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

赛德克·巴莱：台湾原住民的抗日与助日

近期上映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将“雾社事件”那段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惨烈历史，以一种“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推到了观众眼前。

电影在台湾大卖，在大陆虽然票房不佳，但同样收获了丰盛的口碑。导演接受采访时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为台湾疗伤”；与台湾相比，大陆遗留的历史创伤更多，这恐怕也正是这部电影在大陆上映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但当微博上出现大量拿“高砂义勇队”来否定《赛德克·巴莱》的言论时，我们知道，这种疗伤还很遥远，因为我们的历史观，还相当陈旧和落后。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

“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

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

“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

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

“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

“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详细]

原住民高聪义却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在当时。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
“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朝鲜人金在渊说：
“（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
“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
“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
“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

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绝不装逼”[详细]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前路艱辛，我走此路：《賽德克巴萊‧太陽旗》觀後心得


「（導演）魏德聖是條漢子。」


在上映前，《賽德克巴萊》的花邊新聞幾乎比電影本身還要搶眼，焦點大約放在
花了多少錢、費了多少心力、背後又有多少人慷慨解囊之類的；對於魏德聖其人
也是有褒有貶，唯一有共識的大概是：這傢伙說得出，而且還真的給他做到了。
真是條漢子，夠有種！


對於電影以外的事情不予評論，單看其作品本身，也確實帶著一股濃濃的倔味，
強硬地聲明：我要這樣！為什麼？因為這樣是對的！


真是對的嗎？許多事情其實很難評斷對錯，只有取捨。而以《賽德克巴萊》這種
大型商業電影的預算等級（請別拿好萊塢那種妖怪成本來對比，回歸到最初聽到
這部花了七億去拍的史上最貴「國片」來衡量），真的是對的嗎？


我覺得魏德聖最有種的一點，就是明明花了大型商業片的預算，《賽德克巴萊》
卻不算一部商業電影。不管其目的或格局都不是。


他要的遠比那大多了。



＊ ＊ ＊


「……永遠不要把電影當作一個賺錢的工具，它的力量比你想像的還大……如果
你把它看小，那它就小小地做給你看，但如果把它看大，它可以很具規模地呈現
在你眼前。」


「千萬不要把電影當作一件圖利的工具，如果你這樣想，你對不起它，它也會對
不起你。」


上述這兩段話節錄自《導演‧巴萊》，可以看出他超浪漫的一面；同時也看得出
他事實上並不是個商業片導演，儘管曾拍過台灣最賺錢的商業電影〈海角七號〉。
舉個例子，你就很難想像麥可貝說出這種理想快滿溢出來的話。


商業電影中，電影就是生意，不多不少是個賣給觀眾的產品，我提供心目中你要
的最佳娛樂，你花錢來買。姑且不論麥大叔那種極端的例子，說說手段比他高明
許多的詹姆斯柯麥隆，實現了充滿他夢想的潘朵拉星球，背後推動的思維還是與
商業考量脫不了關係：如何要觀眾心甘情願地為我這個夢想買單？


因為要他們買單，所以，商業電影絕不能去挑釁觀眾。


當然也不能太乖，太乖就嫌平庸，多少得衝撞到一些現有結構，帶點適量的叛逆。
比如《阿凡達》裡面闡述的高貴野蠻人幻想，雖然早已退流行卻因此帶有復古的
魅力，重新喚起人類對於早已失去的部落生活的渴望以及對於現代科技不滿的擬
似解藥，彷彿原始人理當比現代人更懂得如何生活，他們其實什麼都瞭解，只是
出於某種更高尚的理念而排斥科技而已。


（如果你身為一個深入納美部落的阿凡達，沒有格蕾絲博士的知識與研究熱情，
沒有傑克作為職業軍人的運動神經能融入納美戰士的日常生活，也沒有外星正妹
對你獻身，你的潘朵拉生活到底可以多有趣？人類所謂的自然通常只有人類喜歡
的自然而已，不包含蚊蚋寄生蟲傳染病或各種有毒會吃人的動植物……）


