今巴黎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德拉克罗瓦回顾展。

七 古斯塔夫·卡耶博特的《地板刨工》

这样一幅劳动人民的形象被戈达尔搬到了这里，画作真实的记录了地板刨工这一职业状态，因此当年（1875）在沙龙上被拒绝展出。画家卡耶博特是法国印象派的画家，同时也是印象派里的收藏家，他 不断购买同时代印象派画家好友们的绘画。他的收藏包括了：莫奈14幅、毕沙罗19幅、雷诺阿10幅、西斯莱9幅、德加7幅、塞尚5幅、马奈4幅。1876年，盖尔伯特28岁时，就决定将他的印象派收藏捐赠给法国，死后由雷诺阿监督入藏卢浮宫。 他既画的了一手好画，又有极高的艺术鉴赏水平。

《地板刨工》

戈达尔依然将原本中灰色调的画面改成了高饱和度的蓝色和黄色，更加凸显了阴暗与压抑的劳动氛围。

八 奥古斯特 马克

作为德国20世纪“青骑士”创始成员之一，奥古斯特 马克曾和挚友保罗·克利一同前往突尼斯旅行，画了许多非洲风情的风景画，他把色彩的组织同动物、风景结合起来，化为条形和方格形的几何块面，具有魔幻的立体主义风格， 像极了野兽派和未来派。而或许这正是吸引戈达尔的地方，《影像之书》第五部分花了电影将近一半的时间来讲述阿拉伯世界，而且戈达尔也曾去突尼斯拍摄过电影素材，包括《影像之书》中也有一些实拍素材，如今他通过各个方面来展开对阿拉伯世界的形象描述，如同一份考古工作。

奥古斯特·马克 作

正如戈达尔所说：“我们想知道，在这黑暗的世界里，如此强烈的色彩，怎么会出现在我们的心里。”这应该就是突尼斯留给戈达尔的印象，和其他的电影片段一样。奥古斯特·马克去突尼斯画过的画也被《奥古斯特·马克：突尼斯水彩和素描》画册所收录，想观摩更多的可以去买回来看看。

九 保罗·高更

在“法的精神”一部分中，承接于费里尼《大路》影像片段后的一系列画面闪跳中，出现了这幅画。根据画面风格，有各种面色呆滞或微笑，皮肤偏黄偏黝黑的肥胖妇女和许多怪异植物和懒散的动物时，肯定就是保罗 高更的画无疑，这是他后期作品的明显特点。这位经历传奇的画家值得我们尊敬，他可以被看作是法国19世纪后印象派的画家，与塞尚和梵高共享其名。高更画作的风格过渡也是相当明显，早期画面受毕沙罗影响较大，画面拘谨，在后来与贝纳的结识中，他开始抛弃印象主义的诸多主张，开始探索印象，观念和经验的三者综合，几年后便前往了西印度群岛，画出了一系列异国情调的粗放，单纯，深刻和率真的画作。而他最为引人深思的便是那幅《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的四米长画，以情感浓烈的色彩语言和造型向生命与宇宙发出了亘古的叩问。

一同入围去年戛纳电影节的另一部名导的电影《此房是我造》中也引用了这幅画作，在第一起谋杀事件中，拉斯·冯·提尔就连续放了三幅高更的画作来阐释“万物皆艺术的理念”，此时唯美的画风与前面的血腥谋杀画面产生的对比让人对这个Jack感到不寒而栗，也更是衬托了艺术罪恶性的主题。

十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金色泪水》

《金色泪水》

大名鼎鼎的维也纳画家克里姆特应该被更多的大众所熟悉。从小受家庭传统金银雕刻手工艺的影响，克里姆特将诸多装饰性元素运用到油画中，让欧洲新艺术运动时期的油画带给人们一种新的艺术享受。 他的的作品强调个人的审美趣味、情绪的表现和想象的创造，作品中既有象征主义绘画内容上 的哲理性，同时又具有东方的装饰趣味。他注重空间的比例分割和线的表现力，注重形式主义的设计风格。他那非对称的构图、装饰图案化的造型、重彩与线描的风格、金碧辉煌的基调、象征中潜在的神秘主义色彩、强烈的平面感和富丽璀璨的装饰效果．使画面弥漫着强烈的个性气质，对绘画艺术和招贴设计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在电影第一部分戈达尔承接《自由引导人民》引用了这样一幅作品，直接传达了一种神圣性与象征性。也与画外音形成了具有互动感的搞怪意味。

《此房是我造》中的引用

同样在《此房是我造》中，拉斯·冯·提尔也拿来一幅克里姆特的画来引申与Verge之辩，Jack认为艺术相当浩瀚，腐烂也是一种艺术，没有标准来衡量，而Verge则说没有爱就没有艺术，克里姆特的《吻》便是这种爱的阐释。

当然，《影响之书》中还有引用了很多其他画作，这里主要举出了十个来加以阐述，有些画面实在被戈达尔搞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望有眼尖的艺术爱好者可以查漏补缺。

一些蚂蚁般的文字 采访人

Dmitry Golotyuk 和 Antonina Derzhitskaya

2018年6月9日

我们与Jean-Luc Godard的第一次会面于2016年5月在Rolle举行[1]。 当时，影像书 的想法已经形成：四部分已经变成六部分结构（五个“手指”作为长介绍，“手”总结它们全部） 虽然该场景已经包含了许多将在电影中使用的镜头和文本（但一些东西有变化，或者其他文字或视觉片段会从同样的影片源头中选取）。 剪辑几乎没有开始。 在Godard的烟雾缭绕的剪辑室里，我们有机会观看电影的前11分钟 - 所有这些都是以前完成的。

在我们第二次访问时，即2018年3月，电影即将完成。我们谈话所在的客厅，就是 告别语言 的演员Zoé Bruneau观看弗里茨朗格 大都市 Fritz Lang's Metropolis的角色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小型电影院。正是在这里，影像书的第一次放映，而且是在Godard认为最合适的条件下进行的。房间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安排的：一个大型电视屏幕在靠墙，两个大型扬声器向观众推进，它们靠着另一边墙壁。构成空间的这三个元素让我们知道，他最终放弃了制作三个屏幕的电影雕塑的想法。但关键是要把图像和声音远离开，正如戈达尔和助理Fabrice Aragno在放映后的小谈话中所强调的那样。两天后，我们回到家里更详细地谈论这部电影。

溢出（网站）：我们想谈谈你的新影片，从标题影像书开始，因为它是第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我们知道，你的标题总是确定在电影之前......

让 - 吕克戈达尔：是的，但这次标题是后确定的。很长一段时间的真正标题，现在是一个副标题，是 画面和言语。

D。：是的，之前还有个 蓝色尝试 ，大黑板和其他名字。如果这次不是影片名字指示了创作方向，就是你所说强加给你一个方向，那么这次是什么回事呢？

J-L.G。 ：这次，它就像一般的标题的作用一样：概括。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画面，我们把它写成单数。它不是一本带有画面的书，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就像绘画书一样。这是画面 image。啊，是的，我想问你，我很难记住：在 孩子们演俄罗斯 The Kids Play Russian 时，他们在某些时候说俄罗斯人有两个词来说 画面......

D。：是的，“obraz”（“образ”）和“izobrajenie”（“изображение”）。

J-L.G。 ：差别，我不记得了......

D。：“Obraz”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它更宽泛，更形而上......

J-L.G。 ：是的，另一个？这就是美国人所说的“图片” picture？

D。：是的，就是这样。

J-L.G。 ：好的但在法语中，我想我在这部电影中说过，今天，画面 image，就是“obraz”......我正在展示一个图标 icone 的例子。今天，图标 icone 就是这样。 （他展示了他的智能手机屏幕，笑了。）

D。：你还记得你从哪里开始这部电影的吗？

J-L.G。 ：它真正开始于当我想到五指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们要制作一部电影，其中有五个手指，然后，五个手指在一起成了什么，一只手。然后，我想了一些....可能在那之后的一部分。但是又花了我很长时间。只有这五个手指很快就确定下来：第一根手指是 翻拍，复制; 第二根手指是 战争，然后我发现了这个老的法文文章的 圣彼得堡的夜晚; 然后，第三个，这是里尔克 Rilke的一节经文（“这些铁轨间的花，在旅途中迷茫的风中”）;第四根手指 - 确切地说，它们几乎一起出现，手指 - 它是孟德斯鸠的书，是 法律的精神; 第五个是 中央区域 Région centrale，这是一部美国人迈克尔·斯诺 Micheal Snow的电影，我缩短了：我们看不出来...所有这些。 （他用手画了一个椭圆形的全景展示一样的姿势。）然后，我开始认为中心区域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也就是在杜辅仁科 Dovjenko的 土地 当中的片段。

D。：这对夫妇与迈克尔斯诺的电影有什么关系？

J-L.G。 ：这对夫妇是中心区域。迈克尔斯诺没有说，但无所谓，他只是拍了 中央区域。

D。：这对夫妇是电影真正的中心吗？

J-L.G。 ：那应该是观众去说的。或者Bécassine来说。 （他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拼图画，里头有张Becassine的图片 - 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 - 他笑了。）

D。：或者Fabrice Aragno前天跟我们说，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这对夫妇是电影的核心，因为它正好在影片中间点。

J-L.G。 ：是的，也许吧。我没想过。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想象。我，当我看到并思考它时，我也想到别的东西。然后，有一个镜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在一个要离开的卡车车后箱上看到一位祖母和一个小女孩。并且标有 “土地”。

D。：是的，这是巴奈特 Barnet的 Alyonka。

J-L.G。这是Alyonka，是的。它不是杜辅仁科 Dovjenko的，但是我还是标记为“土地”。

d：这个段落也是电影史中的，你把电影类比成圣西蒙尼亚人的 幼年的艺术（enfance de lart），一个东方的梦...

J-L.G。是。我经常从 电影史 中获取东西，但经常使用其他声音元素。

D。：这个是否是影片中出现字牌？（他指着货架上被上色的牌子）？

J-L.G。 ：“言语和影像”？是的，可能它出现了一次。我不记得了。

D。：我们喜欢电影里头这个字牌，还有开头标题的字牌也是。它作为一个画面很漂亮，但它也是一个隐喻：转化成影像的言语。

J-L.G。 ：是的，然后是变成言语的影像。它也来自...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安妮 - 玛丽很多年前写的一本小书，叫 言语的影像 images en parole，言语是单数，影像是复数。我可以把它给你。 （他拿来了这本书，标题是用黑色毡笔重新描过的。）这是关于这里人们的小故事。我写的前言[2]。这部电影中有这本书的镜头。

D。：在你的项目开始时，中东是否已经存在计划里？

J-L.G。 ：我不记得了。不，我不这么认为，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但很快就出现了。这是阿拉伯和幸福的阿拉伯，因为我想起了一个......然后，幸福的阿拉伯，在十九世纪末，这是法国作家大量使用的词语：圣西门人 les st Simoniens 和其他人。我记得一本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普罗科什（Frederic Prokosch）写的一本法文名为“幸福阿拉伯的偶遇”的书。

d：你在电影中引用了，那是你的法国拼贴画项目的第一个房间中地上放着的[3]

J-L.G。 ：哦，我不记得了。但你比我更清楚。 （他笑了。）

d：这个段落也是电影史中的，你把电影类比成圣西蒙尼亚人的 幼年的艺术（enfance de lart），一个东方的梦...

