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

终于去看了《南京！南京！》。一部只有结论和导演意淫的影片。

屠城，这是一场人道惨剧，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幕，是战争史上最肮脏的篇章，也是中国抗战史上最悲痛的一页。我要强调下这个观点，免得有人说我立场不对。有些人讨论问题总喜欢先看立场，不管问题是不是问对了，自然也就掩盖了追寻答案的要求。

影片《南京！南京！》，简直像一部科幻片。别误会，我不是说南京大屠杀是幻想的，毫无疑问，我从不怀疑这段历史的真实。但是，我们需要的「真实」不只是 Yes 和 No 的答案，我们还需要「为什么」和「怎么样」，需要「谁」和「什么时候」，只有这样，我们的反思和讨论才有真实的基础，我们得出的判断和结论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史之不明，何以鉴之？

然而，这些问题，在影片《南京！南京！》中，全部找不到。我说《南京！南京！》像一部科幻片，是因为，整部影片像是一个虚拟出来的时空，一个漂浮在黑暗太空中的舞台，没有前史，没有周边，没有上下文。片中出现的人没有名字，没有来历，没有生活，没有灵魂，没有与其所在世界的任何关联。即使是导演偶尔试图描写的人物心理活动，也是断裂的、碎片的。

动机甚至都不存在。日军为什么屠城？或者下放到个体，一个日本士兵为什么会嗜杀成性？人们为什么不抵抗？同样地，下放到个体，一个普通市民，为什么不抵抗？我要的，不是「抵抗」这个结论，我要的是「为什么」，他们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他们怎样面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怎样面对一场要夺去自己和至亲好友生命的战争？怎样面对一支和我们同样面孔和体格却像恶魔般行为的军队？

影片预设了这一切，即日本军队的嗜血、残暴、无人性，是无需解释的。影片同样也预设了，中国人就是麻木的，是随时待宰杀的，是命如蝼蚁的。影片中的日本士兵（除角川外）就是用来杀人的。同时，片中的中国人，就是用来吃枪子的，用来成片地倒下，用来快速、高效地达到导演的预期。他们像麻袋一样，被堆叠在洪水之前，面无表情，亦无生命。这和我们多年来习惯的只有集体、没有个体的主流历史观，有何不同？

很多人提到了《南京！南京！》片中对「人性」的描写。是的，「人性」是有的，但只赋予了一个主角。但即便如此，这个叫角川的日本士兵，没有身份，没有军衔，没有部队番号，没有年龄，没有出生地，除了他妈妈做的火锅很好吃，你不知道关于他的一切。影片粗暴地省略了任何合理的交待，角川没有任何来历，没有关于这个「人」的任何背景。因此，虽然角川有了去向——自杀，但也无法掩盖这个全片唯一被真正「描写」了的人物的苍白与空洞。

甚至我们只被告知他姓角川，连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想象一下，这还是全片主角的待遇。至于陆剑雄（估计你也不知道这人是谁吧？）、姜老师、拉贝，这些配角甚至更不配获得交待。至于南京城，影片根本就无暇顾及了。导演希望我们有一些新的理解，但理解什么？用什么去理解？

《南京！南京！》迎合了主流的受害者控诉心理，这与以往的主旋律影片没有本质不同，区别只是韩国大片式的声画效果，以及一个导演幻想出来的日本士兵的视角。是的，我说它像韩国式的大片，而不是好莱坞式的大片，因为它学会了在电影中使用大量惨烈与血腥的镜头，但连好莱坞那种通过现成套路造出内涵的技巧都没有掌握到。

至于导演幻想出来的日本士兵视角，这是一次创新，我必须承认，这毕竟打破了以往以“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来异化战争的主旋律做法。但它仍然是幻想出来的，角川缺失的人格和身份，与我们的教科书对「董存瑞」和「雷锋」的描述方式一脉相承。内心挣扎而后自杀的角川，不过是导演从受害者的角度去幻想施暴者的心理，从而获得补偿。

严格说来，痛苦的角川是一个被疏离了的旁观者，他连施暴者都不是，除了偶尔的军事行动和只言片语的对话，你甚至不知道角川和其他日本士兵的关系。导演真正去试图了解施暴者吗？一个人、一个军队、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充满戾气、乃至变成恶魔？施暴的过程中，他们内心是怎样的？施暴之后，他们如何面对自己恶魔的那一段历史？

抱歉，这些问题，看来都不是导演陆川想要提供的。《南京！南京！》一片，只提供了一个叫做「南京」的地方，它甚至连城市都算不上，因为它只有一个军营、一个难民区和一个教堂，甚至连军营和难民区的描写都是缺失的。

历史也是缺失的。南京，堂堂中国首都，为什么会沦陷？市民为什么无法逃离？日军的暴行为什么没有人干预？在影片中，一切皆只有果，没有因。角川的死，貌似有因，但却是被强行施加了导演意图之后的因，是被粗暴剥离了若干内容之后的因，因此也是不完整的因。这就像，当我们听说某大学男生跳楼自杀之后，我们如果只想知道他是为情所困，因为一个他喜欢的女孩拒绝了他，从而寻了短见，那这只会是小报新闻，或称社会新闻。我们也许无法对每个自杀的孩子充满探因溯源的动力。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小报水平上。

《南京！南京！》，把一切都变成了符号，侵略者、中国士兵、被屠杀的平民、施救者，包括南京这个城市，以及屠杀本身。

然而，任何一个事物，若变成了符号，它的深度和关于它的严肃讨论便会被消解。而当历史事件和人物被符号化了，便会变成一个不可言说、不可探究的主题。

而这部影片给我带来的最大担心正是，我们对历史仍然是遮遮掩掩的态度，真话仍然夹杂着假话，并且禁止让人去讨论和辨别。同时，我们的主流历史观仍然只有整体，没有个人，这种视角和思维方式维系了两千年，至今未变。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惨剧，它需要我们去勇敢地直面和公开地讨论，需要我们还原历史事件本身冷酷的起因和过程，也需要我们还原里面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被数字取代了的人。但我担心，《南京！南京！》只会推动新一代人沿着旧的惯性前行，让我们继续难以真正去研究和反思。

序：

这是一部非常沉重的电影。

很小的时候，就从课外书上知道了南京大屠杀，小时候只是一味地咬牙切齿，还不曾有更多的感受。之前看过两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一部《屠城血证》，一部《南京大屠杀》，前者对屠戮和奸淫着的笔墨更多，后者在故事流畅性和具体场面掌控上更好（小学看的片子，草鞋岭一段印象很深，陆川在机枪屠杀段落时机位上似有借鉴），但给我的感觉并不比书上更具体，尤其是两个都试图以一对中日夫妇的悲剧作主线，太矫情，其实思路并不必八十年代中日蜜月期时拍的《一盘没下完的棋》高明多少。但当看完《南京！南京！》，我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看见马路两边密密麻麻的人和车辆，忽然有种陌生感。这就是我刚才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满目疮痍的城市？我不知道其他人看这电影时会不会这样，这部电影让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先不管这电影其他方面怎样，至少成功地将氛围调适到位了。或许客观来说，影片本身在血腥和残酷上在我看过的电影中，离极点还远，但也许是我不停自我暗示“这是我脚下的城市、这是我脚下的城市”的作用吧，看完之后真的感到害怕。倒不是怕某个具体的人或事的伤害，而是不知道自己如果进入这样的绝境，我能做什么。

看完了，有很多想表达的，但纠结着，一直说不出来。这两天，情绪其实一直很低落。感谢版上还有人自告奋勇供我调戏，如果不是在这些节目上的宣泄，恐怕我更难摆脱这种情绪。我对自己影评的要求是：拒绝感性描述。但在脑中回放这部电影时，很难跳出来冷眼旁观。而且不仅仅是感情，历史、时政以及关于这部海量的信息与八卦，都在我眼里滚来滚去。好罢，把这些抒情的废话宣泄掉，我开始说话了。



一、开头先批结尾的败笔

这部电影的剧本是有问题的，尤其是结尾。

如果纯粹按照影片的情节来理解，结尾是合理的：角川的角色设置一直是良知未泯，所以他放人合理；在受了很多刺激后，对慰安妇百合子的个人感情某种意义上是唯一寄托，但百合子也死了，这成了压垮骆驼的唯一稻草；两个中国人死里逃生，重获希望，笑一笑也没什么不对；整个片子最后还是应该给人一点希望的。

下面一条条细说，其实不仅涉及结尾，也会涉及很多影片整体上的问题。

是的，如果按照角川这个角色设置的逻辑往下走，他的结局非常合理。以角川视角为事实的叙事主线，遭到很多人诟病，但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反而算是填补一个空缺，问题在于，除了伍迪·艾伦的《战争与和平》，我从没见过这么纯情到幼稚的角色。陆川的意思其实不是让人糊涂，而是过于明白了，想来人性人性，但问题在于，这样做幼稚到可笑。其实，即使角川这个角色性格及各方面不修改，参照《桂河大桥》中亚力克坚尼斯扮演的英国军官最后含义暧昧的扑倒，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且在角色的塑造上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如果有人要以历史真实vs艺术真实来较真一下，那这段的说服力就更差了，日军在战争中不乏自杀者，但因厌战情绪而自杀的，在自杀者中大约只有1/4000（感谢puma兄提供的资料）。更何况，这还是处在日军战事顺利的战争初期。