《阿凡達》的編導選擇讓原始化為智慧與解藥，科技變成邪惡化身，然後讓前者
打敗後者，讓觀眾得到一種從現實逃脫的快感，對於潘朵拉那如夢般的原始生活
滿懷憧憬；但它其實什麼也沒證明，亦沒有給世界帶來任何新的認知，那些對於
商業電影而言都是太過沈重的東西因而無此必要。


而且它成功了。


商業電影無須讓觀眾真的去知道什麼他們以前不知道的東西，無須去衝擊既有的
認知，無須去挑戰他們的底線，對於文化保存也不用太具使命感。最佳例子莫過
於《梅爾吉伯遜之英雄本色》，這令人印象深刻的「史詩」電影，其實在「歷史」
面向來是為人詬病的。


（比如，歷史上的威廉華勒士其實是個領主，不是一無所有的窮小子；跟英格蘭
開戰也不是為了愛人被殺而是純屬政治上的考量；片中著名的那場打贏英格蘭軍
的大戰也不是在平原開打而是趁英軍過橋過到一半時施以偷襲；當時的蘇格蘭人
也不是穿蘇格蘭披肩……）


此片曾於2009年被時代雜誌選為「最多歷史錯誤的電影」第二名，被歷史學家
評為：「（本片的）歷史事件是不正確的、日期是不正確的、角色也是不正確的、
名稱也都不正確、連服裝都不正確，簡言之就是沒有東西是對的。」；但它依舊
成為許多人心目中的經典，儘管有這麼多不真實，或許唯二真實的就是它給人的
感動（片中的不屈英雄兩度高喊Freedom絕對是觀眾永難忘懷的記憶）；此外它
確實在票房上斬獲甚豐。如果單純以商業電影考量，毫無疑問是成功了。


上面舉了兩部商業電影的經典之作，只想為其下兩個簡單的註腳，如果真有所謂
的戒律，這兩條必定包含其內：


1. 別太過挑釁觀眾，所謂的挑釁包括任何可能引起麻煩的議題。（比如虐殺孩童
  或動物、好人其實沒那麼好壞人其實也沒那麼壞、太多看似非必要的暴力……）


2. 無論真實與否，故事好看最重要。如果能兼顧當然很好，但若太講究真實會
讓故事不好賣，那就去它的真實。


由上述的兩點，可以看出《賽德克巴萊》是多麼大膽的嘗試嗎？是的，它幾乎都
違反了。魏德聖在電影圈打滾了這麼久，難道這麼淺顯的道理會不懂嗎？


我認為他當然知道，就像賽德克族明知會輸卻還是選擇開戰一樣。為了某些超乎
輸贏之外的理由，他選擇了一條難走的路。




重建一個早已失落的時空、文化與人群


到底是如何的環境與文化，才會把獵取人頭當成一種成年必經的儀式並視為理所
當然？歷史課本單純地把這行為定義為「野蠻」，果真如此？


《賽德克巴萊‧太陽旗》沒有辦法將出草這行為背後隱藏的文化含意講述清楚，
事實上真不好講。我查了一堆資料，只能概略理解為某種類似宗教儀式的行為。
不是今天心情好就出草，必然有某些重大的原因得靠這儀式解決，而儀式的前後
都有許多嚴格的規範要遵守。如果出草成功代表祖靈護佑，一切都會因而順利；
出草失敗則表示肯定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必須回去好好檢討。


也或許根本沒有講述的必要。電影不是國家地理頻道，並非把所有知識塞進去就
成功了。它沒那麼多時間慢慢跟我們分說清楚，卻可以用一種更震撼的方式直接
給我們印象。


「活在如此文化底下的，就是像這樣的人。」


很喜歡《導演‧巴萊》裡，當全體賽德克男演員經過特訓到位之後拍的那張合照。
確實給我一種強大的衝擊力。不像是看到一群人，而較像狼群一般的猛獸。他們
可以擁有像我們習慣的原住民印象：笑容爽朗、能歌善舞；卻也可以非常的殘暴，
如果在他們獵殺時，你不巧站在其刀槍之前，就會看到。


電影沒有想要美化這群人，把他們定義為某種失落的美好或者高貴的野蠻，而就
只是平淡描寫那段原住民歷史中發生的事情，對於部落間的累世恩怨與相互攻殺
僅是陳述而不加渲染與責難，他們只是要守護自己的領域、或說是自己的生活方
式，管你是敵對部落、漢人還是日本人，總之侵入獵場就是死路一條。