J-L.G。是的，这是因为圣西蒙尼亚人的一位首领或发言人被称为 孩童 （Enfantin） 。

D.是的，是的。在这里你也谈到了铁路[4]。

J-L.G。但它来自我的外祖父，因为他在土耳其建立了铁路，从Smyrne到一个叫Cassaba小地方。而卡萨巴 Cassaba是我的第一只狗的名字。他很有钱，我的外祖父，他是那个…我还记得，后来成为巴黎荷兰银行，这就是今天著名的银行 （BNP），但之前，它被称为奥斯曼银行。

D：正如你所说，影像书 逐渐成为一个考古行为。你跟着Yervant Gianikian 和Angela Ricci Lucchi, 两位意大利导演 一起走上了新的道路。他们的存在在影片中是相当显著的。他们的文章 我们的分析摄影机 以这些词开始：“我们通过分类来旅行，我们在旅行时来分类”。你引用他们的电影中至少有三个镜头，包括一辆进入隧道的火车和一个展开的胶片......

J-L.G。 ：这是一部美国电影，我想，还是英国的…（他在一个大文件夹里找起来这个镜头，文件夹里看起来是片子的带着笔记的分镜头剧本）嗯，这就是所谓 真实－非真实。

D .:是的，但我说的是另一个镜头。在 翻拍 Remakes 章节的开头：一盘展开的胶片......

J-L.G。 ：一盘胶片？谁转动的？是的，这是两位意大利人拍的电影。

D。：它看起来有点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

J-L.G。是。

d：在这个镜头上，你用了另一部电影的声音，一部关于摇滚音乐家的纪录片的。名字我忘了，其中提到奥菲斯（Orphee）从他的长途旅行归来的。而且它是一盘资料性胶片，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次回到过去的旅行......

J-L.G。 ：哦，对我来说，我没有想过这些。有两个法国人给我的几部电影，一个人的名字还留在片尾字幕上，叫Nicole Brenez的，另外，他的名字是......嘿嘿嘿，每当我找一个字，像蚂蚁一样跑开了。然后三个月后它突然回来了。不，我不记得了... Bernard Eisenschitz！是俄罗斯电影专家，他给了我一两部俄罗斯电影，是的。

D。：我认为这与考古学有关，因为Gianikian和Ricci Lucchi做的正是这些，寻找过去的某些东西来了解当下。

J-L.G。是。

d：在你这里，基本是一样的， 除了一点，你追寻本杰明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星系图的思想，你直接介绍了这个需要了解的当下：你在第一部分就展现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影像，在翻拍章节里头 ……

J-L.G。 ：是的，但展示它只是因为说明“翻拍” 是复制。在罗西里尼，我们看到把一些人推落海里，然后在伊斯兰电影里头，我们看到同样把人推入海里，但罗西里尼电影说“战争结束了”。 （他笑了。）这就是全部的东西。我看不出其他的东西。

D。：然而，在第一部分中有两个伊斯兰主义者的镜头：一部是纪录片而另一部则是......

J-L.G。 ：...虚构电影。

D。：Sissako的影片Timbuktu。您所说的考古学其实也包括所有来自于想象的。

J-L.G。 ：是的，当然。

D。：所以，不是中东目前的情况促使你转向关注这个地区吗？

J-L.G。 ：没有。我完全不了解阿拉伯世界，但是阿拉伯世界从我小时候就一直让我感兴趣。

D。：但为什么要现在才拍一部关于阿拉伯的电影？

J-L.G。 ：啊，我们可以说它来的正是时候。它来自于我。我爱过的阿拉伯女孩，女人，然后从没有好结果，这样之类的事情。但是有一些我喜欢的关于阿拉伯人的一些东西。而在我的祖父的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条狗Cassaba的时候，我的祖父有一个司机，他是阿尔及利亚人。我祖父是富有的资产阶级，他们吃饭的盘子上画着征服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画。所以，这一切都有影响。然后，现在我们开始谈论中东，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有一个叔叔是军官，在战前属于我不太清楚的。。。属于叙利亚的一部分，当叙利亚是法国的保护区，就像伊拉克是英国的保护区。就是这些。

D。：所以它来自身而不是时事新闻。

J-L.G。是的，但新闻时事都相互交织。它们让我想起了这些事情。我跟一些报纸上小信息。我们不知道瑞士，安妮 玛丽也是，我们更像是一些法国难民。她是因为她的女儿的学校，来到这里，事实上，如果你看电视，它是法国电视，如果你看报纸，那是法国报纸。我们读三份：解放报，戴脚镣的鸭子，还有......

D。：查理周刊？

J-L.G。 ：还有查理周刊，就是这样。

D。：所以你在瑞士不高兴？

J-L.G。 ：这里的风景很好，这边比较容易......而且我们没有......安妮 - 玛丽原来是洛桑人，我一直在巴黎和这里来回。对面的湖岸和法国的岸。当我们离开巴黎时，我们尝试去格勒诺布尔，但没成功。所以我们没有真正的地方，而这里仍然有一个古老的地方。我的父亲入籍瑞士，他来到这里居住生活，在隔壁的一个诊所。那也是我以前接受治疗的地方。我们本来会去法国，但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有十万个地方。在这里，我们只有一个......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住在这里了。但我们不喜欢瑞士人，除了一两个好人，特别是狗。

D。：还有 拉姆滋 Ramuz，我相信。

J-L.G。拉姆兹也是因为童年。因为我记得曾经和我的祖父一起读过的Ramuz书，我们一起大声朗读。

D。：但你不想回到法国？

J-L.G。 ：哦不，不可能。但有时我跟自己说，我希望罗尔是法国的。

D。：我想回到Sissako，他的电影Timbuktu ......

J-L.G。 ：是的，这是一部好电影。

D.现在看来，他似乎有种证词的功能，这个在你看来非常重要，或者说是电影最本质的东西。但是，从你定义的电影（cinema）与影片（film）的区别的角度来看，它是否也能算作是电影？

J-L.G。 ：那是从电影手册，新浪潮来的，那时候制作的电影和我们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我们喜欢像艾普斯坦Epstein这样的人或者弗拉哈迪Flaherty，喜欢艾普斯坦也是因为他写了很多关于电影的理论：一台机器的智慧，类似这些，有时候我会读一点。我不太了解这一切。我知道......一些片段，一句话，然后我不了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从未完整阅读过，但我记得一些东西。 Vassili Grossman，我读得很认真，我很喜欢... [5]顺便说一句，他鲜为人知。布罗德斯基 Brodski也鲜为人知。我记得Brodski的一本名为拜占庭 Byzance的书，非常美。俄罗斯人总是......我总是会为了俄罗斯人去反对其他人。但它来自于，我不知道，一些小说，音乐，我不太清楚，绘画吧......

D。：在Remakes中，你把战争的影像或和平的结论以及夫妻影像放在一起。例如，Depardieu告诉Laurence Masliah：“这是我们第一次吵架”，然后有《Timbuktu》或《Carabinier》的镜头，武器插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我记得，这种类比也出现在 告别语言 和 三个灾难 中。

J-L.G。是。它也可能来自于我自身，因为我结婚了两次，从来没有成功，可能那样更好，因为......我只对外面的东西感兴趣。 然后，我想我喜欢的年轻女性，她们感兴趣的，是因为我当时有名气。所以婚姻持续了一年半，两年，不能更长。

D。：Fabrice Aragno两三年前告诉我们，其中一个版本的标题是“旅行”。当时，你想在圣彼得堡拍摄影片的部分，并在突尼斯拍摄了几个镜头。你当时有其他旅行计划吗

J-L.G。 ：没有。我之所以选择突尼斯是因为我了解这地方，我记得有一位女演员...... [这是Ghalia Lacroix，她在《永远的莫扎特》For Mozart 扮演Djamila的角色，并且多次出现在《影像书》中。]然后我得知她离开了她的丈夫，是法国有名的导演Kechiche。在《永远的莫扎特》For Ever Mozart的时候，她已经和Kechiche在一起了。过了段时间，他们说：她去了突尼斯。我听到了消息，所以我们有一个认识的当地人给了我们两三个地址去拍摄。突尼斯，就是这样。我宁愿选择阿尔及利亚，就像我向你解释的，我对它有一种感情。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阿尔及利亚人，他们非常特别......突尼斯人非常好，摩洛哥人，我不知道，但阿尔及利亚人......（他抓紧拳头，脸色严厉。）他们是不同的。此外，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是Sheik Ben Kadem [6]的侄子，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一个阿尔及利亚战士拍摄的照片

D。：所以 去马萨 Marsa是因为这个女人？

J-L.G。 ：不，或者一点点，不全是。有一个我认识的人…认识了大概12还是15年前，一次拍片的时候

D。：还有萨拉姆博Salammbo [7]。

J-L.G。 ：萨拉姆博，是的。甚至在迦太基死亡的路易九世，圣路易。

D。：哦，是的。但你不打算自己去马萨？

J-L.G。 ：去了，我们去了那里三次，法布里斯Fabrice [Aragno]和让 - 保罗Jean-Paul [Battaggia]，左左右右拍点镜头。不太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一点一点，就有东西了。

D。：你自己拍过镜头吗？

J-L.G。 ：很少。我想，一两个吧。基本是法布里斯和让 - 保罗。

D。：你拍的两三个镜头都在电影里？

J-L.G。 ：呃......（他想了下。）有一个。这只是......也许是因为......（他笑了。）酒店就在海滩前面，是的，有一条街。有个这样的镜头，从酒店房间拍的。然后有个棕榈树摇动的镜头。这是在另一家酒店。就是这些了。 （他笑了。）

D。：你事先不知道要拍什么？

J-L.G。 ：不，完全不知道，我们拍摄的有用还是没有用。这更像是画家，当他们散步的时候，同时他们拍些…我喜欢德拉克洛瓦的水彩画，画风景或城市的，他画了很多这样的。