两个中国人逃生后的反应是上述幼稚的延续，陆川的意图表现得更加明显。但这个比角川的自杀更加离谱，角川之死的设置至少还符合影片逻辑，而两个中国人的笑和嬉戏连基本的常识都不符合：试问如果有人刚刚从连绵数月的死亡威胁中脱身，而且前途未卜，他能彻底放松吗？南京大屠杀的很多幸存者直到今天仍然有强烈的心理阴影，何况当时刚刚脱身，怎么可能会有如此轻松愉悦的状态？这段被诟病是纯粹活该。

结尾单从技术论，拍得尚可，远景中角川同乡孤零零地竖在那，构图很好，也算是影片中难得的静谧。但是，在压抑了两个多小时候，即便你想“希望”一下，忽然来一段风格上反差如此之大的收场，即便是再热爱和谐本性善良的观众，也难以转过弯来啊。

之所以点这个结尾，就是想说陆川在谋划剧本时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何在绝望中展现希望。完全的绝望是不可取的，倒不是因为那些关于艺术的目的应该怎样怎样的文艺理论，是这部电影涉及的历史如果以这种方式表现，很难被接受，不仅如此，在艺术创建上，除了一味哭诉，也难有什么发展。而且，这毕竟是商业制作，要面对市场的，和这段敏感历史如此纠结的时候，选择完全绝望，几乎是绝路。

其实，这本身就是个难题。观影时，我常有这种感觉：这段不能这么写，这么拍是不对的，但真要想想看应该怎么拍，我发现我也很难给出什么答案。面对这个难题时，陆川给出的答案，以结尾为代表，就不太好。其他各处呢？很多地方，都有类似问题：比如那段“中国不会亡”，比如唐先生有些做作地说“我太太怀孕了”。陆川太想表达那种希望了，结果陷入了俗套中。其实角川之死还是可以找到原型的——《罪与罚》中的斯维德利盖洛夫，但就是这么久远的角色也远比角川要丰满复杂得多。这就像一个困局一样，陆川太想表达希望，甚至牺牲了角色和一些合理性，但最后却谁都没法讨好。其实，在零星的角落表现一下就够了，小豆子对刘烨笑了两次，既有着战友间的默契，又带着些无奈和坦然（特别是第二次），这个细节虽然笑，但是够分量的，遗憾的是陆川让他笑了四次……



二、是冲突还是纪录？分裂的南京。

前面有文提到过，《南京！南京！》的剧本是失败的，因为其过于散乱的情节，几乎都无法形成构架，最终成了一堆历史的“景片”。

这话对了一半。根据陆川的访谈，看《南京！南京！》的创作过程，陆川自己提到过，他原来写好一个剧本，后来拍的时候，根据拍摄情绪不断修改，删了、加了很多戏，到最后已经面目全非。以这种方式做电影，除非你是掌控力极强的导演或制片人（赛尔兹尼克这种），或者本身就期待影片以散文化或者碎片化方式出现（王家卫的电影，以及斯通的《天生杀人狂》），否则陷入杂乱的状态是很难避免的。作为导演的陆川，掌控力显然还不够。剧本跟着情绪走，情绪跟着拍摄走，到最后，剧本的整一性就会丧失。但根据陆川提到的原来那个商业味更重的剧本来看，在影片中仍然能看见一些影子，但戏剧冲突往往只是出现在单个场景里，而且还时常戏剧性相对不足或者失当，等到整个来看时，就显得乱了。所以看这部电影时，常常会觉得穿越，时而明显感觉到戏味，时而又觉得戏味不足像战场纪录片——没有谁能够有这么好的适应性能够随时在两种风格中转换自如的，作为导演的陆川自己也不能，所以在需要纪录性的时候，他却总不合时宜地大特写（前1/3）。

这种分裂还表现在他对角色塑造的问题上。陆川自己谈过这部电影和《拉贝日记》的区别，后者按照其标榜和宣传片来看，基本是传统情节剧，陆川刻意要让《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划清界限，按照他的说法，应该是更倾向于全景式纪录的。如果是《拉贝日记》给拉贝很多仰角和大特写，我不会奇怪，因为本身就是要塑造英雄，塑造一个star，给他聚焦是应该的。但《南京！南京！》既然是要追求一种更朴实和平视的角度，那么即便为票房考虑使用一些明星演员，最好也让他们在镜头前“消失”（参考《黑鹰降落》）。但很遗憾，即使是拍得还不错的战斗段落，陆川也没少给刘烨大特写——他的脸被抹了再多的灰，观众也不会认同者是名普通的国军军人，而会因为明星的突出而瞬间出戏。而后给刘烨设计的那段带头赴死，就更有问题了——如果你要让刘烨成为英雄，那么这个桥段设计得不够英雄；如果你要让刘烨是牺牲者之一，又干嘛非让他突出一下？至于唐先生的角色设置，可以看成一条保持尚可的戏剧冲突线，但他最后的死仍然让人感到莫名。或许为了追求一种对前面所犯罪过的救赎感和政治正确，唐先生必须去死，但至少得有个明确的理由，难道陆川是想用唐先生的死来证明日军暴行的完全无理性？与其说这段看起来是日军的无理性，不如说是陆川编剧时的无厘头。

说到这里，又想起陆川在访谈中曾提到的日军屠杀实际上并非个人暴行的叠加，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实际上是军队指令的。顺便回应一句前两天讨论看待南京大屠杀和屠犹问题，那天一时忽视掉了，证明这种组织化的屠杀并不只是动机理性与否问题，如果是个人暴行，那只是军人自身的事情，说不好听，就像党卫军对美军俘虏的屠杀放大一些，如果是来自上层的组织，这就上升到了国家犯罪，性质完全不一样，不仅是屠犹，还有纳粹同样臭名昭著的枪毙政委、饿死乌克兰等政策。那段陆川在访谈中说得很好，但在电影中，很遗憾，他试图表现，但也在这冲突和纪录的游移中草草了事。能看到的，只有似有组织的机枪扫射和占领军头目关于征集慰安妇的提及。不错，从拍摄上而言，屠杀场景，陆川在四、五个场景间平剪，然后再来一个大摇臂，把屠杀残忍程度的震撼提升了一个档次。但是从对问题的追溯来看，陆川对屠杀的表现，仍然停留在我前面提到过的两部影片水平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这点仍然是一点进步都没有。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三、堵门、祭典——两处神来之笔

1、开场的堵挹江门很好。比之日军很难给观众心理代入感的攻城，挹江门场景很能镇得住人，作为定场戏非常好。从静到动，转换得非常快，冲击力极强，同时也给毫无心理预期的观众一个突袭——所有拍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没有一部有这种气魄。

更重要的是这个段落是过去谈及时常常语焉不详的，第一次被如此直接地表现出来，非常好，只是有一点——真实发生的，比电影上呈现的这段，要残酷很多。


2、整部影片，祭典部分可能是争议最大的。

不仅因为它可以看做是对日军气焰的一种宣传，而且还在结构上突兀了一下，很多人看不明白。

但我觉得，这是影片拍得最好的一个场景，因为这是他最放得开手脚的一个场景，没有考虑太多的票房与现实顾虑，也没有像之前绝望之余仍然想处处留点面包屑做希望（实际扔下去的是馒头），他拍得很纯粹，很干净，镜头剪切得非常流畅，做足了功夫。

他为什么要插进这一段呢？

我的理解是。首先，他要刺激观众。陆川拍摄此片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告诉人们——我们当年那个对手有多么强大，尽管最后我们赢了，但仍不可掉以轻心。如果说本国首都被人烧杀抢掠仍然不够耻辱的话，陆川选择了这种招魂般的庆典。这已经不是肉体上的冲突了，而是在精神上的压迫。日本人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这是陆川想回答的问题。而这段就是他想给出的答案：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没什么比这种看起来回归蛮荒状态的祭奠更能表现这种可怕的意志。

但是，在这意志可怕之余，它也会反噬。这个是我想到的，是我根据影像推演的，那就是祭典段落将近结束处角川带有绝望和茫然的吼声。这种意志力其实是非人的，它在摧毁对手的同时，也会让己方的个体消失，出现的只有这一个怪物。丧失个性的民族，必将在盲目中走向毁灭。

然而，陆川选择这种方式，是很冒险的，特别是我感觉他参考了《意志的胜利》的拍摄法，对那些写着部队番号的招魂幡和强壮鼓手的大仰角，极其规整的构图，配上紧张的鼓点，使这段影像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倒不担心他因为这个被骂汉奸——那些言论虽然无知，但也没什么害处——我担心的是这段影像与《意志的胜利》相仿的蛊惑力，意志薄弱者可能会吃不消，就像传说中当年北影教授不愿意在课堂上完整播放《意志的胜利》一样。不过世上只有一个三岛由纪夫，而且还死了，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四、《南京！南京！》与历史

这个问题是逃不开的。

前面在谈角川的角色问题时，我已经谈过了，那基本就是我的观点：看得出来，影片确实是建立在相对严格的考证基础上的，没有太明显和太过分的史实错误，但陆川的问题不在于不忠实历史，而是在艺术真实可允许范围内的故作幼稚。当整部影片都是在以接近史实或者号称接近史实的名义下进行时，如果非要捣鼓出类似于角川这种日军战争前期出现几率微乎其微的角色，对戏剧化情节帮助不大（因为太俗套了），而且还会伤害影片的因“史”之名。

关于拉贝的问题，别看陆川在访谈中言辞似乎挑衅味道很足，从影片来看，其实并没有对拉贝进行怎样的丑化，影片中的拉贝，已经做到了他在那种环境下可以做到的一切，只是影片没有将他作为叙事中心罢了。