這或許是更直接描繪出的人性。儘管並不討好。


原始部落沒有被美化，而代表文明的日本人也沒有被刻意醜化。除了兩個山地巡
察衫浦與吉村一個好色一個個性有問題；其餘代表性的小島（親原住民的代表）、
警局長官江川（始終都是那麼和善地說：不用麻煩。）、乃至其餘眾多的日本人，
基本上都沒有惡形惡狀，頂多就是以自己是優秀民族與征服者自居而驕傲而已。


但老實說，這種事情誰不會幹？


如果當時你被生在日本人的家庭，在這被征服的島嶼，你會不自以為是優秀民族
而抬起下巴，瞧不起這些搬木頭的蠻人嗎？


如果當時你被生在賽德克的部落，你會不認為這些侵犯己方領域與文化的外來者
該死，為自己無法度過彩虹橋而恐懼嗎？


他當然可以描繪一個很簡單的善惡對立，加強日本人的迫害印象，把原住民塑造
成悲劇英雄，進而把後續出草的暴力合理化。但如此一來就無法闡述一個更深刻
的概念：其實大家都是同樣的人，各自被生長的環境與文化深深規範著，之間的
差異與誤解長期積累下，演成了最終的殺戮。這樣的結果在最初日人自認「優秀」
並試圖「教化」這些蕃人的時刻，就已經埋下遠因了。


簡單的善惡對立能讓人看得爽，淺薄但好賣；後者描述的則是難以言喻且悲哀，
肯定不那麼好賣的。身為一部商業片的導演，會怎麼選擇呢？


魏德聖選擇後者。因為這才是他心目中「對的答案」，因為他夠有種。


這是為何全片總是瀰漫一種揮之不去的哀傷，那血腥的殺戮便如宿命一般。兩個
文化不同的族群要相互瞭解是異常困難的，即使其中有相對有智慧的人能瞭解，
兩個族群普遍也無法接受彼此；即使一方用強勢的手段勉強另一方接受了融合，
未來終究會出事。







無掩飾地描繪暴力


魏德聖最有種的，應該是最後大出草的處理方式。


身為一個商業片導演怎麼可以這麼赤裸裸地描繪無辜婦孺遭到砍殺呢？尤其那
無辜的婦孺還是屬於敵對方的日本。他為什麼不學梅伯將原本史上蘇格蘭人偷襲
過橋英軍的情節變成在平原上光明正大互毆的精神，生出一個歷史上根本不存在
的霧社日本正規軍之類的，然後讓莫那魯道半邊臉塗成藍色大喊衝鋒？


因為歷史就是這樣的。在霧社死掉的日本人只有少數是受過戰鬥訓練的，多數就
像片中那樣，只是當地居民與婦孺。因為不能任意扭曲歷史，這才是「對的」。


而為了這個「對的」，必須付出每個觀眾看完後不是爽快，而是悶到不行的代價。
先前沒有張牙舞爪的壓迫戲碼，此時只見一群慈眉善目的日本人被一群賽德克人
如狼群般舉起了槍枝獵刀，演出一場鮮血狂宴。穿刺、斷頭、槍擊，不分婦孺，
全部屠殺殆盡。


在這場屠殺裡，沒有「美」的存在。沒有刻意扭曲的武打場面，沒有感人落淚的
袍澤情誼，有的只是殺。「血祭祖靈！」，一聲大喊下，就連小孩子都拿起了刀劍
竹槍，興奮地加入殺戮。


與原著劇本不同的是，裡面的女性角色並非喜悅地迎接這場多年未見的祭典。


「……留在原地的家眷紛紛和上戰場的男人揮手告別，她們的臉上偶有擔憂，但
大多數都是帶著驕傲而期待的神情。」


電影很明顯不是這樣處理，當開始血祭的男人們興奮地準備殺下山時，女人們只
是漠然地，臉色凝重地看著他們。後續甚至刻意安排一個老婦人在運動會屠殺的
現場，大聲質問：「你們在幹什麼啊！？」