D。：在剧本中，有很多专门为了这个片子，要在突尼斯拍摄的镜头。人们可以想象，“幸福的阿拉伯”这段将主要由这些镜头组成。实际上，这些镜头并不是那么多。

J-L.G。 ：是的，其实比剧本的更少，因为这部分主要是用一些阿拉伯电影的镜头，特别是突尼斯的。因为在弗里堡Fribourg附近有一个发行公司，叫做Trigon，位于通往伯尔尼Berne的路上，在洛桑北边，专门做北非电影。我们问他们是否可以购买他们所有的北非电影。

D。：你看过所有的片子？

J-L.G。是。这是花了最多时间的，就是观看我们拍摄的素材或已经存在的素材。 （他笑了。）这需要很多时间。有时我们拿一些东西放在片子里头，然后两个月后我们发现它不好，但我们现在把它暂时放在那，之后我们采取另一种方式。例如，在阿拉伯段落里头，一个哭泣的女孩的镜头。我还有许多没看过的突尼斯或阿尔及利亚电影。如果我看过它们，可能还有别的东西。

D。：我想也有一些非常糟糕的电影吧。

J-L.G。 ：哦，是的，非常糟糕，但没什么问题，我不像以前一样区别好电影或坏电影，而是找一些东西。

d：在第三部分专门谈旅行的段落，有一首诗波德莱尔你多次引用，它叫 《旅行》，它里头的一小段落，其中波德莱尔似乎谈到了电影，但是在电影发明之前。

J-L.G。 ：是的，是的，绝对的。

D。：“投射在你的思想上，像油画布一样紧绷，你的记忆与他们的视野。 “

J-L.G。 ：在法国，以前我们说“今晚我们看电影’他们说：’我们今晚给自己买张画布 （画布 就是 电影荧幕 toile，同一词）“。然后荧幕布也是画布。绝对是。整个十九世纪末，是电影的在卢米埃尔之前的开端。技术是之后才来到。但是现在，技术跑前面去了，所以它有点倒过来了。

D。：在你这里，经常会有观点和引用文重复出现，但你有时也用不同的引用文说同样的东西，反之亦然。

J-L.G。 ：是的，绝对的。

D。：我在这个波德莱尔的场景中看到了这样的东西。几节诗后，波德莱尔说：“苦涩的知识，我们从旅行中得到的！世界，单调渺小，使我们看到自己的形象（影像）。 “

J-L.G。 ：这是在电影史里头的。

D。：是的，是的，但是在这里你说的是一个意思，就算没有提到波德莱尔。他谈到了单调的世界，而你把一个我们不知道什么片子的音轨截了一段，里头说 “即使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钱也最重要的”。

J-L.G。是。 （他笑了。）

D。：我会说这几乎是一回事，这种旅行的单调性......

J-L.G。 ：是的，绝对的。我还是想经常出去旅游，到处都去，但还需要在技术上......我们现在可以用所谓语言或头部，或者随便你怎么叫，但是如果有火箭可以马上把我送走，我这样做...（他用手往他的智能手机的屏幕上一点。）如果我把“符拉迪沃斯托克” Vladivostok，我在这里的按一下，我留在这儿，我就不会去符拉迪沃斯托克。这让我很伤心。而在同一时间，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一旦我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好了，再按一下，然后写上“柏林” ......因为每次我们去与安妮 - 玛丽去度假 - 我们现在不会再去了，但是...... - 过了一天我们只想离开。事实上，旅行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好事。以前...在俄罗斯，应该仍然有夜间列车。在欧洲，已经没有了。

D。：还是有的，在意大利。

J-L.G。 ：在意大利？那，我喜欢它。因为我们去车站，我们上车去睡一觉，早上我们已经到了某个地方。然后，晚上我们回到火车上睡觉，然后离开。这就是我称之为一次愉快的旅行。

d：也许是世界的单调性，让你今天能够谈论中东，而且参考和引用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作家，如约瑟夫·德·迈斯特 Joseph de Maistre与他的“神圣战争”概念，将我们引向叙利亚或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

J-L.G。 ：我不能在中东逗留很久。但是，当我们在做的 这里那里 的时候，我去了那里四五次。在约旦贝鲁特，我认识了一些人。 一些Fedayin人，包括这位死去的诗人，但我们在一个时刻听到了一个动听的声音。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

D。：在电影里？

J-L.G。 ：是的，在电影中，当我们看到死者，我们听到机枪的声音，然后这位诗人用阿拉伯语宣称，有点像机枪的声音，它非常美[9]。我非常喜欢阿拉伯语。我不会说，但我认为它比法国或德国或其他更具音乐性。

D。：你问我们 Vissotski 在你引用的歌曲中谈的是什么。歌曲叫猎狼。事实上，翻译Vissotski并不是很容易，因为他以一种相当特殊的方式使用这种语言，我会说是“诗意的”，但它看起来也像囚犯的歌。但我还是会尝试用......

J-L.G。 ：不，不，完全没有。我不在乎用字幕...我只需要学会这门语言。如果我不学习语言......我，我不赞同用字幕。

D。：哦？

J-L.G。 ：不，不。因为如果这时候图像很有意思的话，我们没有时间看图像。所以我们在所有电影中添加字幕，因为影像没有意思。所以你必须跟着一个故事。这总是一个先生遇到一位女士的故事然后出现问题等等。所以，这样，你需要字幕。然后，我们阅读文本，但如果文本和影像都有趣，字幕就无关紧要。不，我一直都赞同配音版，不是解释性的覆盖原来音轨，而是重新配音，但要做得很好。这需要花原版电影一样多的钱。你必须找到最合适的声音，所以它基本没法做。有点像在法国他们称之为大片的东西，高成本电影等等。因此，他们做一个比原始版本更没意思的配音版。

D。：但你必须听到你对声音做了什么，就像做音乐一样。

J-L.G。 ：是的，就像音乐一样。人们不介意听不懂歌剧的任何剧情。在歌剧院，我们通常不会理解歌手唱歌或喜欢什么，但在电影院你必须要了解。最后，要有点愚蠢地理解：一位先生遇见一位女士，那么，就是这样，没有任何意义。

D。：就配音而言，我认为是不可能做得好的。或者你作为导演自己去做才行。

J-L.G。 ：是的，但这并没有意思，因为如果我去配音，声音来自各种不同语言的各种声音...... [10]这就像配一部只有音乐的电影一样，然后只要有钢琴声出现就用小提琴代替。 （他笑了。）

D。：所以这是一个死胡同。

J-L.G。 ：是的，但唯一的死胡同是展现......然后，如果它让人们产生想要学习语言的意愿，那很好。

D。：这正是我们的情况。

J-L.G。 ：翻译有点用处。我读过的所有书都是如此......如果我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那是用法语读的，但我知道我丢失了里头很多东西。但他有这样的才能，尽管我们读的是翻译的，但我们还是完全被吸引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这样说。

D。：回到 Vissotski，你是怎么找到这首歌的？

J-L.G。 ：我听说是因为我有点 - 用俄语怎么说来着？ - 感叹女演员Marina Vlady。 Vlady是他的妻子。所以这让我想起了...这样我找到了一部电影，其中有一张老酋长旁边站着Marina Vlady的照片。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不想伤害她，就这样，但是......我经常和她争吵，因为她演的片子都太烂了。

D。：你不知道Vissotski的歌意思是什么。。。这个事还是很让我惊讶的，因为它完全符合第四部分“法的精神”的主题。关于生存规则，关于超越了生存的规则的一些东西。

J-L.G。 ：但我知道在俄罗斯一些异议分子诗人或歌手，Mayakovsky，Mandelstam，Essenin，其他一些我不知道的......然后是那个时代的所有书籍和和作者都离开了俄罗斯。我对此很感兴趣，好像他们有点像我的家人，在某种程度上。所以，Vissotski，他是一个异议的诗人，这样的异议歌手，所以他与Marina Vlady和所有这些无关。而且我发现他与这个在 影片《土地》里有点疯狂的农民角色非常相称，就是这样。

D。：在我们两年前看过的电影初稿中，仍然有Wild Bunch标志。现在消失了。你能提一下你们停止合作的故事吗？

J-L.G。 ：是的，之前进展顺利。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有六个月或者更长，他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他们经常制作非常糟糕的电影同时他们亏了很多钱。他们没有钱了，他们无法向我们支付他们欠的钱。所以我们就试图离开它，然后我们回到了这里。这就是全部的故事。然后，他们对这部电影不感兴趣。我让他们这样做，没关系：你给了时间，然后你做你想做的事，这与我无关。当影片没有完成时，他们看到了，他们意识到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在一个厅或两个厅或四个厅里发行这个[电影]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我希望，就算只有二十个人看过那么一次，就是说，真的只放一次，然后人们看到它，那就够了。

D。：现在这部电影已被Fabrice Aragno公司的Casa Azul接管，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放映。

J-L.G。是。我们不是在寻找钱。我们找一点点，需要一点钱给自己，就像你一样，但就是这一点点。

D。：我想你一直在寻找这种金融机构，一种自我管理......

J-L.G。 ：不，它一点一点变成这样的。因为我的第一部电影，《筋疲力尽》，可以说是第一部重要的电影，因为我离开了父母而让我感到尴尬，然后我发现了一个行为方式像我父亲的制片人。就好像说，我给你这些，你做这个。所以，我一点一点地学会花钱，至少，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花钱来做电影，而不去要更多的东西。然后，有......它需要规则，需要有一个制作公司，然后，有了制作公司之后，我们发现还有其他规则，就是这个国家，就是这样，我们就做不到，没有办法了。 （他笑了。）

D。：但现在你有点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

J-L.G。我们可以自由地做或什么都不做。或者不能做。现在，我也累了，我也不太想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因为如果我赢了彩票，我就不再拍电影了。

D。：真的吗？

J-L.G。是。也许是一部小小的电影，但我不知道。不，还是......有一段时间你必须停下来，因为之后，它已经......它已经不再是同一件事了。

D。：然而，我们真的希望你能继续下去。回到《影像书》的发行，你说你更喜欢在小剧院而不是电影院上映。

J-L.G。 ：小的，而且是戏剧剧场或文化中心或马戏团......

D。：或者博物馆？

J-L.G。是。可能会重新在蓬皮杜中心有展，但我不知道，无论如何，这都是......筹备中。[11]那么，这取决于那些人给不给钱。

D。：你想让它在大屏幕还是在电视屏幕上播放？

J-L.G。 ：不，不，应该是一个电视屏幕，大一点的，然后无论如何两个扬声器离屏幕有点远，让我们不会有这样的倾向－－相信我们听到的东西。但是当它在电视上发出时，对于人来说它将是电视的声音，我们无法改变这个想法。它来自遥远，来自光明或者所有这些：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是现实。然后，今天我们继续这样想。我们尝试改变图像，做3D，我也做了3D，一次......但我尝试3D，在上一部电影中，在语言和影像之间有一点差别，并不总是放置影像对应的声音。如果有一辆车经过，救护车或其他的车，则无需放它本身的声音。你必须放另一种声音。

D。：你不再坚持你以前的观点，即：在电视屏幕上看不到电影，只能看到电影的复制品？

J-L.G。 ：不，我不再那么想了。在屏幕上，无论是电视还是电脑，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是，声音与图像同步一致，而我们相信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商业广告片。如果你看到梅赛德斯开着，声音说，“买梅赛德斯”，不，那.....现在已经一点一点变成这样了。而现在他们无法逃离这个，所以或者这样，或者在小剧场演出中或Vissotski的歌曲中逃脱出去。 （他笑了。）现在，没办法，无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其他地方......甚至是理发店。你不能去理发店，按照你想要的方式来处理你的头发。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D。：这就是为什么你更喜欢剧院，为了能够用另一种方式来做......