关于市中心的孙中山像，确实1942年新街口才竖立起孙中山像，如果严格按照史实，这里就穿越了。但这就是艺术创造的自由了，我看过一张照片，是几个日军士兵羞辱一尊孙中山铜像（可能是中山陵的，具体记不清楚了），这说明类似事情是存在的，稍微转移下时地，并且给国都的沦亡带上些象征性意味，没什么不好。素以考证为长的李敖，写作《北京法源寺》时，不也为了艺术的考虑，把住法华寺的袁世凯穿越到了法源寺？同样理由，可以解释城中那场不曾有过的祭典。这些都不算大问题。

我觉得大问题不是史实上的，是对历史的把握。我们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是要去了解其成因，关注其过程，并从中挖掘出更深层次的内涵——比如动机。《南京！南京！》既然已经基本放弃了整一的情节，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做得更清楚。我们为什么会被屠杀？仅仅因为敌人的强大？强大了，打败我们了，我们就理应被屠杀？因为敌人兽性，所以我们被屠杀？那么既然创造了角川这么个有良知的角色，以及将日军日常生活表现得这么“正常”，那么这些“正常”人类，为什么会做出非人类的事情？如果说电影表现哲学议题有难度，那么为什么当教堂中发现了甚至多过日军巡逻队的中国士兵时，所有人都选择了举枪？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人却大部分乖乖被杀？陆川在访谈中说得很激动，说要拍抵抗之城，但从影片来看，零星的抵抗归抵抗，屠城归屠城，二者是割裂的。其实挹江门一场如果后面接好了，完全可以解释上面这些，但散乱化的表现，让这些问题很难留下满意的答案。偷懒的人可能只是想着“日军是屠夫、国军太懦弱、百姓太麻木”就收场了。勤快的可能还会留个解释文，但如果要靠解释才能说清楚事情，还要电影干吗？



五、关于陆川

女朋友看完《南京！南京！》，留下一句话：陆川是值得尊敬的。

怎么说呢，我很不喜欢陆川的为人，对他的导演水准也持保留意见，但我赞同她的话：陆川是值得尊敬的。

当初看到过报道，说冯小刚是中国电影圈里最会哭穷的导演，他的投资都是哭诉拉来的。如果只是开玩笑的话，我觉得陆川上这个榜也挺合适的。他很能说，也很会说，而且很爱来事。每次接受采访，他都不忘记哭诉下血泪史，包括当初写《黑洞》剧本被剥削之类的。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此番《南京！南京！》的运作，他虽然没有傻到像高群书那样玩道德绑架，但仍然四处放噱头，比如挑衅《拉贝日记》，而事实上，这电影除了题材，几乎也没跟拉贝冲什么。后来他又豪言票房过一亿四，他就跟韩三平裸奔。这放在他自己也倾情对待的电影上，多少是让人有些反感的。我虽然可以理解他的行为——这不是小成本，8000万的投资，是要用票房说话的——但对他的行为，多少有些不屑，觉得这个人太无所不用其极。

但陆川值得尊敬的地方在于，他不是只在炒作上如此，在对待电影上，他也是如此。拍《可可西里》时 的玩命，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南京！南京！》。他也没有因为票房的顾虑而彻底放弃在影片中的一些尝试，在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中国影坛，他的每一步虽然迈得锣鼓喧天，但也确实有这个资格。

他的问题在于，一个好导演，或者说一个合格的导演，不应该是每次都靠题材和拍摄内容才能赢得喝彩的。《可可西里》如是，《南京！南京！》亦如是。拼命固然可贵，但水平不上去，总有一天会被遗忘的。



六、尾声

其实对于这部电影，我还算是评论得比较客气吧。纠结得狠了，心里非常乱，一股脑就涌出来了。其实，心里纠结的，还是那段历史，无论这电影有多少缺点，不能不承认，影像带来的直接冲击，比印在纸上的统计数据要强烈得多。从这个角度讲，《南京！南京！》已经成功了。



ps:我的建议，不捆绑。之前有人提出着素服去看《南京！南京！》，我觉得有些刻意，看个人喜好吧。但能不能在观影时暂时把手机关了呢？两个多小时耽误不了什么事情的。如果这个也难办的话，至少开静音吧，今晚后排一个欧巴桑手机不停的《上海滩》让我非常抓狂。此外，德基观影时，好像有凭《南京！南京！》的票买爆米花优惠的活动，想起《辛德勒名单》在美公映时吃爆米花被认为不太合适的情况，我心里觉得有些不舒服，其实也没什么，顺便说说罢了。

虽然没有看这个电影，但是通过陆川的采访（见下问），我知道这肯定是好电影，所以给了五星。

看到陆川的采访，口水一下，就直接转他的采访，比我唠叨强多了

《三联周刊》王小峰对话陆川——电影历程大揭秘

陆川：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

王小峰

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3月30日第11期

 

“我不担心《南京！南京！》的票房，因为它就是一部商业片。”这是之前陆川对媒体说的一句话。

随着《南京！南京！》进入首映倒计时，陆川再也不会像当年《寻枪》《可可西里》上映那样轻松了，他不担心这部电影的口碑，甚至面对几乎同期和《南京！南京！》上映的相同题材的电影的竞争，陆川也显得非常自信。相比人们对他这部电影的溢美之词，他更希望看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票房数据。他开始和很多大片导演一样为票房焦虑了，这可能是很多导演必经的心里磨练过程，小众的口碑已不再是陆川对成功的理解，他需要一个大众层面上的认可。因此，在一夜之间，陆川的脸上就起了多粉刺。即便在过去这部电影从立项到开拍过程中经历的曲曲折折，陆川的脸上也没有长过这么多的包。三个星期之后，票房数字将决定他的容颜以及他在未来中国导演中的新位置。这部耗资一个亿的电影，对任何导演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你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南京！南京！》在立项审查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麻烦，这种题材的电影和别的电影审查上有什么不一样？

陆川：我不知道别的电影是什么样的，但这个电影除了电影局之外，中宣部和外交部都要看，所以要等其他几个部门领导的意见下来才能决定。

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一个特别长的故事。等到我们真的去送剧本的时候才知道，那一年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大概有四到五部，如果都批了，年底有四五部“南京大屠杀”要上，这可能在外交上就出事儿了。而且当时日本大使馆听说这事儿也有过反应，后来这些项目就都搁着。筹备到2006年底，剧组常备人口已经五六十人，两支选景队伍在中国转着，各种各样包括很多枪械和服装的设计图都在做。可是传来的消息好像说这事儿要黄，内部给我们的消息是“最好停掉，因为你们不是最早的，论先来后到也不是你们，凭资历的话也不是你们”。我听到要拍这戏的导演就有唐季礼、严浩，德国人和美国人也都要拍，横着竖着都轮不到你。记得那段时间我跟投资人覃宏出去喝闷酒，他说的最悲壮的一句话是他家里所有的钱一共有一百多万，“陆川我支持你到把这钱花光，然后咱们就散了。”年底，电影局当时给了我们一个消息，说剧本已经给到了外交部，得到明确的消息是外交部已经否掉了，只有《南京浩劫》通过了。但是跟组里的人怎么交待？那都是一帮小伙子，二十多岁，每天无忧无虑，去了就是干活、唱歌，晚上打完球出一身汗，然后坐在仓库外面聊天，说电影拍下来会是什么样，特向往。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梦，只有我和覃宏知道这梦做不下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怎么峰回路转的？

后来我们俩觉得不能这么着，于是就决定死磕，我们俩就把自己认识的各种人开始码。他认识好多人，我们就去和各种各样的领导见面。最传奇的就是12月份，记得是晚上11点，我们俩站在中南海的门口，被一辆车接进去，见了一个老大。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南海，还是半夜进去的。那领导就问我为什么想拍这戏。我说：“ 外交跟文化是两码事，我觉得不管外交需要什么，民间得有声音。如果等外交特别需要民间有声音的时候我们没准备好，那这声音从哪儿来啊？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声音，可是当我们需要声音的时候，那声音不是立刻就有的。如果说《南京!南京!》这部电影是来自民间的声音，我不是想拍一个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或者头上的包说你打过我，我想去梳理一些别的东西出来，因为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历史。”我不能说那次见面是关键的，但它一定是最后推倒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因为第一张牌是特别巨大特别沉重的，那个领导肯定是帮了忙的。

后来又见了三四个这样的领导，还见了外交部的一些司长，有一个司长见我们，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为什么要拍这戏，告诉我”。我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话，“其实不是想给这国家找麻烦，但是我确实不认为咱拍这一个戏就真找麻烦了。另外我觉得，我们是唯一能拍好的。”我说，“其他本子我也看过，都是在哭诉，恰恰是我们这本子没有在哭诉，我们是在讲中国人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历史里面没有中国人。您翻翻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里面没有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就是被杀，这不叫事儿。中国人到底怎么回事？没有！而且其实也没有日本人的事儿。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就德国人救了中国人。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这对我们有用么？下次再出事儿还得再找一个救世主？”反正那天说得很激动，什么都说了，显然我们是爱国者，只是想法跟别人不一样而已。那司长非常好，他说愿意帮忙。

2007年3月初，我得知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通过了。我拿起电话就给电影局打，说外交部通过了。当时电影局的领导觉得在外交口上拿掉的东西居然还会有缓儿，挺吃惊的。隔了一天，那个机要转换的函就真的过去了。3月22日，拍摄许可证拿到了。我记得外交部那个司长曾经到我们筹备的现场来看过。所以经过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些官员其实挺可爱的，他们真到现场来看你们，想干嘛呢这帮人，这么激动非要干这事儿。

