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节：潜罪犯

laughing sir入狱，是要去做卧底查黑警案的，而他能入狱的前提是“他杀了跛bo”。

但他不能真的杀了跛co（不然就真成杀人犯了，还卧底个P呀，这个大家都懂，对吧）。

而与此同时，他又不能让别人知道，他没有杀跛co啵，这个相信大家也能理解吧，不然你一边说杀了那人，一边那人还在那活蹦乱跳地，那不是坑爹嘛！

所以，作为很Pro的香港情报科警察，应该对此项行动有很精心安排才对。

专业的做法我认为应该是，在laughing对跛co假开了那么一枪后（还他妈地设置悬念呢，而且后面laughing在法庭上认罪时讲得多动人啊，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坑爹，这个我后面会再有讲到）让跛co跟警方合作什么的，把他给假死了，然后隐藏保护起来，直到laughing搞掂这项任务后，才正式给他审判定罪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的可操行不高而且风险很大，电视剧完全就是为了设置悬念，才让警察显得那么脑残，用这样的办法入狱做卧底。）

但坑爹地实际上是怎样的呢？laughing潇洒地走了后，居然没个警察来善后，就这样给了个机会让教授派人来杀了跛co。（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可能laughing的卧底任务是跛co死后才有的啊，然后就顺手牵羊顶了这个罪名顺利入狱啊。这更坑爹啊！这个我接下来会再剖析。）

电影没出来的时候，我在想，如果laughing真的是卧底，那么跛co一定就没死才对啊。

大家想想看，如果卧底任务是之前就有了的，你假装要杀的那个人真的死了，不是一份文件就能证明你的清白的，你还要找出真凶啊！你真凶不找，你还顺便顶了个罪名就去入狱搞别的，傻不傻啊！坑爹的真凶是教授还是查另外一件案子时“不小心”“顺便”发现的。

另一种情况，任务是跛co被杀之后才有的。那也说不清啊。你看，你为了能当卧底，居然顶罪，那真凶就逍遥法外咯？就算你觉得这个不重要，但你再想想看，当卧底，身份保密非常重要，但你这样顶罪，还在法庭上那么煽情，那个真凶肯定会关注，然后就知道了啊！而且能追到那杀了跛co的，想都知道不简单啦，被这么一个人知道了身份，这不是很危险嘛！

其实我觉得吧，退一步来说，如果情节是，laughing在法庭上不认罪，当因为证据确凿（知情警察暗中安排的）被定罪含冤入狱，还能接受些。这样能符合laughing的性情，情节也没那么炒冷饭，还更能让大家（不仅是说观众，是电影里的人）相信他不是卧底。另一方面，也让杀跛co的真凶不会怀疑到他，还因为有替死鬼而偷着乐呢。

语言表达有点混乱，但大家从这方面（逻辑和常理）去细想一下相信也能发现不妥吧。

如果是因为自己疏忽了一些重要的情节，导致我有错误的认识，先给大家认个错哈。交流就好，勿拍砖~~~~~~~~

影片名字的前缀虽然是Laughing Gor, 但<潜罪犯 Laughing Gor之潛罪犯>已经完全不focus在Laughing Gor身上了. 当年Laughing Gor这个角色之所以在香港和大陆走红,我想是因为Laughing Gor身上亦正亦邪,痞得张狂,行得机智,走得正义的人格魅力吧.最后Laughing Gor倒下了,希望不要再活过来了,以后也就不会有香港的导演假借Laughing Gor借尸还魂了.

在这个我本以为会着重刻画laughing 的电影中，laughing被塑造成了一个几乎无关紧要的人物，还有些让人莫名其妙的情节，比如某位同学和L同学一起，犯罪然后进了男童院，最后在监狱里吹水。
这种情节甚至让人写出了“Laughing和霍天任是同学”的剧透？

也许我没有看清本片的意图，但是模模糊糊中，导演的意图很明显。想要靠Janice Man来吸引青春观众，想要靠Laughing撑住TVB死忠，想要吴镇宇托大cast，想要内容够噱头够煽情，安排些可能的煽情片段。sorry，徐子珊最后那段表演实在是太无法接受……laughing在本片中变成了一个花瓶。

电影本来是用来讲故事的，一开始，严刑逼供，功利主义，这样的噱头我本很满意，满心以为会出现一个严刑逼供或是潜在的严刑逼供之类的犯罪和反犯罪的斗争故事。结果……徐子珊疯了，疯的毫无意义毫无作用；co死了，死得不明不白，以太会的事情还是欠缺交代；laughing不知生死，只知道结尾一个貌似光明灿烂的未来lolita故事，还可以拍续集；至于教授，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香港现在的大学已经从学术那么严格的审查，堕落到随便一个有案底的人也能去大学教书，顺便去警局开课？五年前co和教授接触，那么这五年反抗在哪里？在花圈店的时候是在干嘛？加入组织连一点福利都没有？