J-L.G。 ：做戏剧的人会非常习惯，如果没有桌子，就去找一个; 如果有投影仪或类似的东西，那么，我们放上去; 如果需要移动扬声器，我们可以移动。他们都准备好了。如果你愿意，这就是戏剧的精髓。它不是大剧院，但这是可能的。所以，这样的地方，但一点一点地说：首先在瑞士，然后在法国一两次。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然而，无论如何，法国制片人几乎保留了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发行版权。然后，这电影就将被乱七八糟放映。在普通的电影院里，他们听不到像这里的声音。好比说它现在是音乐，然后......本来应该是贝多芬的四重奏，但是我们最后听到的，可能是菜锅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笑了。）

D。：您仍然保留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或希腊等国家的权利......

J-L.G。 ：是的，但也不行......但如果我能为了友谊，把版权给这位早年是演员的女性朋友，告诉她可以把片子卖了，对你来说，这会让你赚到一点钱，那我会很开心的。然后，我有时会说：“邀请别人到你的家去看片子。让他们支付一第纳尔或二第纳尔......“或者是一个科贝。这就像我告诉你关于圣彼得堡那样。我们将在洛桑的一个小剧院中放映它，即使它非常简陋，可能只有屏幕和两个扬声器。这是一个著名的Vidy剧院，有三个或四个大厅，但我们在一个非常小的房间里放映。剩下的 - 也许你还记得 - 我在那里拍摄了《永远莫扎特》For Ever Mozart的开头。现在是另一位剧场负责人，但他愿意这样做。

D。：制作预告片，你不再感兴趣了吗？ [12]

J-L.G。 ：没有。这部电影本身就是预告片。

D。：以前，更多是出于一些需要......

J-L.G。 ：是的，好吧，但是因为我以前喜欢它，所以我喜欢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并不孤单。在......所谓的年轻法国电影中间，当然也是后来法国成熟电影的开端，相比古老的电影而言。但是有意大利人，有德国人，加拿大人，巴西人;所以，有一种...如他们所说，是优秀电影的同胞。俄罗斯人，我不太了解他们，但在《两个五十年》里，我们谈到......她的名字是什么来着，这个女人......我不记得了。不，不，那个时候的电影非常糟糕。我真的不喜欢塔可夫斯基或......

D。：除了《牺牲》，你几乎从不引用他的。

J-L.G。 ：是的，一个镜头而已。

D。：六个月前，你的80年代的电影之一，《无良片商》，是第一次在院线发行。阿兰·贝加拉（Alain Bergala）将其描述为灾难性的电影，讲述无解的情况并且没有任何出路，但它也是一部抵抗电影。这将要结尾的时候有一个场景，他们问临时演员：什么是......

J-L.G。 ：本质的。

D.是的。 Léaud的角色回答：“这不是我们的感受或生活经历，而是我们对抗它们所用的沉默的坚韧。 “

J-L.G。 ：我不知道是谁说的。可能是福克纳。四分之三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经常有这样的短句......在许多烂小说或类似的东西里头，有一句话还不错，非常哲学的。

D。：《影像书》，你也用一段抵抗和希望的影像将它结束了。

J-L.G。 ：是的，这取自Peter Weiss的书。

D。：“即使没有任何东西会成为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也不会改变我们的希望。 “

J-L.G。 ：这是非常乐观的，这就是我的想法，其余的。。。。

D。：虽然总体来说，这个电影其实是…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说黑暗，但最后，不像《无良片商》以及你的大多数其他电影，这个片子有几乎没有幽默感。

J-L.G。是。如果，当一个人说：“即使在共产党人中，也只有金钱才有价值。” 我认为这是......（他笑了。）这是一部糟糕的美国电影，我不记得是谁的。

D。：你电影还说：“相信我，我们永远不够悲伤到能让世界变得更好。 “

J-L.G。 ：是的， 它是众所周知的，你可能知道他 - Elias Canetti。

D.是的，是的。

J-L.G。 ：还有《土地》，当有人说：“地球被字母表字母窒息了......”，所有这一切都是Elias Canetti。

D。：在剧本中，有丢勒的《忧郁》......

J-L.G。 ：是的，它已经不见了。

D。：我们最近遇到了这个雕塑的两种解释。一个是Giorgio Agamben。它起源于本杰明对保罗克利的“众天使之一作为历史天使”的著名解释[13]，反过来又将丢勒的天使视为艺术的天使。第一个是被前进的风暴推向未来，但是向后退着，因此他被惩罚，永远地看向过去，他觉得这是一堆废墟; 而另一个是静止的，它似乎是永恒的，并被不是废墟但被剥夺了功能的物体所包围。这正是他们成为艺术品的方式。这让我想起了霍利斯·弗兰普顿（Hollis Frampton）在电影中引用的一句话：“任何活动都不能成为艺术，直到它的时代结束。 “

J-L.G。是。

D。另一个解释是Elie Faure的。她写道：“《忧郁》似乎总结了他的所有作品，人们看到人类天才被疲惫压垮了，所有被他征服的都在他身边，因为尽管他的翅膀很大，但他没有学到任何本质的东西。像浮士德一样，阿尔伯特·丟勒在世界各地游荡，追求他永远无法掌握的错觉。 [14]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相反，对你而言，这种失败和这种不可能性往往成为一个起点，非常矛盾地开辟了道路。正如我们在《无良片商》中所说的，“如果我们处于无法成功的时代，我们总是可以尝试和实验”。

J-L.G。是的，当然。是的，但它让我想起了，这个丢勒的天使的形象，“忧郁天使”......我想把它放进来，然后我注意到其他的东西：如果它是忧郁的，事实上，它并不是真的很忧郁，因为否则我们会像阿甘本Agamben一样，或者像其他人一样，甚至像Elie Faure那样，或者像弗洛伊德一样：我们试图诠释。我们制作大的书或小的书，最后，我们制作文本。事实上，对我来说，让他感到忧郁的是他所看到的。但我们，我们没有看到。就是在那时候，我想他看到了一对情人。正是在那一刻，我想起了《土地》里的这对夫妇，无论如何都引起了一点点的忧郁。上面的文字是莫里斯·布兰肖（Maurice Blanchot）的书 《等待，忘却》“L’attente l’oubli”中的一段文字。这在那里拿的文字......我当时在萨拉热窝拍摄了一场戏，它太糟糕了...我们没有放进片子里来，它非常糟糕，当时时间也太早[15]。

图片：透明（Yervant和安杰拉·里奇·卢卡Gianikian，1998） - 影像书（戈达尔，2018）／幸福阿拉伯房间模型（展览模型）（2006 ）Godard和Anne-MarieMiéville; 一些展示的图像也将出现在《影像书》（阿尔及利亚家人的镜头和两个水彩画由奥古斯特·马克在突尼斯在1914年制造） - 《乌托邦追忆》（安 - 玛丽·米耶维勒Anne-MarieMiéville，2006）/我刚刚睁开眼睛（Leyla Bouzid，2015） - 《影像书》/来自舍甫仁科 《土地》中的情侣，在《电影史B1》Dovjenko’s Land in History（s）of cinema b1.

[1]参见以“道德考古学”为题发表的访谈。

[2]以Marcel C.的笔名。序言开头如下：“作者犹豫了。言语或言语S（复数）。然后复数消失了。它可能表明流量过于模糊和过于庞大。电视，体育和政治泛滥。跟这些无关。完全无关。简单地说，它有关于在言语中可能独特（单数）的东西。 “

[3]这是他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展览的标题，他自己在《业余报道视频》中详细描述的。它与最终被称为《乌托邦的旅行》1946-2006 的那个版本完全不同。

[4]“没有未来的艺术，立即善意地警告了两兄弟。 （...）然后，我们误解了他们。他们说“没有未来”，即“当下的艺术”，一种艺术，它给予，并在给予之前能接受，我们叫它“艺术的童年”。除此之外，圣西门人，创始人被称为什么？ ”孩童的“。“孩童的”男爵。如果他们梦见东方，他们并没有把它称为丝绸之路或朗姆酒，他们称之为铁路。因为，在路上，梦想变得坚硬和机械化。 “（电影史1b）《影像书》中有很多铁路和火车的镜头。

[5]《影像书》中出现了瓦西里·格罗斯曼Vassili Grossman的《生命与命运》一句。

[6]关于Samantar，《幸福的阿拉伯》的一个人物，从艾伯特·科塞里Albert Cossery的小说《沙漠中的雄心》拿出来，在影片里被一个照片展现的。

[7] 福楼拜的Salammbo 这样开始：“它位于迦太基的郊区Megara，在Hamilcar的花园里。” La Marsa，幸福阿拉伯段落中很多镜头在这里拍摄，它就是在老的Megara地址上建造。戈达尔在电影中引用了小说中的一段或多段摘录。

[8]一个镜头展示了Philippe de Villiers的一本书《圣路易的小说》“Le Roman de Saint-Louis”的封面，是君主骑马的肖像。

[9]在问题摘录的声音是从《这里和那里》来的，戈达尔和安 - 玛丽·米耶维勒，提到的诗人可能是Khaled Abu Khaled.。

[10]电影中至少使用7种语言：法语，阿拉伯语，英语，意大利语，德语，希腊语和俄语。

[11]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法布里斯·阿格诺Fabrice Aragno说了几句关于这个博物馆项目的事，它要在四个博物馆，蓬皮杜中心，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马德里的雷纳索非亚博物馆和纽约博物馆。 Aragno描述该项目作为“在电影中的漫步，”发生在三个空间：一个是专门给他的《影像书》，另一个给影像，并在中央大厅里两者遇见。

[12] Godard做的最后的一个预告片是《社会主义影片》Film Socialisme。《影像书》的预告片，以及著名的《电影社会主义影片》的系列预告片，就是我们看到整个片子完全快放的那个，是法布里斯·阿格诺 Fabrice Aragno做的。