是啊，你們在幹什麼啊？


老婦人在問著，每個被留在部落的女人在問著，背後唱著的歌在問著，每個觀影
者心中也在問著。


為什麼非得殺成這樣不可？你們這樣還配稱作勇士嗎？


當然，這背後牽涉到出草的習俗（出草本來就沒在管對方男女老幼的），牽涉到
他們與日本人間的經年仇恨；但即使不扯那些，這也絕非史上罕見的事件。在刻
意美化的電影中，我們鮮少看得到這種慘烈的屠村影像，但不代表它就不存在。
人類早已習慣相互殺戮，只是無法正視，於是必須要找個很好的理由才能動手。
所以當這種大規模殘殺竟然是出於一個自己無法深刻理解的理由（出草），那種
苦悶感真是難以言喻。


應該說，殺戮這種事情從來就沒有美過。所謂英雄或勇士都只是被塑造出來的，
實際上幹的就是這麼醜惡的事。只是當我們被逼得正視這件事情時絕非什麼開心
的體驗。看完這一段漫長的殺戮，你還覺得《賽德克巴萊》是標準的商業電影嗎？


確實不是。它描繪了某種人類最悲哀的循環，賽德克族今天糾集了六個分社殺了
一百三十餘名日本人，下集日本人就會把反抗的賽德克分社弄到近乎全滅。並非
不正視就能抹去這段在人類史上重複演奏過多次的旋律，但敢這麼直接不加多餘
色彩地拍出來的導演真的不多。


大出草的收尾也很傑出。莫那魯道身上並未染上過多鮮血，身上仍背著許多把想
拿去支援子弟兵的槍枝，在得知一切結束後終能在公學校的升旗台坐下歇口氣，
面對屍橫遍野的廣場。這個賽德克族反抗的靈魂人物臉上只堆滿了疲累與憂慮，
無言地遠眺，下了最好的註腳。




文化保存的意涵


儘管魏導很清楚電影跟紀錄片的差別，但有些分界不是那麼容易區分。最後拉鋸
之下的結果，就是被抱怨的：「音樂太多了，雖然很好聽，但……」


其實多少能想像導演下刀時的拉扯。《賽德克巴萊‧太陽旗》的節奏，尤其是後
半部份其實是不太順的，雖然也沒有到「拖」的程度，但就是覺得有點該加油門
沒有加足，不該踩煞車時卻踩一下，於是一頓一頓的，儘管車子還是在跑，卻沒
有很順的感覺。


因為對他而言，這不只是個商品而已，所以不只是修得漂漂亮亮地就好了。我們
經常講一部作品不要太貪心，問題是，下一部如此認真地對待原住民文化的電影
到底在哪裡？


在《導演‧巴萊》中，最常提到的句子大概是「崩潰」與「抓狂」，每一關都是
難過得要命，像這樣的路有誰敢再走一次呢？正走在路上的人怎能期待短期間內
便有勇士追隨其後呢？在參加一次關於原住民作家的座談會中，他們提到一句令
我印象極深刻的話：「我們是每天都在經歷著『文化失落』的恐懼。」不能期待
某位耆老永遠等在那邊給你詢問記錄，有一天他去世了，許多只有他知道的事情
可能也就隨之而去了。但儘管再努力，好像都趕不上流失的速度。


作為電影人的驕傲，就是記錄在膠卷上的資訊被廣泛地流通保存，可視為某種半
永久的存在。而如果短期內無法期待一定會有相關的電影出現，那把剪片的剪刀
重量便異常地沈，上面寄宿了每一位曾幫助過此片、提供過協助或意見的原住民
朋友沒有說出口的意念。


所以在編排上，與其精簡情節以增加力度，我覺得他的作法更近於在不過份影響
節奏的前提下盡可能塞愈多東西愈好。那些賽德克族的吟唱、對唱、歌舞，儘管
確實有點多，卻也不至於讓人煩躁，因為美感上是夠的。就某方面而言也可說是
知識與劇情俱足，但從對向的角度說就是有點過多而拖累節奏。但考慮其背後的
沈重意義，實不忍苛責。




結語


《賽德克巴萊‧太陽旗》在票房上迅速衝得漂亮的數字，儼然要締造影史記錄般，
但這光鮮的背後其實不無隱憂。


其一，它是部「只有在台灣才能賣得好」的電影。（唯一可能因抗日主題而買單的
大陸市場已經因為某些不明因素而給此片不合理的惡評；對於其他市場而言，無論
「抗日」或者「台灣原住民文化」似乎都不算是非常吸引人的主題。）