大失所望……

实不相瞒，如果在内地上映，为了谢天华我一定会去贡献票房的，只要时间对，四月份还在的话。但是内容？还是算了吧……

用导演的一句话来形容导演所讲述的这个故事，那就是

你说的我都懂，但是连在一起，我一个字也不明白。

导演妄图在一个电影里构建一个似乎很庞大的故事，但是最终由于支撑力度不够，无法以微知著，故而，故事坍塌了。
这种情况，叫因噎废食。

在此，先引用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的演讲

村上春树：“高墙与鸡蛋”
                                       ——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
                                                                [日]村上春树 林少华译
 
[按：此文是依据村上春树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四月号）发表的日语原文翻译的]
 
    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换句话说，作为以巧妙说谎为职业的人来到这里、来到耶路撒冷市。
 
　　当然，说谎的不都是小说家。诸位知道，政治家屡屡说谎，外交官和军人说谎，二手车推销员和肉铺和建筑业者也说谎。但小说家说谎和他们说谎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说谎不受道义上的谴责。莫如说谎说得越大越高明，小说家越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好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小说家能够通过巧妙说谎、通过栩栩如生的虚构而将真相拽到另一场所投以另一光照。以其固有的形式捕捉真相并予以准确描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要把真相引诱出来移去虚构地带，通过将其置换为虚构形式来抓住真相的尾巴。但为此必须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确真相的所在，这是巧妙说谎所需要的重要资格。
 
　　可是今天我不准备说谎，打算尽可能说实话。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实话实说好了。关于此次来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不少人劝我最好拒绝。甚至警告说如果前来，将开展不买我的书的运动。无须说，理由在于加沙地区的激战。迄今为止，已不止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区丧生，据联合国报告，大多数是儿童、老人等手无寸铁的平民。
 
　　接到获奖通知以来，我本人也一再自问：这种时候来以色列接受文学奖果真是妥当的行为吗？不会给人以支持作为纷争当事者一方、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并积极行使的国家及其方针的印象吗？那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同时，自不待言，我的书在书店被人拒买也不是我所希求的。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我重新坚定了来这里的决心。原因之一，就在于有那么多人劝我最好别来。或许我有一种大部分小说家都有的“犟脾气”——别人叫我“别去那里”、“别干那个”、尤其那样警告我的时候，我就偏偏想去或想干，此乃小说家的nature（天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家属于这样一种人：无论刮怎样的逆风，也只能相信自己实际目睹、自己实际手摸的东西。
 
　　正因如此，我才出现在这里。较之不来，选择了来；较之什么也不看，选择了看点儿什么；较之什么也不说，选择了向诸位说点儿什么。
 
　　有一句话（message）请允许我说出来，一句个人性质的话。这句话在我写小说时总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那是这样一句话：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那么，这一隐喻到底意味什么呢？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
 
　　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故事。
 
　　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
 
　　我在这里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请这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想对诸位说的仅此一点。
 
　　荣获耶路撒冷奖，我很感谢。感谢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看我书的人。我要向耶路撒冷的每一位读者致以谢意。毕竟是因了你们的力量我才出现在这里的。但愿我们能够共同拥有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什么。我很高兴得以来此向诸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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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潜罪犯》总算出了完整的BD版，给我感触很深。作为中国的鸡蛋，一直在体制大山下挣扎。过去，有《三傻大闹宝莱坞》控诉教育制度、有《V字仇杀队》咆哮体制，而今天，吼出政府之悲哀的竟是来自香港的《潜罪犯》。

    电视剧《潜行狙击》我没有看过，但肯定无非是警方与恶间的PK。而《潜罪犯》的视点则放在恶之根源的挖掘上，即教授语：“他只能用犯法去拿回自己要的东西”。

     假如人人有饭开，生活富足，谁会真的冒着生命危险去犯法？——除了如教授般的无私System改革者。有人说社会理想、世界大同，俨如拉风哥一般满脑子光明，那么结局里的种种大字报该用什么来解释？

    拉风哥在整片都是充当着建制的打手，所维护的法纪也是人之法，不让别人走的也是“犯法”之路。其中，没有犯罪。他的一头热，在理无法理解，但可以作为邱礼涛的艺术标签。他=虚伪的正义。