[13]如在上述采访中，法布里斯·阿格诺Fabrice Aragno 讲述的，老的威尼斯双年展总监汉斯贺琦Hans Hurch原想鼓励戈达尔的用这个本杰明式的照片做一些事情。阿兰 贝加拉，著名的“戈达尔学家”“godardologue”，将这张画面类比电影史（S）1B的原始版本里结尾处，有另一位克利的天使（见他的文章“历史的天使”在《没有人比戈达尔更好》）。

[14]艺术史，戈达尔在《狂人皮埃罗》中引用的，《电影史4a》（很长的一段，好几分钟）和影像书（一个句子的中间一部分）。

[15]这显然是关于《我们的音乐》，在那里有一个关于《等待遗忘》的小段对话，接近于《告别语言》的台词。

作者：Amy Taubin (Film Comment)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法布里斯·阿拉贡是让-吕克·戈达尔的《影像之书》的摄影师、联合剪辑师与联合制片人。自《电影史》至今的拼贴电影之中，《影像之书》可以说是戈达尔最为抽象也最为私人化的作品了。戈达尔在制作《影像之书》时，采用了与此前的拼贴电影一样的模拟录影设备。他会将自己剪辑好的影像，转交给阿拉贡，并由他进行数码重制。在这一过程中，他会给阿拉贡提供指导，告诉他如何保留模拟影像的那些质感与特征，但同时又要添加数码媒介中蕴含的独特元素。正像阿拉贡指出的那样，戈达尔的手抖得太厉害了，没办法点击电脑程序中的那些按钮。不过，阿拉贡做出的决定，都需要经过戈达尔的同意。而他并不是总会同意的。

因为戈达尔已经不再旅行了，所以是阿拉贡把这部影片带到了2018年秋季的纽约电影节。他拒绝代表戈达尔发言，不过他倒是很乐意聊一聊他们过去十六年来的工作。在电影节上，他也有任务在身，他得保证他们精心制作的环绕立体声效果，能够在每一个展映地点得到体现。即使每个观众听到的声音效果，取决于他们坐的位置。「如果你坐在中间，两侧都传来声音的话，」他解释道，「那就像是立体声中的让-吕克在直接对着你的大脑宣讲一样。」不过，他也很喜欢坐在影院后排的那种效果，那样银幕就会变得很小，而声音却无处不在。

但更好的情况是，在某些展映地点，观众们可以在影片放映的过程中，在设置好的场景中自由地走动——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身处装置艺术之中了。阿拉贡表示，戈达尔也在探索虚拟现实（VR）技术，不过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有看过任何有趣的VR作品。根据他的猜测，戈达尔可能会利用虚拟现实来定义真正的现实，就像他利用3D技术来定义2D那样。

记者：你可以描述一下，在制作《影像之书》的过程中，你是如何与戈达尔一起工作的吗？

法布里斯·阿拉贡：让-吕克会自己剪辑他用录像机拍好的影像，然后我再用电脑把所有的东西都重新做一遍。在制作《再见语言》的时候（包括3D部分），我使用了Final Cut软件；然后我用DaVinci软件重新制作了3D的部分。而制作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是用的DaVinci。这样比较便宜。

记者：影像之书的剪辑似乎与戈达尔此前的拼贴电影有些不同，即使他使用了一些之前用过的影像素材。很多时候，与其说是通过剪辑点将不同的影像连接在一起，不如说是将它们略带生硬地嵌合在一起。我想，这也是不同画面之间那一瞬间的黑幕所呈现的效果。是因为戈达尔下载这些影像时，使用了较为原始的模拟技术，所以达成了这种效果吗？

法布里斯·阿拉贡：不同镜头之间的黑幕，是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不过每一次都是有意为之的。或者说，有时候可能是出了一个错误，不过是他决定要保留它的。例如使用了《荒漠怪客》中的三个镜头的那个段落就是如此。

记者：关于戈达尔转交给你的那些素材，你能聊点什么吗？

法布里斯·阿拉贡：在后期制作的环节中，人们好像总得调整画面中的光与色，好让一切都看起来显得自然而平滑，你应该知道这一点吧？但让-吕克想要的是截然相反的东西。他想要看到某种断裂。首先是彩色画面，接着会出现黑白画面，或是不同亮度的色彩。或者说，在这部影片里，在某个段落开始之后，你可能会看到画幅的变化。这是因为当他把自己那台电视机上的影像，转录到他那老旧的模拟录影机器上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调整。那台机器实在是太老旧了，以至于当我们需要修理它的时候，甚至没法找到必要的零件。而电视机需要时间去辨认、调整DVD影像或是蓝光影像的格式，它们可能是1:1.33的画幅，也可能是1:1.85的画幅。而其中一台电视机的处理速度要比其他电视机更慢。他想要保留这所有的东西。我是可以把它们修正的，不过他并不想让我这么做。看吧，这就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影像。（阿拉贡在他的电脑上展示这个段落。）他在这上面覆盖了一层色彩——红的，白的，蓝的——他用的是一台老旧的模拟录影设备。这就是为什么上面有一些模糊的痕迹。当我试图在数码重制的过程中还原它们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做不到。还有那些影像的抖动——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可能是在电缆线上玩了什么名堂吧。手工制品。他想要看到这些东西。这是他那台年迈的机器送给他的礼物。

在制作每一部电影的时候，他都会为我做一本书以供参考：首先是分章节列出整部电影的大纲，每个章节都会有一些文字或图像。那有点像我们和安娜-玛丽·米埃维尔一同出版的那本书。我们在拍摄《电影社会主义》和《再见语言》的时候也有这么一本书。然后，他会从他剪辑出来的每一个段落里取出一帧放进书里。他会给它们编号，然后写下这些段落的格式，以及声音的起止点、音乐的起止点，他会写下所有东西。不过那本书我用得不是很多，因为我直接把他的拍的段落拷贝到DaVinci软件里就行了。有时候，我会找到比他所用的拷贝更好的影像资源，我就会用它们代替原有的段落。

不过，有时候，当我试图做出一些优化的时候，我就犯了错误。有一个杜甫仁科电影中的段落非常打动我。它穿插在《影像之书》中那个名为「中央地带」的章节之中，那个段落的旁白是关于时间以及「时间的缺席」的。我找到了这部电影的一个新的拷贝，我自以为那是「更好的」资源，无论是他的脸啦，她的眼睛啦，还是当他把手放在她的胸前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所有一切都非常打动我。但让-吕克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你这就是一般人做修复的方式。他们单纯就是把肉毒杆菌打到电影里。」所以，是的，看到人们的脸很重要，但看到那些雪花——影像中存在的所有缺陷——也同样重要。我们也应该听到声音里存在的噪音。让-吕克用一台老旧的麦克风录下了他的旁白，我们把所有的杂音都保留了下来。它们就是时间的痕迹。

记者：在影片里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场景，是戈达尔在画着什么？

法布里斯·阿拉贡：是的，是在阿拉伯的那个场景里。他拍下了自己作画的样子。他使用了他那台iPhone里的摄像机，然后我把他拍好的视频放到电脑上；我调整了视频中的色彩——降低了亮度，调高了饱和度。要把他工作室里的电视上播放的那些东西，转换成电影完成品中的样子，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虽然是我的手放在工具上，但却是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手是我的，但手势却是他的。

作者：Erika Balsom (Sight & Sound)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我们看到的最初影像，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施洗者约翰》。在这幅画中，施洗者约翰带着某种假笑，在画里凝视着观者。他的右手指向天堂，指向救赎。即使在艺术史学界仍存在争论，但根据最普遍的观点，这幅神秘的油画被认为是达·芬奇最后的作品。八十八岁的让-吕克·戈达尔在《影像之书》的开头，引用了这幅油画的其中一个部分，也就是那只指向天堂的手。这只手从整个构图中被分割出来，并被放大，直至填满整个银幕。戈达尔汲干了它的色彩，在银幕上呈现出黑色背景中的浅灰色图案，那就像是复印机重复工作几次后的结果。

《影像之书》中充斥着暧昧的互文性。但是，在这最初的「手势」中，戈达尔这篇哀伤的影像散文的中心思想，已经清晰可辨。戈达尔搜刮各式各样的多媒体资源，将这些影像碎片以独特的方式重新组织，使他们化身成某种奇异的复制品。他牺牲了影像的真实性，追求某种抽象性、残损性与仿造性，指涉着当代视觉文化的灵活性与易变性。

在整部影片的五个章节中，「操纵」（manipulation）的理念——就语源而论，「manipula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的「manipulus」，意为「手工的」——无处不在，这与电影的数码（digital）形式紧密相连（「digital」一词源于拉丁语的「digitus」，意为「手指」或「脚趾」）。纵观全片，《影像之书》都在思考，在救赎与美中蕴含着怎样的可能性，能够让我们久存于这个恐怖的、不确定的世界。直到结尾，戈达尔咳嗽着宣告他自己的方式，呼吁我们在面对这「最深的夜」的时候，怀着「最殷切的希望」。

在他那史诗级的系列影片《电影史》（1989-1998）中，戈达尔转向了数字视频媒介，以及拼贴式的创作方法，「拍」出了一部特殊的、非线性的电影史。他的《电影史》是一个关于堕落与救赎的故事，主要立足于欧美电影的传统，更多地服务于导演个人的观点而非事实本身。戈达尔称之为「对黑暗的答复」（La réponse des ténèbres）。他所说的黑暗并不仅仅只是大屠杀这样的灾难，而包括了战后时代日益弥漫的失望感与挫败感。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抹去他对电影的热爱。戈达尔始终表现出对那些难忘影像的狂热，以及某种独特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在影评人塞尔日·达内的论述中找到定义：「迷影并不是指人与电影的关系，而是指人通过电影与世界产生联系。」

其中一种接近《影像之书》的方式，就是把它当做是《电影史》系列的延伸。我们当然也不能忘记同样采用这种手法的短片《21世纪的起源》（2000）。在《影像之书》中，戈达尔关注的很多问题、使用的许多影像都是相同的，甚至影片的风格元素也是如此。在他的手中，蒙太奇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形式。第一个章节的标题「重制」，以及他此前的影片中无数的案例，都可以成为这一点的佐证。通常而言，看戈达尔影片的观众，他们的任务不仅仅只是找到他引用影片的来源，还得找到这些来源在「戈达尔宇宙」中的位置：「对于引用狂人的引用」。

在《影像之书》的末尾，戈达尔在一个黑屏中表述了某种乌托邦式的希望。他声称，对反驳与反抗的需求永远不会消失。在那之后，他剪进了一个来自马克斯·奥菲尔斯的《欢愉》（1952）的舞会场景。一个老人伪装成年轻人在舞池里跳舞，直至虚弱晕倒——这可以说是刚才提到的表述的完美例证，而那个老人也可以看作是戈达尔自己的化身。