其二，它其實不算以商業考量為先的電影，雖然有魏德聖一貫簡明易懂的風格，
但主題意涵太過沈重鬱悶，亦不符合一般爽片的規格。（海角七號看一次爽一次，
看十次爽十次，這一片嘛……除非斷頭場面讓你很爽，否則要爽有點難。）


這麼看來，其實真的頗危險。但有沒有可能達到？我寧可相信這是個充滿可能性
的地方，而非抹殺夢想之地。


不一定要挺國片，但要挺好片？言之有理。


那麼，我要挺《賽德克巴萊》。它絕對是好片一部。

http://coolcate.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html

好的编导，就是这样和自己所拍的电影，在灵魂上合二为一。

上海首映式在衡山电影院，影片结束，低调的魏和两名主要演员和观众现场交流，一个光头愤青大喊这电影好，要有这样精神，不愁黄岩岛收不回来，台下也一片叫好，台上主持更是不断显摆民族主义优越感，什么这电影是拍给中国人看的，也是拍给日本人看的，显然，魏所有在电影里面的努力在他们面前基本是属于白费。他不得不耐心解释他拍这电影的内心冲动，是觉得活着比什么都好，虽然悲壮去死也很感动。

相比《赛德克巴莱》，我认为《与狼共舞》、《勇敢的心》更接近于伪史诗，因为它们给你一面倒的崇高感，让你在电影院里为了那一声freedom绷紧浑身唯一一个膀胱而不愿动弹，其叙事策略非常明确，就是直捣你最愿意看到听到的地方，所有勾勒主人公缺陷的地方，都属于调味的罗勒草，有点清新有点涩，但绝不敢败你的胃口，至于《阿凡达》，更是这方面做到了登峰造极，为了票房，好莱坞的剧本永远牵着观众的鼻子走，他们说，这个叫专业，是很专业，在电影院里大家意淫到高潮，花了钱买快乐，天经又地义。

《赛德克巴莱》一方面以磅礴气势主推抗日主线，但却不断以各种浓重笔墨在消解这个行动的正义性，后者绝对是影响票房的，因为善良的观众不愿意看到英雄有凶残杀戮未成年人的动机，也不愿看到太太们为了男人的尊严不得不选择自尽，更不愿意看到还在啼哭的孩子被扔进山崖，魏已经收敛了，在国际版里我没看到赛德克们如何砍下日本儿童和妇女的头颅，但是，尸横遍野的场景还是暗示了这一点。

只有真正的原始的史诗才敢这么写，写下英雄或神灵身上种种不可思议的残暴与邪恶，而现代人能接受的，却只能是被改装过的玩意儿，超人多好，善良成了他唯一的缺点。

魏挑战公众神经，他不断在影片里抛出同样一个话题：为了祖灵崇拜心理格式，付出几乎灭族的代价是不是符合正义？这是对票房的一个冒险挑战，没有什么观众喜欢这来自政治伦理学的挑战，因为这挑战让人不舒服，它没有固定答案，到处是伦理陷阱和计算困境，就算你和你的同伴争论到面红耳赤，仍旧找不到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所以那些看客立即将这个话题消解为单纯的抗日，似乎在赶走殖民者这样俗不可耐的革命口号下，一切反思就可以终结。我甚至怀疑，那些愚蠢的提问者，都是官方早就安排好的五毛，因为这样降低大陆观众智商的提问，也只有五毛们干得出。

也是由于这对不断纠缠的主题和副主题，导致电影在节奏上无法做到和好莱坞史诗电影一样流畅，因为流畅的前提就是让观众不假思索觉得自己特别爽，但这是一部需要你不断停下来思考的电影，虽然魏头脑里商业的那部分不允许他这么做，但这12年，显然他在艺术上的个人意志战胜了票房上的商业逻辑。

不过也许以上这些评论，对中国抗日题材来说实在有些高渺，荧屏上经年累月的那些混帐抗日影视，真不知是哪些龟孙子带领着哪些灰孙子来演的，还个个演得义愤填膺的，还个个演得智勇双全的，还个个演得胜利凯旋的，也不怕走路上被观众呸一口：贱。