还有一个挺特殊的人来过，贺龙的女儿贺大姐。因为前一天有个朋友说“贺大姐来看看你行么”，我说行，来吧，没去想是哪个贺大姐。第二天突然就一辆车停我们门口了，贺大姐来了，道具啊什么的看了半天，给我们特别大的鼓励。她说了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在中国不是你想为国家办事，你就会理所应当的很顺利、很得志或者受到很多支持，有时候往往是相反的。”往往是没什么想法的人过得挺滋润，而有想法的人都特痛苦特郁闷。她说“只有你们坚持了，很多愿意帮你们的人才会站出来。因为很多人都想这么做事，但他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但是你们只要坚持，慢慢地你们这支队伍周围就会有人愿意去伸手了。”当时我们特别难的时候就打算死扛着，等着有没有哪只手伸出来。确实在路上一直就有各种人伸手，给我们推到了终点，就包括这次审批的事。到了拍完之后，伸出来的都是特粗壮的手了。看过片子之后可以想象它通过是有多难。我相信这确实是一次进步，是一次标志性的进步。

我真是觉得你在做一个很有诚意的东西，并且你也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其实体制也在变化，因为体制是人构成的，人构成的体制，其实有很大的弹性，这里面就在于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跟它交流。当然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是可以放在桌面上去通过，而不是我们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前后大概有一年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我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拍这个戏，从创作者的角度说是有帮助的。比如我前面的等待呢，我在改本子，后面在等待的时候我在重新剪片子，时间我都没糟蹋。

《三联生活周刊》：拍摄完之后在审查上有什么改动吗？

陆川：现在这个版本比那时候少了25分钟，我觉得这25分钟都是必须剪掉的，不是谁逼着我剪，而是我认为这25分钟让这片子显得特别漫长。那是我喜爱的，不一定是观众喜爱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电影本身需要的。

2008年9月，我给韩总（韩三平）看了个粗剪，他看完之后挺兴奋的，跟我说咱们得好好想想怎么保这个片子过去。一周之后开始进入审查，一直到今年1月8 日通过，审核过程中间我也在不断修改，不是局里的意见，而是我自己觉得片子不够好，不够凝练，很多东西过于手软了，就一直在剪。到意见下来的时候，反而是让我特出乎意料，就两页纸，十几条意见，而且没有重大修改，都是点状的，没有面状的说摘掉一个什么。

有些领导看完之后觉得特激动，发短信告诉我，认为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一部电影。意见快出来那几天我确实也着急，挺怕的。有几场戏我特别不想拿掉，比如祭祀，真的怕。第一次审的时候有一个意见说日本人戏太重，说把日本人的戏拿掉。这些意见到最后成文的时候都没了，只是说长度缩一下。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在保护这个片子，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这部电影是这么过来的，它虽然漫长，我能在里面感受到的其实是帮助。

有很多演员的戏被我剪掉了，那些戏只对演员有帮助，不对这部电影有帮助。当时我剪的时候其实有些私心，因为这些演员都跟了我一年，酬金都拿的很少，而且他们都是腕儿，我在想能帮他们就帮他们。我在开始剪戏的时候就没有《可可西里》那么狠，剪《可可西里》的时候演员都不认识，本身它也没有什么大演员，我完全就根据对素材的需要。而《南京！》演员跟我相处了一年，我剪的时候真的是下不了手，手都特别疼。因为我知道媒体在公映的时候会数的，谁有多少场戏，怎么回事，我突然觉得这么一个残酷规则中间我去剪掉一些人的戏，我有点心软。现在这个版本，我是在跟王朔看完之后剪定的。因为有时候在跟不同人看的时候，你的这个门槛就高了。

 

“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

 

《三联生活周刊》：王朔给你提过什么意见？

陆川：我记得有一天有几个朋友来看，那个是2小时15分钟的版本，没想到王朔来了，我就比较紧张，因为他比较锐利，他看的时候都不用说话，我就突然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的，因为他是最挑剔的人。他也看过《可可西里》，看完后跟我说：“我以为这是一好人好事儿呢，你给拍成这样了”。这次他又说：“我发现你回回我觉得肯定拍砸的事儿，都让你给鼓捣回来了，你怎么老走险招啊？”看完《南京！》他先跟我说：“我特别喜欢后半部分，我特别热爱这结尾，像我喜欢的欧洲片，情怀、观点还有你的拍法都松弛下来了，特别好。”前半部分呢，说实话，虽然拍的不错但是我有点看不下去，因为这是中国人的公众记忆，你没有找到新的视角。但是你也没辙，你要完全站在日本兵的角度去拍这事儿那您就算了，就是一汉奸。在这事上我能知道你挺难的。但是日本人这条线太好了，我没想到会有这条线。这条线是决定这部戏的艺术价值的地方，而且你把它撑起来了。”第二天我就坐在那儿，把剪辑师叫来了，重新捋了一遍。那时候投资方说，短点的话一天积累下来能多放一场。我就一直在1分钟2分钟那儿卡着，剪不了。可那天我和剪辑师大概用了四个小时，我问他剪了多少，他说你剪了12分钟。12分钟啊，其实就我给王朔看那版基本就已经定版了，那时候动一剪刀的话，所有的工序都会重头来一遍。大概是一周半多，起码是十天的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DI那边要重新对点，声音这边要重新对点。王朔没有告诉我哪场戏他觉得不舒服，只是那种感觉，你是在跟文艺圈里面比较挑剔的一个人在一起，他是很难被打动的，世俗情感对他已没多大意义了。比如说，我个人挺喜欢屠杀然后喊万岁那场戏，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可能会激动的东西，可能对他就不会激动。但是我觉得是最终跟他看完那场戏之后定下了这部片子，因为有些东西是只属于陆川的，它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就是那天晚上特别清晰，我剪片子的时候给朋友发了一个短信说我回到了《可可西里》，我突然变得六亲不认了。爱谁谁，谁都不认识了。所有的戏，是能跟这电影勾上的就留下了，没勾上就剪掉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写这个剧本是怎么写的，可能两个镜头需要你看半本书那种信息量。在你去查阅这些资料的时候，哪些东西出动你之后让你觉得必须把它们表现出来？

陆川：太多了，一下说不清。首先我得感谢我在学校学的专业，我们看书都是反着看，什么叫情报，从公开渠道去搜集就叫情报。怎么从公开搜集的情报中找出真实的信息呢？比对。同样一件事你得听四个人描述，比对完了你就能肯定哪些是真的。南京的资料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当时先看中国人写的，完全没感觉，除了塞一肚子愤怒都不想拍了，全都是断胳膊断腿，全都是哭诉，我觉得那种就特弱者。70年了我们还以一个弱者的姿态聊这事儿太傻了，真的。等我开始看日本人的日记，找到一些特震撼的事儿，我突然发现，中国人挺牛逼的啊。我记得有个日记里写了一事儿，他们小队进了南京之后，发现一个德式坦克停在大街上，本来要炸，后来说这挺好的就是履带坏了，就留着给后面补上吧。因为日本人特崇拜德国，德国玩意儿都好，他们这小破薄皮坦克跟德国坦克没法比，就没炸。但这小队一过去，从坦克里面伸出一架机关枪哒哒哒哒就把这小队全干了，后面的小队就赶紧围在地上对着这坦克射击。最后就是日本大部队过来给他们包围了，让他们投降。最后这哥儿几个打到没弹药了，日本人还是不敢上，最后是浇上汽油把这哥儿几个活活烧死在坦克里了。我突然就觉得，这太牛了。而且日本人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说这事儿，写日记的人是说他没赶上这个事，看见前面倒了一批战友的尸体就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在日记里看到的是叫“街头巷尾的冷枪”，窗台那边叭的一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把那人拖过来一看，说是一个完全没发育好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一刀就给砍了。但是那小男孩打冷枪，也是穿的国民党士兵的衣服。就这种事看多的时候，你就会想这历史学家都干什么吃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把这些抵抗都给抹杀了。我就开始看他们以前的逻辑，他们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抵抗，所以你不该杀我”。我觉得这是一狗屁逻辑。我抵抗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抵抗了被俘虏了，你不能因为我抵抗了而杀我。

然后就是难民营举手的事儿，我以前都有点想放弃了，大概是2006年中间的一段时间，觉得这戏没什么意思，拍它干嘛啊，但是等到我看完日本人的东西之后，我突然发现了大批的新鲜的东西。比如妓女这事儿，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里都有记载，我们一个叫陈瑞方的女教授的日记里也有记载，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都这么写：今天日本人到我们难民营要妓女，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妓女我们要带走。拉贝的日记里写的就是“我们让他们带走了”。魏特林的日记里写说“有些妓女自己站出来，我就让他们走了。”你要想象一下她们走时是什么时候，那是满城都在说日本人怎么强奸、轮奸、奸杀妇女的时候。那个不是好事，不是她们一天挣五万块钱的事儿。拉贝轻描淡写了一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是德国人，他不会站在这是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场说让她们去走。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叙述就不是这样。我在想这事儿的时候就挺激动的，她们自己就主动站出来了。然后我在另外一个日本人的日记里看到另外一句话，说“今天我去慰安所特别扫兴，从难民营过来的这帮女人中间突然有一个女人疯了，拔出刺刀要杀我们一个士兵，结果我们就把她抓住了弄死了，在她被抓住前，其他的慰安妇拼命抢一把刺刀，不是杀我们的人，而是拼命抢这刺刀自杀。”所以他觉得去趟慰安所碰见这么一个事儿很晦气，一个妇女可能被欺负了就拔了他的刺刀扎伤了一个日本人，那些日本人调部队过来的时候这些妇女就抢这把刺刀拼命抹脖子。