我们的解读可以在这里停下来，但也可以往前再走一步：这一段由这位刚结束流亡的犹太导演拍摄的精美影像，描摹了燃烧的欢乐，与火焰烧尽后的枯竭。这段影像忧郁的配乐，来自汉斯·欧特手下的钢琴。而在《21世纪的起源》中，我们同样听到了汉斯·欧特的钢琴乐，伴随着指示「1900年」的字幕板。戈达尔给《电影手册》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有关《欢愉》的（不过被拒绝了）。而在1962年，戈达尔称《欢愉》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好的法国电影。这部备受戈达尔喜爱的影片，以其劣质的、脏污的拷贝，承载着多层次的年代与意义——从电影的诞生，到二战，到法国新浪潮，再到今天。电影史成为了一种讨论政治、讨论戈达尔自身的方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戈达尔发出了「回到原点」的呼吁；而在《影像之书》的结尾，他提出了另一种返璞归真的宣言。

这部影片的第二和第三个章节对二战进行了大量的指涉，试图论证文明如何成为了野蛮的同谋，这也是《电影史》的核心命题。通过戈达尔的蒙太奇，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接上了将人们运往集中营的列车。我们也看到了好莱坞影片的踪迹：希区柯克、奥尔德里奇、布朗宁等等。

然而，《影像之书》也涉足了新的主题。因为戈达尔长期采用「重制」的手法，影像的真实性从来都不是他的最高理想——影片前期在《荒漠怪客》（1954）与《小兵》（1963）之间创造的联系正是如此。如果《影像之书》确实是对历史的重制，那么这种「重复」必然包含着一些区别。戈达尔重新思考了他的早期创作，那时的「电影」，被理解成为一种建筑、一门技术或是一个实践的场所。如今，这种概念被新的「影像」理念所取代。影像被看做是独立的个体，不受任何规则的束缚，与任何实在的物质材料相分离，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只要鼠标轻轻一点，就能被压缩、上传、改变形态。

在《影像之书》的标题中体现的图像与文字之间的碰撞，不仅仅只是对亚历山大·阿斯楚克的「摄影笔论」（caméra-stylo）的颂扬。对于数字影像如何从本质上成为一种书写的手段，戈达尔赋予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代码的基础上，这部影片的影像在作者的指令下，成为了展示变化与变形的场域。虽然戈达尔没有否认索引式影像的纪录力量，但他更倾向于表现操纵影像的多种方式：包括突然改变影片的画幅、使影像呈现出高度非自然的色彩、动画式的效果和断断续续的「故障」。天空会突然变成橙黄色或是朱红色；人物的动作被分解成时断时续的静止影像。高清晰度的影像与经过多次处理的拷贝夹杂在一起，正如电影史与艺术史的杰作混杂在那种表现性与死亡的粗俗视频之中。

在《影像之书》中，戈达尔探索了这些新影像独特的可塑性，以及将它们混杂在一起时极富变化的效果。可以说，这部影片从「断裂」与「接续」两个层面同时理解媒介史的衍变。电影已经不再是一种独裁体制，因为戈达尔运用了他的一切技巧，创造出了一部更广阔的影像图册。正如数码视觉文化本身那样，《影像之书》是令人困惑的、高度过载的、极端混杂的、时断时续的、层次分明的、不断复沓的。这部影片的声轨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既是多声道的，也是多语言的。有时，许多不同的声音会同时出现，争相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同时还播放着断断续续的音乐。戈达尔嘟嘟囔囔的耳语贯穿始终，但它并不能算是某种导语，而更像是这混乱的声音杂烩中的又一个元素，与其他的声音拥有着同样的地位。

《影像之书》的地理政治学范围，与《电影史》截然不同。或许是为了回应二十一世纪新的冲突，为了答复围绕着欧洲中心主义日益凸显的问题，戈达尔选取了更为全球化的影像。探讨中东问题的影像占据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尤其是在第五个章节「中央区域」之中。可以说这部影片中几乎一半的影像都与中东有关。

而这第五个章节，是《影像之书》最接近其他任何种类的叙事形式的时刻。影片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海湾王国「多法」的故事，这个国家不幸——或者说有幸——缺乏石油资源，在这里还发生了一次失败的革命。在这个章节中，戈达尔花费大量的时间取证、分析「东方主义」的概念，这种对中东的偏见弥漫在众多关于这一区域的电影表述之中。写着「在西方的眼中」的字幕板多次地在屏幕上闪现。我们可以看到帕索里尼与拉乌尔·沃尔什电影中的段落，我们甚至乘着魔毯，从那些阿拉伯地区的经典电影——像是尤素福·素欣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又名《加米拉》，1958），一路看到新拍摄的描述日常生活的高清影像。戈达尔从这些影像中抽象出一种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并指出存在于所摄对象之外的摄影者主体，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在旁白中，戈达尔指出「代表」他人发声的行为中存在的暴力性，并将这种野蛮的实质，与「这一行为内在的平静」进行了对比。

如果说《影像之书》的第五个章节的大部分篇幅，主要是对于西方及其影片的控诉的话，那么它在影片最后的几分钟则突然转变了口吻。即使在终局之前，对埃利亚斯·卡内蒂的引用是如此悲伤而真切——「如果我们始终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么我们永远不会停止悲伤」——但戈达尔以一句恳求，结束了这部可能是他最终之作的影片。这恳求不仅仅只是关乎电影，而是关乎为了正义的每一次行动，关乎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即使我们的希望没有改变任何事情，这一事实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希望」。

在与学姐（或自己）斗智斗勇的一周，依然要抽出足够的时间来写下这部《图像策》/《影像之书》的影评，将其作为我的第699部电影。（第700部是《让娜迪尔曼》，虽然存在一定时间上的倒错，但我相信戈达尔本人更喜欢699这个数字，也很想屈居《让》之后）对这部电影写长评也是极为困难的，但同《让》之困难不同，甚至说是两者走上了两个极端：《影》的分析非常难以细读式展开，就如同之前在《李尔王》的短评中说的那样，无尽的差异制造的隐喻，它们都意味着什么，但加和在一起却又指向完全的虚无；而《让》却几近没有任何内容之隐喻，仅存影像本身颤动后留下的残影（或蚕蜕），我们需要将其一一拾起并拼凑。不过这两部倒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看完第一遍后马上决定要立即看第二遍的电影。

《影》让我受到的震撼无异于《牺牲》。如果说牺牲是两个小时二十分钟的痛苦后，八分钟的消融及最后一分钟获得的崇高的话；《影》便是过去几周连看十五部戈达尔的痛苦后，一个多小时的纯粹审美享受即最后十分钟的“政治认同”。纯粹的审美享受当然有无数值得说的：从立体声道到无数个发生在“异世界”的镜头（例如那个恐怖至极的在俄国皇宫中的推轨镜头），再到之后非洲海岸的高对比度风光定格，还有无数的来源于帕索利尼和费里尼的collage（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这个技巧，例如音乐的Zimmermann，Schnittke），当然还有无孔不入的音乐及高达的碎碎念......用大家总喜欢的话语说，就是里面包含了所有我们在影像中能想到甚至想不到的技巧；之前戈达尔还总喜欢来点寸止，在影像间非常暴力地切分，就像是开头（在《电影社会主义》中也出现过）的用回形针缝合的菲林。但是这部他似乎就饶过了我们：前半段影像间的流动亲切而自然，就像是戈达尔自己也慢慢沉浸在了回忆影像史的温柔乡中，无限多的素材以及脑中无限多的表达方式，再加上戈老师无敌的审美，为我们真真切切地呈现了影像在去掉所有叙事（甚至内容）后所能得到的最美的一面。

但在非洲/中东出现后这一境况便急转直下，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我们痛苦并且乐在其中的戈达尔。影像叠加起再明显不过的政治倾向后，其实所能给出的效果似乎只有挑衅。我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内容，反复提及的多发（Dofa）甚至不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可能是，但我没Google到）；然后那些中东阿拉伯人名也很不熟悉，所以就在什么背景知识都没有的情况下，像是在酒吧被迫听一个喝醉的老大爷发牢骚一样，看完了后半部分。但最漂亮的几个镜头也出现在这一部分，当然也有很多明显的隐喻，在此不做赘述。

但就在最后几分钟，他似乎突然认识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所有工作之意义的局限性，做了一次完整的坦白。配合着在非洲充斥着垃圾的高对比低解析率的“黄金海岸”上踢球的孩童，控诉了这个没有观众的世界：“Earth, abandoned, overloaded with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stifled under the knowledge. And hardly any ears listening anymore.” 一种对于这个已然被消费主义影像充斥着的“索多玛”之控诉。而也像是在影像中首次袒露心迹一般，说出“But the words will never be language.”此时此刻其实我感受到了大江健三郎在他的作品中一次又一次，从中年到晚年坚持不懈地对自己的进攻；他相信如此这般将自己献祭给文字本身，或许便能激起文字及其排列组合中所能拥有的最强的力量，并借此昭告世界。戈达尔也同样，反反复复地，坚持不懈地朝向影像也朝向自己进攻着。或许就如戈达尔下句话说的一样，他们都希望能出现一个“马克思”或者“恩格斯”，而他们自己作为“Eugene Sue”......

但，实在可惜，就如同大江没料到平成年代的日本；戈达尔也没有等到21世纪的马克思，只堪堪来了个巴迪欧。戈达尔只能把他放在环游地中海的豪华游轮上，让巴老师和他空无一人的舞台巡视敖德萨、巴勒斯坦，以及与欧洲等宽的北非海岸了。（突然想起最后还能把巴迪欧送回他的老家，乐）

但，我们总还是期望着很多。戈达尔说我们尚年幼时给予过热烈期望的，正如过去一样是不可改变的；我也这么希望着。以及孩子为什么要上学？——为了能学习之前已死去的孩童的语言，替代他们生活下去......