（任何人可以转载或使用整体或任何部分的内容，注明出处即可。）

一，

 
直到如今，还是经常被问“作为一个上海人，为什么去北京念书。”这一个问题有两个预设：1，你是个上海人。2，上海人不喜欢去除上海以外的国内城市。

想过很多种十个字以内的回答方式。

1，分类讨论：“我不是典型的上海人。”可是，什么是典型的上海人呢，没谁规定“上海人”的鉴定条件吧，我干嘛就要自己先走到边缘位置去？遂否决。

2，反诘推论：“谁说上海人不愿出去？”可是，我只能代表自己，又不能代表其他上海人。还是否决。

最终的回答是“出去看看”这般打打太极，然后以“懂得的人自不会问”来对自己的无力回答作为解脱。

显然，在这一点上，我终究是和人们对“上海人”这个物种的主流预设不符了。

身份认同在此时产生裂缝。

 

二，
 

有一个朋友，生于大庆油田，全家老小都认为必然的人生轨迹是承继祖业。在油田人的眼里，给私企、外企干活的，都不算“有正经工作”的。即使是国企，还得打量下是什么性质。朋友从小到大都无法适应家庭环境，对三姑六婆的各种惺惺作态的关心反感至极。即使后来到了太平洋彼岸，仍然时有对华人社会的怨言。

这当然是个例，当个体的特性与环境的预设相违背时，身份认同就会产生割裂感。

妈妈在家中排行第六，是老幺，家中约莫有过些族谱。妈妈的兄弟，名字中都有个“志”字，姐妹的名字则都带个“爱”字。妈妈最小的姐姐，名唤“英”，从小要强，略有些年纪有些主张时，便去派出所把“爱”字改为了“志”。

英姨张扬的性格，不为长辈所喜。上山下乡的年代里，英姨与我妈姐妹两中，有一个留沪名额，老师便留了乖巧的我妈。回沪后，英姨在医院工作，看上药剂房房的男青年，主动追求，得手。随后撺掇姨夫去澳洲打工，自己与儿子留守八年后，赴异国团聚。

小时候，大家都只认为英姨很凶，不如我妈脾气温顺，可是如今，我对英姨未完的一生持高度赞赏态度。然而，这种赞赏并不是普遍的。


相对而言，女人更容易跳出体制独立行事，男人则承担着更多后顾之忧。家中若干有些社会地位的男性长辈，认可英姨的果敢，但不认可她的选择。他们的理由，我懒得重复了，用脚趾甲回放一下好了。比我小四个月，在某国企当小主管的表弟则直言，他一些朋友到了国外，无法适应，还是回国，他本人也满足自己两点一线之外有养鱼遛鸟的业余爱好的安稳“老头子”生活。他说，不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东西，去国外从零开始。

我所想总结的是，“落叶归根”是一种先验的自发的情感。体制对文化会产生一些异化的影响，从而对一些个体产生排异反应，但大部分人不会因噎废食。认同和追求三权分立的人，同样可以在儒释道中找到立身准则。反对裹小脚的人也一样可能陶醉于传统戏曲的唱念做打。

理智和情感控制不同的行为，乡愁则掌管着意识形态之外的领域。

英姨的后半生，基本上致力于邀请各种亲戚朋友去澳洲旅行或定居的事业之中。刘瑜说，到了国外，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有多想家”。圣三位一体之一的神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即使因持不同证件而流亡意大利，也依然时刻被乡愁侵吞着全身心。他不愿走进异族的教堂，而只能手持烛光在废井中独自逡巡。


三，

 

幼时在家乡的晚报“夜光杯”一栏，读到过一句话：“所谓思乡，思的多半是家乡的小菜”，反复品读。以饮食是一种文化来讲，这其实是爱地域文化的表现。

我爱着各种小笼生煎，少年时立志吃遍上海滩的生煎。此时，我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个“上海人”。

可是，我也爱大份东北拉皮、甜腻的锅包肉，爱全聚德北京烤鸭、海碗居的麻豆腐，爱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泡馍、广州的肠粉、煲汤……这也说的过去，因为我是中国人。爱国就等于爱舌尖嘛。