这些感触让我觉得这个戏在中国人这一方面开始有做头了。我在想，中国人走到今天，其实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去支撑这个民族去生存的。就像这个电影的副标题—— 生和死的城市，在这么一个极致环境下，人是怎么面对生死的，这个事是可聊的。因为我看到了这些事，我不想编事，我想到《南京！南京！》其实有很强大的一面东西，而且是支撑这个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一面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所以在中国人这条线上开事清晰了，让我觉得这事儿开始变得有意义。

 

“最后浇上汽油把哥儿几个烧死在坦克里了，我突然觉得，这太‘牛’了。”

 

《三联生活周刊》：剧本的初稿是大概什么时候写完的？后来是怎么修改的？

陆川：初稿是2006年的三四月份就写完了，但是那个跟现在是天壤之别。之前那个剧本是挺商业的，里面有姜老师（高圆圆饰）和陆剑雄（刘烨饰）的爱情，有刘烨的脱逃，还有那种想当然的期望。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拍摄的过程就是对这个剧本的一次颠覆的过程。因为我们要求绝对真实，所以拍摄的现场成了去批判和颠覆我的剧本的最好的舞台，但我并不觉得这事儿我没有面子，这个事就得这么做。因为我是一个没经历过生死的人，我在家里写剧本，我虽然看了很多资料，但很多东西都是想当然的。可是现场，我们每天现场都是六七百人，多的话一千二、一千六，所有人都穿着那身衣服在那演练，你就知道很多在剧本上写的事是不允许发生的。比如刘烨，刘烨一到现场我就知道让这么一个兄弟活出去太难了，到最后下决心给他半道干掉的时候，确实内心是很挣扎。你知道像这么一个1米86的帅小伙要能活出南京城几乎不可能，那是属于拉网式的对青壮男子的屠杀，而且反复地筛，就是差不多看见适龄的都杀掉了，所以不太可能活出去。像这样颠覆性的这种写作，基本上都是在现场完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确实是有逃出去的。

陆川：有逃出去的，有不少逃出去的。很多人都有逃出去的经历，但是都是那种极不起眼的人，显然是可以装扮成商贩的，到了比如3月以后、6月以后，有的最长埋伏了六个月才跑掉，甚至还有一些没跑，就是在那里娶妻生子。但是像刘烨这样的，还得是在剧情最激烈的时候让他跑掉，其实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一场戏是没改的，都发生了这种质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这部片子的核心是关于中国人自救，那在结构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陆川：其实我一直是想拍中国人和日本人两条线，我以前在接受采访时我不敢说日本人怎么着。而且我从没放弃过这条线，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张纸的两面，缺了任何一面这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最大的变化是，我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在拍“南京大屠杀”这个具体的事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拍关于人如何认识战争本性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们有可能去做到一件事是超越中国人和日本人，去能够触摸到一个一般规律的东西——就是人在战争面前和人和战争的关系问题。

我不是那种一上来就给它一个特别高立意的人，我可能因为一个戏特别冲动地想去拍。《南京！南京！》有那么两三场戏是我在拍戏之前眼睛里就看到的，比如那场祭祀舞蹈，可以说我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欲望想把这舞蹈拍出来，但为什么想拍这个舞蹈，我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解释。我觉得这事有特别大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意义会让我睡不着觉。当拍这场戏的那天，那俩鼓手下飞机了，那是日本最棒的两个鼓手，我请我的日本辅导员把他们请过来的。当时那个鼓也从河南运过来了，为了让这个鼓敲出我们想要的声音，我们拿12K的灯一直晒这鼓面，让这个皮紧起来。我让他们敲一遍，他们就“哇”一声开始，敲了四分钟。我在外面看着，心里面充满了那种……突然就觉得这件事做得特别值得。我们必须把这段鼓和这段祭祀带到所有中国人面前。因为这种威胁，这种被征服的威胁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而且人家一直在那儿继承着呢。他们可能不冲中国，就随时的。现在让我们汉族，或让我们中国人拿出一段震慑人心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的东西，我觉得已经没了，我们就剩秧歌了，我们真正的东西在哪儿呢？战争的本质说到底是精神的折磨，它是一种文化在你的废墟上舞蹈。那天听完那哥俩敲鼓之后，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悚然。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儿。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片子是由两个国家的人去合作做一件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仇恨的事，你是种什么心理状态？

陆川：在拍这个戏时一个职业的工作要求就是让我自己在拍中国这段戏的时候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在拍屠杀的时候我会恨他们入骨，他们在那儿喊中国不能亡的时候，我在监视器前流泪。但我在拍日本人的戏的时候我会要求自己是日本人。因为我觉得从来没有在中国电影中把日本人当人去想过。前两天在北大有一个记者问我，听说你把日本人拍成人，为什么啊？我说，他们不是人么，人家本来就是人啊。说白了，这电影我可以把他们拍成贴着人丹胡子的跳梁小丑。可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侮辱，70年前你是败在这些人手里，你败在小丑手里？不是。我们看资料也知道，70年前他们是多么强盛，他们一个步兵单兵，一年可以有1800 发子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能有10发就不错了。在他们回忆录里，在1943年以前我们拼刺刀拼不过日本人，后来我们专项进行强化训练，可能才可以一对一，以前必须是二对一。日本人在日记本上对自己参加的每一场战役都画有战略图，很多人兜里还揣着小相机。他们的教育程度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军队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九。所以当你去把它污蔑，你永远不能去正视历史的时候，这些事就有可能再发生。所以我想给中国观众知道，在70年前我们输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所以情感是有的，但是不能让情感夺取自己的理智，那就变成自娱自乐的事儿了。

所以关于仇恨的问题，我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因为仇恨失去理智，然后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形成了一些想法。我本身可能算是一种无知的状态撞进了这个题材，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去研究一下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快胜利的时候去德国的轰炸，然后再去想想屠杀跟战争的关系。后来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当时红军对完全不设防的德国城市进行毁灭式的轰炸，最后从上面看完全就跟月球表面似的，一个一个环形坑，一夜之间十几万人全部死亡，所以丘吉尔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多走一步也是邪恶”。

我以前是真的觉得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个案，因为我是在这个环境下呼吸这个空气长大的，我认为是日本人特别仇恨中国人，是一次仇恨的释放，但是在我了解了更多，在我将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屠杀和世界上发生的屠杀做了一个比对之后，我才发现，战争中的基层执行者，他们心理和肢体权利的高度获得，当生杀予夺的权利获得成为战场上的神之后，暴行扩大，屠杀成为必然，因为那些人在你眼中不再是人，而是需要解决的物化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全部被粉碎，甚至所有恶劣的行径被高度默许，因为你所做的不再受到惩罚，所以屠杀成为必然。当将这个事与整个屠杀史联系起来之后，我不认为它的意义变小的，我认为它的意义反而变大了。我们应当重新看待这些发生的事情，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得到的结论不应该仅仅是日本人有多么残忍多么愚蠢，这就太简单了，我们应当悟到的东西是对当下有作用的东西，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还有很多想法是在拍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比如拍杀人，我看到日本人用绳索圈人，一百人往外走，枪决之后再一百人往外走，在我拍这段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才是他们屠杀的本质。原先我们一直以为会是一个家庭被拖出去残忍的杀掉，会认为日本人是盲目的见人就杀，但是其实不是这样，他们的杀人计划百分之八十都是按步骤按计划很有效率的成批处理，到城里见人就杀只是之后蔓延的一部分，而那种批量的屠杀才是核心，他们就像是机器一样在绞杀，把那些俘虏在成批的灭绝，这才是真正的屠杀的主题，而这样的故事由于他们的灭绝很少有人知道和了解，而我也是从日本人的日记里才了解。一百人被拖出去杀掉，余下的还活着的人就在不到30多米的地方等着，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再被带走，这特别符合日本人做事的方式，这才是屠杀。

《三联生活周刊》：跟日本演员合作，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和状态？

陆川：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我特别理解他们的情感吗？我不理解，我请的这些日本演员，他们陪了我九个月，但同样的事情让我陆川去做，比如叫我去东京拍一个这样的戏，我绝对做不出来，给我一千万我也不去，我觉得我受不了，但他们就在这儿。这次有很多场戏是大家商量的拍的，因为日本演员有一点就是他不理解的就不拍，他会说他干不了这事，但是我要说服他，告诉他们必须要这么做，因为当时你们的人就是这么干的，所以逼的我们找了大量的照片，到后来就不是说服的问题了，有一场戏是一个叫水上的年轻孩子，他的结局是在城里被人勒死了，这也是有真事的。但是后来这个戏就没用，我记得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躲在一边哭，觉得很崩溃，要回家。