关于 影像书 JLG 戈达尔

采访人 Fréderic Papon，Nicole Brenez（戈达尔合作者， “影像书” 的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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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若松 这次在Cannes看了3次 影像书，一次在Lumière， 一次在 André Bazin，一次在Olympia。有个感觉，几个厅里头听到的声音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在Lumière厅里头，左边和右边的声音也不同，每个扩音器的声音也不同，这一次感觉声音跟以前有不太一样。影片比之前的片子都要长，多了10多分钟的介绍，还挺惊讶的，感觉对观众还比较友好。

FP 声音是个问题，我有个很不理解的问题，我们是在电影资料馆组织的放映看的，因为影片里头有的地方有字幕，但没有声音，不知道是不是电影院的声音系统跟影片不匹配还是怎么样。你看的时候有这个问题么？

黄 我看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地方，英语字幕跟声音不匹配，最开始的时候前面讲述一个手指的属性，包括五个感觉，都没有英语字幕，中间有个地方没有声音，但是有字幕。

NB 这次是他新尝试的一个东西，这个片子的字幕是JLG自己做的，所以字幕其实是电影的一部分，跟影片是个整体的，所以有的地方不是完全对应。所以要是要影片的国际版的话，他自己已经有字幕，比如在中国放映，按照这个英语字幕翻译成中文就好了。

黄 所以声音的问题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我感觉每个厅听到的声音完全不同。

NB 你知道，JLG这次的影片其实要配合一个DJ放映， 按照他的想法，每次放映这个影片都应该现场有个混音师，现场来混音，按照现场的条件和气氛来。就是这次他把整个电影作为一个整体了。

黄 那这个跟做音乐一样啊，我以前去听 Pierre Henry 的音乐会，在他家里头一间房子里，有很多个不同的放音器，每个观众做的位置完全不同，听到的声音也不同，他把这叫做 电声音乐，具体音乐（Musique Concrète）。。。所以这个影片不能在一般电影院放映？

FP 我们开始跟JLG提议，能不能在（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大厅，弄一个空间，长期播放这个影片，但是他不想。

黄 他肯定不会把自己影片被当成当代艺术放进博物馆。

FP 所以这个片子只能在一些活动上做点播放（événementiels），因为他也不想这个片子在电影院上映，这个片子可以说一定不会在院线上映的。

黄 为什么不想在电影院上映呢？是因为他受不了现在宣传发行来控制制作的情况么？反正他这个片子没有演员，没有明星了，没有跟任何现在电影类似的地方。因为剪辑在拍摄之前了。

FP 不知道具体他怎么想的。这个倒是，找资料的工作很大，这个片子的资料量真是很惊人。

黄 其实我也想知道，里头的那些镜头都怎么找出来的，太惊人了。主要是Nicoles B和 Bernard E 是吧？最后一个镜头，康康舞那个，真的是很悲哀吧，基本就是一个自我的一生评价，非常嘲讽，但是感觉他这次态度真的是温和了很多啊。

FP 不像 社会主义影片 的开头一上来就打观众脸。什么都看不懂。

NB 最后这个镜头他也是犹豫了很久时间，我看剪辑的时候，这个地方换来换去弄了5个月，最后才确定了这个镜头。

黄 真的是很悲哀也讽刺。他犹豫什么？

FP 你看了他在嘎纳的新闻发布会？用facetime做的。

黄 看了，非常恶意。

FP 真的是玩了 （ Thierry Frémaux）弗茂 一把。我是想看到从JLG手机那边看现场是什么样子，按他的性格，他肯定用手机录下来了。

黄 他真的是很清楚怎么样去制造不舒适感，怎么样去破坏规则。弗茂站在旁边一脸尴尬，还要保持笑脸。

FP 你看整个新闻发布会会场都需要因为一个iphone重新组织空间和秩序，大家都不知道要站在哪里。整个现场非常无序，这个点子真是很好。

黄 在Lumière 厅看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我一直不明白，他电影开场时候的千赫信号（1000 Hz）是干嘛。直到这次在嘎纳主厅看这个。才知道，原来大家在影片前，嘎纳台阶的logo过后要集体鼓掌，欢迎影片。随后，影片开始，就听到戈达尔跟大厅里头的观众打招呼，“叮。。。。。。” 非常讽刺。典型的戈达尔欢迎方式。真的，我是这次在嘎纳才感受到这种的影片跟观众的恶意互动。

FP 是的吧，你运气好，在嘎纳看了。

黄 问题是这片子放主竞赛怎么给奖呢？在嘎纳看片有个强烈的感觉，我看了30多部，就感觉有戈达尔的片子和其他人的片子，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其他人的片子都是拍一个剧本，故事，慢慢吞吞的，老气横秋。我想这怎么给奖呢？果然先把它从主竞赛踢开，给一个什么特别金棕榈，意思叫他别参与真正的奖项评选。

FP 就是啊，现在竞赛单元都变成一个影片类型了，恐怖的很。旁边有个JLG的片子，这么年轻，这么快，跟其他人的东西完全不搭调。

黄 JLG的片子有点给大家做总结的感觉，每次把目前的世界电影现状总结一下，然后具体的每个例子，我们看其他的片子就好了。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124.html

欢快的法国康康舞音乐正在响起，男人和女人们面带微笑激情地起舞，这是生活？这是文明？这是语言？为什么在翩翩起舞时男人倒下女人惊愕？是不是最后是猝然而至的死亡？

这是最后的影像，黑白的世界里没有色彩，或者黑白就是最后的色彩，二元论，就如一种生活、文明和语言的生与死，倒地而死，便如时间拉向了最后黑屏的终结。而在这之前，传来的是戈达尔的咳嗽，一声咳嗽，两声咳嗽，三声咳嗽，那前面的句子却已经完整地讲出：“一切必然会留有一个乌托邦，期望的田野会更广阔，正如过去不可更改，我的期望也不可更改。”寻找永恒的乌托邦，发现更广阔的世界，和时间的进程一样不可遏制，在这希望的世界里，戈达尔是充满激情的，也正是在激情的表达中，在提升的音量中，他却被咳嗽打断。

康康舞是一种激情，对于希望的确定性是一种激情，但是康康舞的舞者却倒地而望，乌托邦的言说者却咳嗽不止，死亡和病态的结尾在预示着什么？那个电影里女人的声音在戈达尔之前就已经说出了该说的话：“当我自言自语时，我的艳遇军事他时我自言所用之语。”自言自语便是自言自语，它不需要高亢的声调，不需要激情的展现，甚至不需要变成他人的乌托邦，所以咳嗽和死亡仿佛在破坏自言自语，破坏那个自足的言语世界。

破坏来自哪里？这是最后一部分：《中心区：幸福的阿拉伯》，幸福存在于何处？存在于历史，存在于想象？“东方人更具有哲思，每个人都是哲学家。”不论是沙漠还是海洋，不论是哲学还是宗教，阿拉伯就是一个乌托邦，就是外人眼中的山水风景，“在遥远的下方，有千万层的海浪，从空中俯瞰，仿佛一动不动。”但是戈达尔却用“失乐园”来注解这个神秘的世界，“他们原本有激情，现在却在杀害自己。”就像是躲在洞中的知更鸟，在飞出去的那一刻说出了预言：暴风雨就要来了。

于是，知更鸟死去，于是，鱼的身形消失了，于是，北方的大海上是一排排的鳄鱼，南方的海面上是像蚊子的渔船，于是，阿拉伯成为遗落的花，“蛮夷部队向迦太基进军。”历史的号角成为现实的一种隐喻，而那破坏的力量，那如鳄鱼和蚊子密布在海面上的船只，便从西方行驶到东方，便摧毁了这里的幸福，便征服了这里的乌托邦。“物种大灭绝之后出现了两个群体，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富人破坏环境，穷人摧毁资源。”富人和穷人，截然划分出两个世界，而这两个世界截然独立，就像东方和西方，就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在多法开展颠覆性活动是不可能的，除非用炸弹。”戈达尔如此讲述这个城市的命运，谁必须用炸弹？炸弹炸毁的是谁的世界？其实不是关于富人和穷人的对立，他们的后面有另一双手，那就是：统治者和服从者。卡蒂姆，是戈达尔反复说起的一个名字，他痴迷于权力，建立起统治，但是最后依然被“反革命”赶出了城市，只能逃离而避难。而反革命呢，当他们通炸弹驱赶了统治者，自己反而成了另一个当权者，“革命并不重要，一切皆有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在可能的意义上最后都变成了炸弹，变成了恐怖，变成了毁灭。

“梦想成为浮士德，何必梦想成为国王？”但是，在这个本是幸福的阿拉伯，这个远方的乌托邦，为什么只有国王而再没有浮士德？依然是权力，依然是征服，蛮夷军队向迦太基进军，是不是也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次进攻？阿拉伯的世界似乎再没有古兰经，再没有千万层的海浪，再没有古老的东方哲学，只有石油，只有利益，只有政治家的野心——所以，阿拉伯的故事，在戈达尔那里找到了罪恶的源头：道德错误和国家罪行，而这个源头不仅对于东方文明是一种戕害，对于西方文明一样是一种摧毁。

这是第五部分，从一到二再到三到四，仿佛伸出了一只手，而戈达尔就是用一只手来书写这本《影像之书》，““我们要制作一部电影，其中有五个手指，然后，五个手指在一起成了什么，一只手。”一只手是书写的手，是阅读的手，是放在神面前忏悔的手，是指挥进军另一个世界的手，但是一只手，也必须是创造我们新的乌托邦的手。五个手指的手，其实在多元意义上实践着戈达尔的“影像之书”。他先是将一只手分开，五个手指对应着五个主题，它们是“就像一场暴风雨”的战争，它们是“圣彼得堡的夜晚”的文明，它们是“铁轨间盛开的花，游走在迷惘的风中”的侵袭，它们是“法的精神”的缺失，最后是“中心区：幸福的阿拉伯”的“失乐园”。

一只手就这样被伸出来，但是这只手一定是带着鲜血，带着暴力，带着死亡，“天堂只能由血来抚慰。”爆炸，大火，杀戮，那些在战争中的镜头却在现实里发生了，世界似乎正进入新的恐怖，“谁能想象那些死去的人，他们白死了吗？”从影像里发出的声音，其实是在寻找现实中的答案，“没有什么比文本更容易放入书中，如果将现实放入现实里呢？”戈达尔就是这样在命名这一部“影像之书”——不是关于电影中的暴力，不是影像有关的死亡，而是在现实里打开书。所以电影从来不是完整的，它被切割，被分离，被转换，画幅在改变，色彩在改变，而所有的改变都是在现实中发现艺术的另一种可能：“每一个世纪缓慢进入下一个世纪，一些人转换原有的生活方式，我们把后者叫做艺术。”

一种可能，是关于艺术的突围，但必须先“把现实放进现实”，一只手伸出来，五个手指把现实放进现实，而这个现实在戈达尔看来，唯一的视角就是“在西方国家眼中”：圣彼得堡的夜晚正在举行舞会，男人们和女人们戴着面具，穿着华丽的衣服翩翩起舞，但是一边是和平，一边是战争，这是征服的夜晚，这是沦落的夜晚，法国大军正浩浩荡荡向着圣彼得堡而来；里尔克吟咏着铁轨间盛开的花，华沙的火车正开往圣彼得堡，但是这一列火车运载着文明，还是装载着征服的权力？巴斯特·基顿也是开着“将军号”在美国的大地上驰骋，一种文明，其实在影像之外，变成了扩展的权力——而在西方国家眼中，疾驰而来的火车带来了希望和苦难并存的时代。