   有人说这部电影没有结尾。但实际上，这一段子留白才是暗涌。廖启智饰演的角色，是为了权才与教授勾结的。教授清楚明白，才因此找方法去牵制他。他是唯一能HOLD住全场的人。可悲的是，盲目的拉风将其干掉，自己也被建制、法所杀死。而暗黑之源：腐败，仍在背后张牙舞爪。

    真正的恶并没有死，而且还将立在警方的巅峰。
    
   正如我们的现实生活，一个接一个的教授都在所谓的正义中灰飞烟灭，而恶却仍在滋生，恶还在把握着权力，恶还在披着人皮呼吁收空气税、拖着长刀捅死一个接一个的张妙。

    但我们却都迎来不了一个勇敢的教授。

    因为正义在国人脑子里一热，比什么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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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看到有人说教授什么都没干，光是想着破坏。但实际上，真的如此？附文。



    教授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开始，他一直在奠基，包括把拉风哥收入帐内，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进入建制、然后拆散建制”。而首先就是要控制警方——让廖启智成为“警队一哥”。

    教授真的光是想破坏？

    不，在过去，他就已经与警方连成一线，让毒品不能再为祸香港。他让制毒集团、警队、贩毒集团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原本，贩毒集团是由制毒集团制造并供应毒品的，但教授让警方给制度集团提供“收缴回来的毒品”，使得制毒集团（惠英红为首）不再制毒并让缅甸方不种鸦片仍能保障生计。同时，还可以让警方通过“缉毒”来逮捕真正的罪恶——即贩毒集团。这是教授利用铁三角间的“毒品流通”来遏制毒品在香港的发展。是一种良性循环。同时，他还利用这种循环，让廖启智不断升官，最终达到控制警队的目的。

    接下来，才是“拆除建制”——而廖启智本身是有异心的，因此教授才用“廖启智与惠英红交换毒品的片子”来牵制住他，同时能控制警队。

    可悲的是，这一切都被自以为正义的拉风哥给破坏了——俨如惠英红老爹的“无知”，破坏了整个循环。

    教授希望拉风哥可以加入拆除建制的行动，让法律变得真正合理。因为他知道，廖启智的正义是假的——只为获取利益，但拉风哥的正义却是杠杠的。正如教授一开始所言：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正义的，只是一个人守法（甚至盲目），另一个人却是违法。

   所以最后教授之死，让真正的恶登上了权力之巅峰，说明世界之黑暗仍在蔓延，映射了如今的社会，光明尚未到来。

    补充一个朋友对教授的“循环”的解释：教授领导下，警察缉毒，没收充公的毒品再卖给毒贩，毒贩就不必再生产新毒品也能有饭吃。警察在毒品下一次流通交易的时候再抓捕坏人，没收毒品。循环往复。整个流程除了坏人，大家都得了好处。经济学在此都失效了，我们不面临权衡取舍，我们鱼与熊掌兼得。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什么是循环经济呢？这就是循环经济。

 
“拯救世界”“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劳动人民”种种涂满红色的理想主义言语，惠英红和吴镇宇内敛外放得表现着各种阶级斗争，再加上最后背景的那段《I have a dream》和香港近年种种消极消息，好的，《laughing gor》的剧本理念从以“黑白”一个大跨步越到了“理想”层面，虽说也不很突兀，但是基调肯定是衔接得别扭的了。

卓景全下场不明，但按一般剧情约莫是被laughing用枪托砸坏脑了，但其功利主义似乎也违背了教授的“理想”理念；大切和卡门都是为了报恩而死，硬拉到“理想”理念也显得过分牵强；laughing死于他的孤胆英雄惯性（要说他没死的请自便），虽然他一再强调“世界是要改变，但不是用你的方式”，但从始至终并不能看出他自己怎么有力的理念体系，即使他最后出来说的那段升华主题，点明中心的独白；当真践行通篇“理想”主义的恐怕的只有吴镇宇和惠英红。

此二人演技是不用质疑的了。但是吴镇宇的形象就像把《双雄》里的黎明和吴镇宇的塑像用水浇浇，然后直接捏就的。而且他和徐子珊的感情线很飘浮，叫人感觉徐子珊和黄宗泽存在的意义就是安排着给吴镇宇了结的一枪。另外说一句，他通篇说的那句“世界可以不这样”什么的确实很有味道，估计编剧颇为得意。但这些话其实点一下就好，说多了就给了人一个蝙蝠侠蹲大厦上思考城市命运的形象了。
至于惠英红，很饱满的演绎，情绪撑得很有张力。所以并不是她的问题，而是剧本的问题。估计想刻画了一个类似昂山素季的形象，但却说着很糙的红色言论，感觉台词同个意思，但再压低一点、平民生活一点就更好了。还有，你不觉得她无缘无故跑出来唱一忽儿红调，然后有莫名其妙地消失，有点怪？......