还有一些是很微妙的东西，比如拍打鼓那场戏的时候差点变成一场群架，事情当时是这样，鼓一抬起来的时候，底下有的群众演员还在说笑，然后敲鼓的日本演员就不高兴了，觉得拍这么严肃的戏怎么能够说笑呢，下来“梆”的一声给了这个群众演员一拳，这帮群众演员都是武校的，然后立马就围起来打那个日本演员，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过去帮忙拉架，保护那个日本演员，当时我不在现场。但是我想说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日本演员在现场对这部戏的尊重程度要比我们的演员高，他们会特别认真的毕恭毕敬的站在一边，如果看到别人说笑打闹，他们会很愤怒的瞪着那些人，但是我们的演员有时候会很愤怒，大喊着“打倒日本鬼子”等等。但是这事的核心是日本演员看不下去我们的不敬业，虽然他们的方法很粗暴，但是仔细想想，在日本，他们经常就是大嘴巴上去解决问题，这就是他们的方式。

其实我心里很复杂，我看到日本演员演戏，真的是特别的投入，我常常告诫我们的演员，我们曾经在战场上输给了日本人，现在在演戏上我们不能再输给他们了，我们要拿出我们中国演员最好的状态，但是日本演员的状态是有目共睹的，也拓宽了我对这部戏认识的跨度，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撑起了这部戏。演角川的中泉英雄他爷爷曾是日本鬼子，他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来回日本自杀的，那么他比一般的日本演员更多了一种家族的感受。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好几次都差点被中国演员打，但他们很好，记得拍一场强奸戏的时候，他们都不敢把手放到女孩子身体上，然后我跟他们讲，如果你不去真演的话，这些女孩子就得一直这么裸着，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该放到什么位置，等到一演完喊“停”的时候，他们立马就结束然后把衣服给她们合上，然后对着女孩子鞠躬，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反而是我们有些工作人员是嘻嘻哈哈的，为了这件事情我还给他们开过会，这些女孩子们都是自愿来的，她们特别伟大，我们应当认真对待。

还有就是日本演员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有一场戏是伊田杀了唐小妹之后走到大街上，突然有一个人大喊“我要回日本”，那场戏不是我编的，当时我们都愣了，因为这不是本子里面有的，而是这个日本演员小黑自己演出来的，然后伊田过去“梆”就给他一拳，这一拳打的特别狠，到了晚上之后那个小黑脸都肿了，特别委屈的跟我说：“他怎么那么狠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伊田就是伊田了，小黑也就是小黑了。

 

“其实很强大支撑这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影里有一段约翰·拉贝去上海了，剩下的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了。

陆川：对，他中间就走了。他是1938年2月18号离开的，那个时候整个南京刚刚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南京国际安全区不是他建立的，他是被委任为主席，最早是一个中国教授提出的。关于拉贝，这个人的历史其实要看的是他以后，后来南京市市长千方百计想要找到他，当时二战之后欧洲建立了一些法庭，对纳粹党徒进行过一次梳理，拉贝差点被判，他回德国的时候确实干过一些好事，就是他写过一个报告，发表过一次讲演，就是讲述在南京发生的这些迫害，在这方面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当时他被纳粹警告不许再胡说八道了，并且在之后他的家庭曾一度失去了生计，这个时候南京市市长辗转的听说这个事情就写信邀请他说请他们全家搬到南京去住，政府会提供全部的费用，就跟犹太人对辛德勒一模一样，当时南京人也不富裕，但是还是筹集了巨额的费用给他买吃的，给他寄过去，每月一次，在拉贝日记写到当他第一次收到从南京寄来的罐头等等物品，他很激动，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拉贝去世。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要去拍这样题材的电影？

陆川：从《可可西里》开始，我有一种感觉，拍电影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它会记录了我的很多很多的感受，《南京南京》记录了我这四年的一些感受，而且这部片子第一次把我对爱情的看法拍出来了，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关于人的片子，是我对自己的一次挖掘，里面蕴藏我对人生的很多很多的看法，我很满意的我最终找到了并且表达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角川最后自杀是你对战争的反思？

陆川：角川最后那场戏是我最后想出来的。我认为到最后的时候对一场战争的反思应该不用再分什么日本人、中国人了，角川这个时候应该是代表我们所有人去反思，而是不是仅仅代表他自己。

张纯如吞枪自杀这个事情，我曾经找过很多前前后后的文献记载包括验尸报告，那个给她验尸的美国验尸官说过这样一段话：“女人自杀的我见过很多，但是大多都是割腕、煤气、上吊，跳楼就是极致了，但是很少会选择吞枪自杀的，因为起码会对自己的容颜有一个保留，但是张纯如用一个大口径手枪把自己打死了，她内心经历过怎么样的黑暗？”她的长相是非常罕见的令人折服的美，但是她却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把车开到了一边然后自杀。我在想很多人自杀到底是为什么，包括魏特林，他在回纽约的船上跳海自杀被救起来了，但是在回去之后还是自杀了，这都是南京大屠杀的结束之后几年的事情了。

像魏特林这样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受不了内心的煎熬自杀，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像张纯如，她显然是为了这件事死的，要不她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年华在她名声到了那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显然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像阴影一样侵蚀到她的身体，她摆脱不了。

我拍到那会的时候，我虽然没想过自杀寻短见，但是我确实感到特别崩溃，但是我也想表现一种释然，最后释放小豆子就是对生活的一种释然，一种解释。拍角川死的那场戏，我没有去写分镜头，就是讲戏完之后就拍，包括小豆子吹蒲公英那场戏，但是拍这场戏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气呵成的感觉，那会戏已经快拍完了，但我好像找到了我会拍电影的感觉了，我觉得我自由了，不同于一开始我跟自己很较劲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结局虽然是美好的，但是影片整个过程很压抑，现在观众已经习惯了娱乐消费了，你觉得观众能不能接受这部电影？换句话来说你对票房有没有什么信心？

陆川：我在上海的时候投资方汇集在一起，他们对于我的这部片子很有信心，但是我特别害怕，在同代导演当中我算是特别幸运的，因为有投资方能给我这么多钱让我做这么一梦，大家拿钱砸我希望能砸出一动静来，我们在上海做了两场试映，口碑不用说了，但是我一个朋友跟说我：“你们怎么能给观众一个理由让观众进来看？你们只要能让观众进来，余下的事情就交给电影解决了，但是就怕观众不进来，那么陆川这两个字还不够。”这三年半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气和责任，如果这片子票房不好的话，我觉得我也无所谓，会有很多人通过人通过不同的方式看到它，而且这个片子会长腿走到比我们想象更远的地方。

（实习生长萌萌、郄斯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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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的人无法思考——《环球银幕》专访

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

中国人活到今天，没有一次侵略是不抵抗的，怎么到了南京，就成了不抵抗成了羔羊了呢？

人一哭，很多感官就闭合了，你不可能让一个哭泣中的人去思考。

说到底，《南京！南京！》其实是一部反战的电影。

 

就整体而言，《南京！南京！》是一部非常大胆的风格之作。首先，日本军人角川才是《南京！南京！》贯穿始终、着墨最多、最立体丰富的第一主角。虽然最终给人感觉很自然，但你不怕有人反感抵触吗？

    事先没有考虑这些，最近给一些朋友放映的时候，才有人陆续对我说，极端民族主义者会不会跳出来说三道四？这么设置是基于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做一个新电影。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已经很多了，成了一个很符号化的东西，但就我这几年看史料的感受而言，这个题材除了一些进入公众视野的东西之外，其实有大量我们所不知道的史实，说好听点，就是被遗忘了，说不好听点，是刻意被抹杀了。那我就觉得这篇就得从头翻起，最好的方式就是换一个角度看南京大屠杀，不如随着日本人的目光进城，可能会更触目惊心。

 

据我们所知，影片拍摄的很多素材都没有用，刘烨扮演角色的戏份修改了很多，他既没有躲进难民营最后也没有逃出南京。你不怕观众觉得故事上有断裂感？

    在刘烨这事上，我们主创是有过挣扎的，但最后大家还是很统一地决定，让刘烨中间就牺牲掉。原来剧本里的刘烨写得非常完整，但电影其实是有生命、自己会提出要求的。我记得刘烨当时一进难民营的时候，群众演员根本藏不住他，一米八六的个儿，形象硬朗，鹤立鸡群。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让他活下去，这事就太像个电影了。

    其实我可以完全这么拍下去，因为中国电影已经以很不讲究的方式拍出来不少了。后来决定，这个事太重大了，也没有贸然做决定，就这么先拍着，其实从拍戏的第一个月起这事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阴影，因为他在难民营太扎眼了，如果我是日本兵第一个肯定先枪毙他。当时日军在南京完全是以清洗的方式搜捕中国军人，所以你想想如果他一次次地出现还能活下来，逻辑是讲不通的。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不这么拍了？

    真是拍到最后的时候。我呢一直揣着这想法，最后刘烨的档期也到了，所以我就顺水推舟地把这事给办了。

 

那你跟刘烨是怎么沟通的？

    他最后一次来剧组的时候，我跟他有过一次彻夜长谈。其实刘烨在这部戏里的表现，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他从影以来最好的。我希望他会以一个中国男人的形象，永远留在中国电影的公众记忆之中。我给几个海外的朋友和片商看过片以后，他们会说，天呐，这个男演员完全是巨星风范。但当时说这事时，双方都很伤感，我后来为他专门重新写了挹江门屠杀这场戏，前段时间他来配音，完整地看了一遍，激动得不行不行的，在走廊里抽了很长时候的烟。

 