所有人，翠绿色，在夏天，尊贵的，火焰，秋天和冬天殆尽，在春天将会开花，再一次……断断续续，时间的更替，不是完整的希望呈现，有人奋力爬过铁轨，只为不让自己受伤的身体被火车压过；有人用石子扔向火车，一种渺小力量的对抗；一个女孩说“火车来了”，另两个小孩却等不到要等的人；暴风雪中的火车碾过了平整的道路，向着未明的方向驶去……火车是文明，火车开启了新时代，火车也碾压了道路，打破了寂静，甚至制造了血和暴力——纳粹押着犹太人的不是那列火车？

在西方国家眼中，在西方的文明里，在现实里的现实就是残酷的暴力，就是毁灭，那个孟德斯鸠在书中所说的“法的精神”在哪里？一种质疑是因为法只不过是当权者的法，只不过是西方国家的法，所以世界早就被截然分开：当权者和服从者。“欧洲人的行动是欧洲人自己做的。”那些强奸幼女的行为是谁干过的？那些弑杀父母的罪恶是谁带来的？而残酷的更在于：“监狱属于法院”。所以一种质疑，是一种否定：欧洲没有同一的道德原则，其上伴随着种种污秽而飘扬，社会是建立在共同犯罪基础上的。

这是戈达尔对于罪恶的书写，那一只伸出的手里沾满了鲜血，及至最后一根手指，也是幸福阿拉伯的一种沦落，爆炸声总是此起彼伏，哭喊声总是此消彼长，现实里的现实之书，是一只手的罪恶。但是，手之存在，除了创造铁路和火车式的文明，除了拿着武器制造爆炸，是不是还有另外的意义？这就是书写戈达尔心中真正的“影像之书”：电影，艺术，需要的是手的劳作，需要的是手指的信仰，画面，声音，音乐，绘画，属于艺术世界的一切，都和手有关。

“世界上的大师应该小心贝卡施妮，因为她需要安静。”漫画世界里的那一个手指，正放在嘴唇上，这是言语的开始，然后放在圣经上，这是信仰的符号，下面是一本书，一本需要书写的书，需要翻开的书，需要重建秩序的书，需要用影像构建的书。“安妮-玛丽很多年前写的一本小书，叫《言语的影像》，言语是单数，影像是复数。”在戈达尔看来，其实影像之书才是真正单一的书，里面不是有谎言、暴力、血腥和权力构筑的复数之书，而是单纯的单数之书，就像布莱希特所说：“只有语言的片段才带着真实性的痕迹。”所以当词语变得零碎，当言语失去了整体意义，影像却有了重建秩序的可能性。

而其实这种可能性是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是“在西方国家眼中”的反叛，大仲马正是写出了那一个阿拉伯，才让西方人在书中找到了通行证；马克思恩格斯说“尤格·苏是个瞎子”，是因为他用复数的言语虚构了另一个世界，还有巴尔扎克，“用变形的语言迷惑了我们”，所以戈达尔说，“一定要改革”——不是用枪炮征服式的所谓革命，也不是用炸弹制造的反革命，是用零碎的语言，单一的影像，构筑一个真正属于艺术的世界，就像那个女声所说的“自言自语”，只有“自言所用之语”才是自己的，才是唯一的，才是单纯的，所以一只手也是整体的单数，就像一根手指，放在嘴边开始说话，放在神的面前看见信仰。

“仙女的五指共同组成了一双手，人类的处境必须使他们用手来思考。”是的，一只手曾经在布努埃尔《一条安达鲁狗》里残忍地割开眼珠，一只手在帕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里制造变态的暴力，一只手在格斯·范·桑特的《大象》里扣动过罪恶的枪，它们都是影像里的手，但那只是机械的手，被权力控制的手，被恐怖劫持的手，所以在最后康康舞的猝死之后，在不间断的咳嗽之后，病态就应该终结了，而唯一指向未来的影像之手，就是从那个黑暗世界里朝向真理的手，“我们一直思索如此鲜艳的色彩如何能在黑暗中孕育而生，微弱而温和的话语在梦境中响起，讲述着一些重要的、惊奇的、深刻的真理，影像与话语，就像暴雨夜中的噩梦……”

作者：csh

本文首发于《幕味儿》

毫无疑问，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最特别的金棕榈奖提名作品，是让-吕克·戈达尔的《影像之书》。

在所有获得金棕榈提名的作品导演中，戈达尔是作品序列最长、从影经历最丰富的那一位。他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新浪潮，一路披荆斩棘，奋战至今日的神话。但是，在所有的参赛作品中，《影像之书》却是看起来最“年轻”、最富活力、最具可能性的一部影片。时至今日，戈达尔仍在挑战电影这一形式的边界，仍在想方设法企图改变观众的观影方式。

在欧盟电影节上，中国的观众有幸看到了这部传奇大师的最新作品。但是，或许大多数观众只看过戈达尔的《精疲力尽》、《随心所欲》等易懂而浪漫的早期电影。对于不了解戈达尔在七十、八十年代大胆探索的影迷来说，这部影片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戈达尔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认为自己的影片并不是拍给所有人看的。他制作电影的方式，本身就不在商业电影的运作框架之内，所以，他没有责任为想要花钱买爽的观众负责。戈达尔的电影，从来都是拍给愿意看他的影片、愿意体认他的艺术与政治立场的人看的。换句话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导演不同，戈达尔的导演史，是一个不断推翻旧事物、创造新事物的过程。所以，在理解《影像之书》之前，我们先要追索他的作品序列，寻找一个理解《影像之书》的方式。

从《精疲力尽》中举世闻名的跳切开始，戈达尔就在不断刷新电影的可能性。在《影像之书》中，戈达尔的许多手法也让不少观众面面相觑。许多影迷甚至怀疑是影院的播放设备出了问题。

首先，他拒绝传统的电影制作与生产方式。在1972年，他在阿尔卑斯山下创立声影制作社，使用录影技术拍摄影片。后来他又频繁采用许多别的影像素材，成为自己影片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鸿篇巨制的《电影史》就是最著名的例证。

同时，他的影片中充满了对自己影片制作方式的审视、思考与自反。在《影像之书》中，“手”的意象既存在于影片内部，也存在于外部：“手”意味着戈达尔这种手工业式的制片方式。因此，他在影片中让人们“用手思考”，也就具有了双重的含义。

在五月风暴之后，戈达尔拍摄政治电影的时期，他否认了自己此前的影片，并将自己的政治观念投注到电影形式的改造之中。

《影像之书》中大多数令今日观众瞠目结舌的手法，其实早已散落在他的政治现代主义作品之中。

在戈达尔与戈兰合作的影片《东风》（1970）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传统声画关系的反叛。在普通的故事片中，影像是高度叙事的，而声音不过是叙事影像的润滑剂。

但在《东风》里，影像并未清晰地表达叙事，而是由声音和写下的文字来决定角色的动机与行动。也就是说，与传统故事片不同，声音成为了确立叙事、决定意义的主导因素。

《影像之书》中采取的正是这样的做法。“翻拍”、“圣彼得堡的夜”等五个小标题、以戈达尔为主的人声和各种字幕板，决定了影像中的元素及其动作的意义。

这在第五个章节“中央地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章节中包含了一个影片中最为完整的叙事段落：一个虚构的阿拉伯国家的故事。画外音将散乱画面的意义，变得连贯、充盈起来。

《东风》的革命性除了声画地位的不对等外，当然还体现在声画的高度不同步上。音轨的自由性，给了戈达尔更大的表意空间与更丰富的表意层次。

在《影像之书》的访谈中，戈达尔提到：“（《影像之书》对声音的运用）与音乐没有什么两样。听不懂歌剧的剧情时，人们并不在意。我们在歌剧院里没必要理解歌手发出声音的‘意义’与指涉，那为什么我们在电影院就非得了解呢？”

于是，《影像之书》大量出现静音段落、声道变动等手法，这也赋予声音更多的可能性。笔者印象最深刻的范例，就是戈达尔运用静音，在一个男女“对话”段落中，表现女性的无望与失语。

在戈达尔那一时期的另一部影片《真理》（1970）中，我们可以看到“扩缩镜头”的创造性运用。在常规影片中，远距镜头旨在表现被摄对象所处的环境，近距镜头则为了让观众更清晰地观照被摄对象。

而戈达尔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的“扩缩”速度。这种突兀、高速的扩缩，能让观众更清醒地意识到技术的存在，让观众理解这一事实：摄像机并不能完全取代现实的景象，它需要调整自己的拍摄方式。

这一手法最炉火纯青的运用，体现在他1985年的作品《向玛丽致敬》中。在这部圣母玛利亚故事的重写中，他通过扩缩镜头，创造了一种戏谑又庄重的质感。

而在《影像之书》中，我们可以频繁看到戈达尔对画幅的二次调整，这正是《真理报》中的扩缩镜头的变奏。它屡次让我们重新审视同样的影像，意识到摄像机的局限性；它也成为影片中的重点标识，为热衷于影片分析的观众，提供了阐释的方向。

而在戈达尔较成熟的政治影片《斗争在意大利》（1971）中，他采取了一种比起《东风》、《真理》等影片更深刻的表意方式。

在影片的多章节段落中，第一个章节中的女主角，在第二个章节中，对前一个章节作出评论。而观众通过观看第二个章节，也发现了第一个章节的一些局限性。

在第三个章节中，我们重新看到了前两个章节中的一些段落，而戈达尔也开始引入意识形态叙事，并论证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最后一个章节则点出了女主角通过“意识形态洗礼”，而做出的行动。

《影像之书》的多章节结构，可谓如出一辙。这部影片的主题，其实非常明确，它也是戈达尔中后期影片的经典命题：影像比文字和语言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当然，戈达尔对这一命题的影像阐释，在不断更新、深化，但我们可以用他自己举的例子来碰触这一主题：历史上的禁令与刑罚都是通过语言确定的，我们可能因为语言受到禁锢，也可能被语言禁锢，但影像是相对自由的。

正像《斗争在意大利》对阶级观点与生活之关系的探索那样，《影像之书》也可以看作是对影像与语言文字之关系的探讨。据戈达尔所说，这部影片的原名正是《画面与言语》。

在“翻拍”的章节中，我们看到影像的重复性。诚如马克·吐温的名言：“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戈达尔将不断重现的影像场景，与不断被使用的语言意象并置，体现了影像与语言之间的相似之处。开头两者的同构，其局限性在此后的章节中被揭露出来。两者逐渐变得若即若离，时而“狼狈为奸”，时而彼此分裂。

通过对戈达尔过往的影像观念、影像作品的重返，我们自然而然地就拥有了理解《影像之书》的路径。在上文中，笔者也顺势提出了自己在这一路径上的一些收获。

戈达尔的影片极具代表性的间离效果，正是为了让观众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影片的“完成”之中。我想，对戈达尔的影迷来说，在他提供的地基上，盖出自己的房子，是最具乐趣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