片子两次提到的“鸡蛋与高墙”的关系语出接受了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村上春树，laughing和教授的观点都是选择“站在鸡蛋这边”，这是切格瓦拉式理想主义者的标签之一。但说实在的，laughing的气场和惯性决定了他的冲决激烈形象，但这种激烈不同惠英红的激烈，他只是在维持一贯的抗争，而非追逐或坚持什么理想。

而主角吴镇宇——因为他的气场、演技以及对剧情和主题的维系程度无疑是最高的——则是真正攥住《潜罪犯》理想主题那根线的唯一一个。

当然，这根线的一头确实被他紧紧攥着，但他坚信记住“理想”的那一头，其实只是空空荡荡。
这是悲剧结局的悲剧寓意，但或许我们听到了最后金博士的声音，有了些许乐观向上的指望。那么我们也可以看看那根线，即便抬头什么都望不见，但我们不要再惦记上面是否系着某一个打满理想空气的气球了，只看看那根线聊以安慰——起码它的态度是向上的。

关于“铜墙铁壁与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的出处。

这句话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2009年耶路撒冷文学奖上发表的获奖演说
演说的题目就是《高墙与鸡蛋》
高墙所指之物是体制
在村上文学之中体制不仅仅是制度那么简单
这一点需要对村上春树作品进行大量阅读才能有所体会
以下是演讲原文。





村上春树：“高墙与鸡蛋”
                                       ——耶路撒冷文学奖获奖演讲
                                                                [日]村上春树 林少华译
 
[按：此文是依据村上春树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四月号）发表的日语原文翻译的]
 
    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换句话说，作为以巧妙说谎为职业的人来到这里、来到耶路撒冷市。
 
　　当然，说谎的不都是小说家。诸位知道，政治家屡屡说谎，外交官和军人说谎，二手车推销员和肉铺和建筑业者也说谎。但小说家说谎和他们说谎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说谎不受道义上的谴责。莫如说谎说得越大越高明，小说家越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好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小说家能够通过巧妙说谎、通过栩栩如生的虚构而将真相拽到另一场所投以另一光照。以其固有的形式捕捉真相并予以准确描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要把真相引诱出来移去虚构地带，通过将其置换为虚构形式来抓住真相的尾巴。但为此必须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确真相的所在，这是巧妙说谎所需要的重要资格。
 
　　可是今天我不准备说谎，打算尽可能说实话。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实话实说好了。关于此次来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不少人劝我最好拒绝。甚至警告说如果前来，将开展不买我的书的运动。无须说，理由在于加沙地区的激战。迄今为止，已不止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区丧生，据联合国报告，大多数是儿童、老人等手无寸铁的平民。
 
　　接到获奖通知以来，我本人也一再自问：这种时候来以色列接受文学奖果真是妥当的行为吗？不会给人以支持作为纷争当事者一方、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并积极行使的国家及其方针的印象吗？那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同时，自不待言，我的书在书店被人拒买也不是我所希求的。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我重新坚定了来这里的决心。原因之一，就在于有那么多人劝我最好别来。或许我有一种大部分小说家都有的“犟脾气”——别人叫我“别去那里”、“别干那个”、尤其那样警告我的时候，我就偏偏想去或想干，此乃小说家的nature（天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家属于这样一种人：无论刮怎样的逆风，也只能相信自己实际目睹、自己实际手摸的东西。
 
　　正因如此，我才出现在这里。较之不来，选择了来；较之什么也不看，选择了看点儿什么；较之什么也不说，选择了向诸位说点儿什么。
 
　　有一句话（message）请允许我说出来，一句个人性质的话。这句话在我写小说时总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那是这样一句话：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那么，这一隐喻到底意味什么呢？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
 
　　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故事。
 
　　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
 
　　我在这里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请这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想对诸位说的仅此一点。
 
　　荣获耶路撒冷奖，我很感谢。感谢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看我书的人。我要向耶路撒冷的每一位读者致以谢意。毕竟是因了你们的力量我才出现在这里的。但愿我们能够共同拥有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什么。我很高兴得以来此向诸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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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a　high，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もしここに硬い大きな壁があり、そこにぶつかって割れる卵があった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の側に立ちます）　

 

为了破碎的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