片中的主角们是否都有原型？

    都有。我可能比要拍这个题材的其他中国导演最大的优势所在，就是看了特别多的日本兵日记。我有一个朋友叫樊建川，是一个四川房地产开发商，用自己的积蓄建了28座建川博物馆，其中有抗日馆等等。那时候他知道我要做这事，免费把博物馆打开，让我在里面像蛀虫一样蛀了很长时间，角川就是根据多个日本兵日记综合而成的，姜淑云则是综合了一些中国教师的事迹，因为有一位中国教师在日记里记载，日本兵在一次行动中搜查男人，经过外国人的协商，日军答应有亲属的可以走，有一位老师就换衣服救了六个人，最后被日本兵发现。

 

小豆子也有原型吗？这个角色着力不多，却是影片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因为他一出场，瞬间就让人产生了心痛感。

    建川博物馆有一个抗虏馆，我在里面偶然间看到一张照片，特别震动。这是一张娃娃兵的照片，他叫季万方，浑身挂满了水壶和杯子，就是一个小催本儿，他是被日军俘虏的年龄最小的士兵，据说后来也是被杀掉了。看了这照片后我就特别心痛，所以就想在刘烨身边安排这样一个人，让色彩更丰富一点儿。

 

其实小演员长得不好看，但他特别真实。

    这孩子是在天津找到的，我觉得他特别动人，没意识到他丑不丑，他那脸啊特别厚实，你捏一下他就冲你憨憨一笑，我一眼就特别喜欢他。一拍戏，那真是全场皆惊，刘烨都得压着他点儿，不然戏就被他全抢光了。他绝对不是故意想抢戏，但他做什么动作你都特别想跟着看他，比如说他敲敲刘烨的背，把子弹递过去，你的视线就会跟着他走，我当时就不得不让他出画，不然摄影机就不是跟着刘烨了。

    原来设定是让小豆子在日军的活体刺杀中死去，而且也拍了，大家看了样片，都觉得让小豆子这么死了太可惜，应该让他往下活，就把这小演员请了回来一直养在剧组，因为让小豆子怎么活下去，其实还没有想太好。后来一边拍结局就慢慢在我脑子里出现了，原来的结局是刘烨活着逃了出去。这小孩在剧组呆了8个月，长了 14厘米，从一个小小孩变成了少年。有时候想想拍一部电影记录了一个孩子的成长，也是蛮有意思的。

 

影片有一个非常让人震撼的地方，就是你把摄影机对准了一张张群众演员的脸，而且每一张脸孔都特别真实，令人不由自主地相信他们就是当时的牺牲者。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做的？

    我最早写剧本的时候看了很多资料，做了一个汇编和很多卡片。摄影师曹郁看完以后就说，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这种感受是我们主创共同的一个认识。我说的话可能会触怒一些研究者，中国人在这个事件中的一些形象真的是被刻意抹杀了，因为我们真的一直在抵抗，中国人活到今天，没有一次侵略是不抵抗的，怎么到了南京，就成了不抵抗成了羔羊了呢？清军入关在江南遭到的抵抗是很惨烈的，七八个月打不下来最后就屠城。我在日本兵日记里看到，说有七八个妓女在慰安所拔出日本兵的刺刀去扎他们，而日本人受伤跑掉在外面吹集合哨要弄死这几个慰安妇的时候，这几个人抢一把刺刀纷纷抹脖子。还有一个日本兵写道，他们一个小队进城，刚刚走过一辆被烧毁的德国坦克，突然有一挺机枪从这个坦克里伸出来，把小队的人打死一大半，里面的两个中国士兵就不跑，子弹打完了也不出来，最后被浇上汽油烧死。这些事你看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哦，日本人屠杀原来是因为我们抵抗太严重了，他们就要报复，这个就很符合逻辑。

    我特别想通过《南京！南京！》恢复当时中国人的面目。事实上我发现，南京大屠杀题材会让很多人不想看这个电影，因为会觉得无非就是中国人被杀。我们特别想表现那些被刻意隐瞒的事情，7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坐在这儿，你给我说出30万受难者里三个人的名字来，别说三个了，一个你都说不出来。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人的代价，最后连一个名字都没留下来。我们在科教书里所讲的，都是弱者姿态，70年后还老拽着别人说：你打过我你打过我！然后别人今儿一高兴摸摸你，就特美，可别人哪天挥手又一嘴巴，就又说：你打过我你打过我！我特别讨厌这种说法。

    所以在《南京！南京！》里，从主角到那一张张沉默的中国人的脸，我特别想让观众能够去凝视他们一次。从摄影、美术、化妆到服装等部门，在对待群众演员的造型再现上，给予了他们和主演一样的对待，他们的服装其实和主演一样考究，有100套衣服从做工造价等方面和主演是一样的。每次在现场，我们都要按照历史照片在一千多的群众演员里仔细去挑脸，挑我们认可的中国人的脸，每次都经持续两三个小时。我们很幸运，因为在东北拍的时候，武警派出了大批部队支援拍摄，那些小伙子都来自农村，他们的脸很多还保持着中国人的质朴、坚毅还有那种无奈，信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好看。

 

如果换一个人拍《南京！南京！》，可能会拍得特别煽情，而且比你更惨烈，但你是一直往回收这种情绪，这让《南京！南京！》有了一种更真实的强大气场。

    这可能是我的个性使然，我拍片一直吝啬自己的情感，不太去放纵，尤其是这样一个电影，你稍微一放纵，就会哭声一片了，即使我很压抑地去拍，估计还是会有些场面导致哭声一片。我们当时希望能够让观众尽可能地大部分时间是冷静地去“参观”这么一个惨烈的事件，让他们去感受，而不是把他们弄得泪汪汪。人一哭，很多感官就闭合了，你不可能让一个哭泣中的人去思考。

    至于你说的真实感，我在导演阐释里就说过，这种感觉要扑面而至，从开场到结尾，是要山呼海啸式的，必须用最强悍的大量新鲜的真实细节去淹没观众，让他们呼吸的全是那个时代的气息。只有这些最真实的细节，才能形成一个综合的气场。

 

《南京！南京！》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的情感系统，因为它最终讲述了双方都是受害者。它给了我们一个新角度去看南京大屠杀，甚至是中日关系。观众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我是日本军人，会不会像他们一样？

    我在看完日本兵的日记后，就感觉战争在施暴者的眼里，是另外一副景象。很多事情对受害一方来讲，是太可怕的事情，但在日本兵的日记里，他们会说，今天跟班长出去了一趟，干什么是很隐晦的，要么说今天发现了一罐红糖，特别高兴，说晚上可以煮红豆年糕汤了，一定要好好吃一顿。你会发现，我X，你的地狱是人家的天堂，人家玩得可开心了。对施暴者来说，战争不是你我想像的那种紧张状态，而是一个日常态，很松驰的。这种对于战争的陌生化感受很有价值，因为你不可能永远是受害者，说不好听的，在明天的战争中，你有可能就是施暴者，当你居于上位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成为战争之神后不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没有极高的自省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完全会参与到这种群体恶行之中。

 

《南京！南京！》的情节淡化了戏剧性，台词少节奏也慢，但它却一直吸引着你不由自主地往下看，这就让人觉得像是处在一个梦境之中。

    坦率地说，我是在最后剪定版时突然发现了这种感受，尤其到结尾，钢琴声起来，小豆子出来，突然感觉像老电影或默片，它形成了一种特别独特的意义，就是这种梦幻感。

    说实话，拍到最后角川死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心也死了，这是我最后的感受。拍到最后一天时，我才想出了这个结尾，然后跟大家一讲，他们都觉得好，第二天就拍了，出奇的顺利。我会觉得这个结尾寄托着我的一个巨大的善意和梦想，我希望有一天，人类是这么去对待和尊重生命的，而小豆子就像一个火种，从刘烨的手里传递到姜淑云的手里，再传递到角川的手里，我觉得所有国家之所以能够和平相处，是因为它骨干的人民内心存在着巨大的善意，这些人在一起就能保护和尊重生命。

 

日军入城仪式令人很意外，因为它极有美感，音乐与画面产生了摄人心魄的力量。我当时想，陆川要干嘛啊，把日军拍得这么雄壮？但当他们处在狼烟之中时，突然又有了一种很诡异的魔鬼的感觉。你是怎么构思出这场戏？

    不知道你写稿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不是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的，你可能是先写一段话，然后这段话就一直飘浮在那儿，像一个浮桥，你整个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浮桥接通，达到彼岸。这场戏当时就是我的几座浮桥之一，剧本几乎从头至尾都重写了，但只有这场戏一直保留着。

    没拍之前，我看了很多资料，在某一个晚上，我突然梦到在一片瓦砾的海洋上，日军部队敲着鼓但又是无声地在南京废墟之中，跳着他们的民族舞前行。我一下就醒了，赶紧把这事记下来，然后这个画面就一直挥之不去。我特别信命，我觉得老天爷让我拍这电影，把这场戏拍出来是挺核心的一个事。

    我自己给这场戏准备好了一套比较安全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可能会降低这场戏的意义：这个场面是战争结果的一个抽象表现。本质上的战争结果，我觉得是入侵一族的文化在被摧毁这一方的历史文化废墟上舞蹈。找到这个说法后，我就觉得这场戏必须得拍，因为到现在为止，还很多非常可怕的异族文化还在我们的大地上舞蹈，可是它并没有通过战争形式就做到了。我不去评价它的好坏，我敢说我是一个特别理性的爱国者，但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18岁就参军了，当了八年兵，该跳下长江和战友们一起堵管涌的时候也跳下去过。