再可是可是，我也爱麦记和肯记，爱东南亚的咖喱，爱韩式烧烤和日料，又怎么解？哦，我是地球人，我爱全世界啊~这样继续下去，就没有边际了。

于是想到的问题是，什么又是爱国呢？什么是“国”？

狭义的“国家”是一个政治生活共同体，有界限。古代外蒙古也属于中国，你说爱国，就也爱着外蒙古，如今就不用了，可以省下200万平方公里的感情。

广义的“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在这个定义中，一个国家没有具体的边界。也就是说，你可以爱全国22个省唯独不爱河南人，也不影响自称“爱国”。

这在逻辑上有些不好理解。如果说爱的对象没有边界，那么爱的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爱是一种甘愿付出去维护对方的情感。这种情感，出于责任。而责任，又出于身份认知。比如，爱亲人、爱朋友，是因为所担任的社会角色，需要承担这个责任。《银魂》中的坂田银时，放弃为家国大义而战，而选择保护最身边的人。因为家国大义，事实上没有边界，而至亲好友，却是可以确定的对象。

一个人，首先是父母的儿女，是朋友的朋友，然后是某个圈子的一员，是民族的一份血液，继而是一个行政生活共同体中的一个个体，最后是一个人类。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不是绝对的，但多半有这样一个由强而弱的梯度。有了自己“是”什么，才能说“爱”什么。


王怡在《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中写道——现在民族主义的名声不好听。因为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爱国者”和爱国贼也不好辨识。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讲自己怎样成为一个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我很有启发。他说。1968年8月21日这天，包括波兰在内有5个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摧毁“布拉格之春”。他就在那天，醍醐灌顶的成了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在1968年的波兰，什么人才配叫做波兰人？一个公共生活中的无权势者和失败者，他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会从哪里来？米奇尼克给了一个迄今为止最打动我的理由，他说“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

“米奇尼克给出了另一种情感的养成方向。不是分享荣耀，而是分担耻辱。”民族主义或集体主义，并不为我辈提倡，而所想表明的，是血缘和情感的纽带是天然的，为其承担责任，也是天然的。


如果要翻译成人话，也可以这样说：“即使我自己不停地腹诽着魔都的浮华、拜金、冷漠和小市民习气，却又心胸狭窄地不愿听别人的非议。18岁带着对家庭的怨气北上，如今却学着自己消化掉生存的压力，守在脚步日渐不稳的父母身边。”

从“身份梯度认同”的角度来看，也就可以理解钱理群口中的“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吴思说过，中国人公共意识差，是因为“官与民”，“朝廷与百姓”二元格局过于对立化，当国不为民，那么民也自然不愿意属国。所以，中国人有“抱团”“拉帮结派”的社会行为习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把“自己人”和“外人”分的很清楚。他们对认作兄弟的人掏心掏肺，对“圈外人”只作表面交往，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则多半不以为然。

有时候，也会出现反梯度身份认同的情况。《左传》中记载了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设计除掉自己儿子石厚的故事，并流传为“大义灭亲”的成语。这便是个体对作为人臣的身份认同超过了对为人父的身份认同。另一个春秋名人管仲，在战场上后退的行为，则被鲍叔牙解读为对为人子的身份认同高过对为人臣的身份认同。

在2012年的我国第二次刑诉法修改中规定，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也就是否定了之前长期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

可见，由身边的至亲，到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身份认同基本呈递减的梯度状，时而会因外部因素有一些断裂，但不影响整体平均走势。

 

四，


所以也就可以理解《赛德克巴莱》对祖灵的守护，以及为什么用这样极端的方式。

作为习惯全球一体化的现代人，为什么被赛德克人那么原始的情感所打动？作为早已习惯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的现代人，为什么认同一种落后的野蛮人生活方式对现代文明的拒绝？为什么习惯了协商共赢，用控制取代抗争的现代人，却被这么天真的自我毁灭式的反抗所感动？为什么早已能够接纳地球人、天人和攘夷志士拥挤在同一所城市的现代人，却能认可守卫祖灵不让外族入侵的愚忠？