    当兵的时候，我研究过军史、历史和战争史，知道战争中屠杀的本质，所以觉得让现代人去了解这种本质，其实特别有意义。这种威胁到现在还一直存在，而且我们不仅要警醒别人可能会来侵略我们，我们还要警醒我们可能会去侵略别人，真的。丘吉尔说过，正义战争往向走一步，就是邪恶。二战后期，德国人已经被打残了，而盟军还是在德莱斯顿平民区完全无节制地扔汽油弹，一夜之间烧死了4万人，后来照片公布，那地方被烧得就像月球表面一样。说到底，《南京！南京！》其实是一部反战的电影。

 

《南京！南京！》让人看完后，感觉创作者的立意和心态都是非常强悍的。很多人可能想过要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但我相信大家看了《南京，南京》后可能会放弃这种想法，或是反思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

    人的一生都在渴望自由，希望有大自由，这种状态一死亡能给你，还有一个就是战场。这就特别可怕。有一个女作家写过一本讲战场杀戮的书，我觉得她的理解有点儿隔靴搔痒的意思，关键女性对战争没有欲望，而男性内心是有的，这是特别可怕的事情。因为你真到战场上，看死了三四个兄弟后，你所有的世界观就变了，尤其打下一个高地或城池的时候，你面对的是必须要去复仇的对象，你绝对不会把他当作是你认识的，或是在网上可以交流的人，你对他没有任何情感，内心只有复仇、享乐、精神和肉体的放纵，因为明天你有可能就像你的兄弟一样倒在乱尸堆里，脸被打得粉碎。

    我觉得《南京！南京！》至少开了一个口子，提供了一个方向，大家再去想这事的时候，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一走。其实我内心的体验其实要比它呈现的多得多，所以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在电影上映之前说说自己的想法，因为《可可西里》我想说的时候，电影都快下片了。观众愿不愿意听陆川说话？他们可能想听，但只是一点儿。

                                                    采访/世亚
http://luchuan.blog.sohu.com/114479585.html

1937年12月13日，时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城沦陷，部分官员弃城逃亡，但仍有许多官兵留守，誓死保卫这个大厦将倾的城池。
　　宋锡濂部军官陆剑雄（刘烨 饰）协同战友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他们微弱而顽强的抵抗最终被压制，数以万计的中国军民成为俘虏，在枪炮声中血染长江；金陵女子学院安全区，女教师姜淑云（高圆圆 饰）奔波往复，尽力帮助和拯救所有来此避难的同胞，但兽性大发的日军早已虎视眈眈盯上了藏身于此的妇女；拉贝的秘书唐先生（范伟 饰）小心应付，委曲求全，为了保护家人而做出错误的选择，他也为此付出代价；舞女小江（江一燕 饰）纵使逃亡避难也不愿抛却女性的柔媚，她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则在其女性的外壳下注入一份刚强；日本人角川（中泉英雄 饰）随部队进驻这个千疮百孔、破败不堪的城池，在这个人间炼狱，他的心灵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南京南京，沉默离开。

 

 

以前没对《南京！南京！》抱很大期望，觉得这会是一个不会受太大关注的片子，默默上映，又默默离开，像很多国产电影一样。觉得有必要去看一下是在看到了预告片花之后，发现那有国产电影中少有的真实感，像纪录片一样的质感，于是我理解了陆川想做的事。没去细听他的访谈，我想还是自己看见的会比听他对媒体说出来的更真实。

 

是否真实，是我评价这部电影的最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

看完电影，电影院的人都沉默着离开。没有人议论情节，没有人笑，有些人还一直坐在那。一部电影能在今天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

回到家中，去看网上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却看到了很多负面的评论，大多是从技术的角度出发，比如认为艺术性上不如《鬼子来了》，剧本不好，比如拿血腥和裸体当卖点，吓到了小孩。这些评论之下，也往往都有愤怒的反击。维护此片者却没有什么大道理或理论，只是觉得被震动了。

 

像南京这样一部电影，应该算是历史片。历史片最重要的东西，我想是真实。只要真实就好，其它的什么主题、技巧、剧情、表演……全都该让观众忘记。虽然影片的真实感就是靠这些营造的，但如果观众看完后争论的是这些，这部电影已经失败了。

 

看清历史，这是许多主旋律影片中都会提的一句话。可真正做到的太少了。我记得小学或中学时学校去组织看了一部电影叫《屠城血证》，看完之后，在班上人人会喊的一句话不是“勿忘国耻”，而是“花姑娘的”。直到今天我回忆这部电影，其他镜头或情节都记不清了，倒是最先想起那个把女子衣服一扯到胸的镜头，而这样的镜头出现好几次，我国的电影审查而不分级制度真是伟大，让孩子们能看到许多外国孩子们看不到的东西，做为交换，他们也看不到一些外国孩子们能看到的东西。看完那部电影我甚至在想，屠城看来是一件很爽的事吧。这就是一部烂电影给我们的教育。今天我们教育学家们愤怒的抨击那些热爱屠城的网络精神病患者和言必提血洗东京的愤青的时候，先想想是谁教给我们战争真让人爽啊。

 

我绝对有人性，也十分爱国，我有时候精英有时候愤青，大多时候我就是普通一个人，和广大群众好恶相同。但我就是没法被《屠城血证》这样的电影打动。我知道南京大屠杀，知道圆明园，知道甲午战争。我深以为耻，我曾不理解为什么成百上千人面对几个日本兵却不敢反抗，我也曾幻想过有朝一日占领东京扬眉吐气。但多年后，我会想另外一些问题：假如当时自己是南京的平民，你会迎着刺刀冲上去吗？或者也成为被驱赶的人群中的一个？假如我是一个冲进东京城的士兵，没有了纪律，甚至下了屠杀的命令，我会去做那些日本兵所做过的一样的事吗？

 

人性也许经不住拷问，这些已经完全超出了一部电影评论的范畴。但我看完《南京南京》后想得就是这些，至少这说明，它比《屠城血证》这样的电影要成功的多。

 

大部分人看过这部电影后会沉默，沉默的离开。他们不会喊“中国不会亡”的口号，也不会笑着说这真是一部烂片啊，他们只是沉默。

 

现在的电影，能让人沉默离开已经不容易。

 

这不代表陆川或这部电影已经多伟大了。因为这种震撼更多是来自于历史本身，谁能把这段历史还原的更真实，谁就能震动人心，陆川只是最先想到这么做的人而已。他站在历史的肩上，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大的贡献。千万别涂脂抹粉精心构思剧本研究人物。我宁愿陆川不是个拍电影的，宁愿这是部记录片。看不见的摄像机带着我们回到当年，去看城市的各个角落，各个瞬间的各张面孔。当时的人有多怯弱，就让他们多怯弱，当时为了求生有多么不惜一切，就让他们不惜一切。不要刻意营造勇敢和悲壮，也不要刻意嚎啕悲惨与血腥，任何人为的加工都是对历史的扼杀。

 

陆川已经做的很努力，当然，这肯定离真实还很远。

 

也许有些真实，是观众和导演都不愿去面对的。也许有些真实，早就随死者永被遗忘。

 

遗忘是种好东西，虽然面对生死离别，虽然曾哀恸哭泣，但人总是要笑，总是宁愿把痛苦深藏心底，不愿一遍遍挖出来重新面对。现在拍南京的片子有些太多了，我不担心人们忘记历史，我倒担心看过了太多的苦难悲情，人会麻木。总有人会对着强奸场面想入非非，总有人会看到莫忘国耻时就选择换台，这就是人性。是普通人的人性，我们就这样，我们不崇高，甚至不善良，神性和兽性就在一念之间，一个被屠杀者，换一个场景，给他一把枪，给他一次放纵欲望的机会，也许就会变成一个屠杀者。

 

《南京南京》的意义，就在它告诉了我们其实我们早就知道的事。

第一、 很多这样的人死了。

第二、 杀死他们的人是这样的。

第三、 屠杀，就是这样的。

 

一部烂片会污辱历史，一部好片会让人理解历史。历史却从来没有变过。它只是在不同的人手中被翻云覆雨。我们只能去选择其中看起来最真诚的一个去相信，至少，目前陆川是。那么多电影里描写屠杀和强奸，南京南京让我不会去想：“刚才那具尸体好像笑了”或“这演日军的家伙这回可爽了”。我会真的觉得这些人死了，我开始理解那种麻木、绝望与愤怒、我会真得觉得震颤。不是因为陆川，只是因为历史本身的力量。

 

所以，我以前没法被这类电影所触动，不是我这类人的问题，是拍电影的人问题。

 

《南京南京》也许并没有多好，它只是比大多数渣子都强。

 

南京南京也不是没有造作的，我们能不能少让日军因为内疚而自杀或杀掉某位圣洁的美女，这些桥段《屠城血证》用过了，《梅兰芳》也用过了，这是真实的吗？如果不是，请删掉这情节。暴行者不会因为看到这个情节而真的羞愧自杀。

 

写到这里时，听到的音乐正是喜多郎的《heaven & earth》，这是一首进军曲，长长的战国号角声回荡，你能想像千万日本武士们正举旗列阵。

 

真是不错的音乐，就像影片中的日军招魂鼓舞。那鼓声越强，我们的心就越震颤，无需讳言心悸，因为从来没有不怕死的勇士，不怕死的是机器，怕死却仍会向前的才是勇士。

 

我曾以为中国人懦弱任由宰割，但后来我明白，每一个死去的人，都曾经为生存而苦苦努力。中国从来不缺血性，还有伟大与牺牲。所以，没有必要虚构历史，没必要特意美化或丑化任何人，没必要编造任何一段情节，连直面历史的勇气都没有，怎么会有勇敢的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