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排异性的。

而某些城市因为地位特殊，所以混杂了多一些的黑点。但从“排外”这个现象本身来说，矛盾更多源于文化冲突。有些地域贴的最初，只是在讨论豆浆的甜咸。

我相信人们被《赛德克巴莱》感动的原因，不会是对抗日题材的共鸣，而是认同一个民族对守护祖灵的决心，是认同为坚守信仰而牺牲的抉择。

如果可以认同广州人对粤语的捍卫，那么理应也能认同上海人对沪语的捍卫。

好比如果一个人想固守乘146公交车环游卢湾区，在打浦桥挫麻，在雁荡路逛音像店，然后去复兴公园跳交谊舞的生活方式，并对会改变这种方式的外来入侵感到天然的排斥，我认为这本身是没什么可以指责的。只不过如果这个人学会接受改变，他自己会心情更舒服而已。


五，

 
说起来，上海文化本来就是杂交的孩子。所谓的海派，是糅合西方和东方风格的不同特色。作为开放的都市，受到外域文化冲击，是不可抗的。

好比北京文化，京片子的皇城根儿文化和北漂文化早已是各占半边了。人有自由迁徙权，也有保护本土文化的权利。迫于生存资源，与总体政策的导向，两种人还将共同生活很长时间，磨合过程中，有矛盾是难免的，在“指腹为婚”的谕旨下，能做的也就只有想办法好好相处了。白人社会经过多年的洗礼，也能够接受黑人奥巴马总统了。

文化的融合，是辛苦的，但并非不可行。两种文化，并不是非此即彼才能生存。

悲观的说法来自刘慈欣：“宇宙图景犹如一片黑暗森林，每一个文明都是准备好捕杀他人的猎手。”

黑暗森林的遵循的公理前提是：1、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2、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其中，第二个公理在现实世界中已经不怎么成立了，很多区域的人口现在是负增长的，固然有环境制约有政策的因素，但以欧洲女性为例，其生育意愿也持续低迷。在可以自由选择如何生育的情况下，一些人生了3、4个，也有一些人选择不生。而当现在大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业，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人口了。所以文明未必是不断增长和扩张的。

由于《赛德克巴莱》是根据史实改变，马赫坡社一族在雾社事件中几乎灭族，从战士到妇孺，都选择了自杀。所以黑暗森林的第一条公理其实也被推翻了。生存是不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每一个文明可以自己选择。

既然两条公理都推翻了，宇宙图景原非黑暗森林，那么文明就不需要再作一名闪躲的猎手。

同样的，地球人和天人，硬盘与土著也都无需如此对立。

生存资源的有限，并非真相，而是人为的驱使。

当我们看到一线城市地价和房价高企、环人民广场商圈基本难以打到出租车、城市像摊大饼一样外扩、陆家嘴密集建设写字楼、上海人口在生育率降低的情况下不断增长并突破2300万时，都并不能说明这个城市是在进步的，也没什么值得喜悦。因为同一时间，乡村的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经济观察报的侯思铭在《一个小城市的生与死》中说，城市在向外一步步扩张，同时又从内部以更快的速度逐渐被遗忘。

前不久，报社一些同事去了大别山做公益活动，其中一位回来后情绪颇有些激动地转述：“那边的小城镇根本就不穷，校长什么全是官僚风气非常严重。镇上的青壮年100%全外出打工，学校里的孩子全是留守儿童，要么单亲在外，要么双亲全在外，一年回来一次，根本没人关心。一个家庭如果靠种地，一年的收入是3000块钱。镇上的三四层小洋房全是青壮年打工回来盖的。”

古老的手艺逐渐消失，人们的生活方式趋同。“工人在播种之时，便预先接受了放弃，人类或许终将会成为完全生活在城市的物种，假如小城市会消亡，那么杀死它的必定不是城市化，更不是财富，而是它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生机。”侯思铭这样写道。

大城市的资本密集，以小村镇的消亡为代价。

这根本是天平没摆稳。如果村庄是美丽的、自足的，自由迁徙权会成为城市人口的压力吗？

所以，重要的是如何打破黑暗森林。一旦黑暗森林被打破，血祭祖灵、地域主义、自由迁徙权都不再会是互相损害的必然理由。文明的扩张最后会得到一种制约力量。而像赛德克族人那样，葆有先祖赋予的生活方式，同样应该是一种权利。

魏德圣：我已准备好再次不名一文

2011-03-24 08:42:00　来源: 南方日报(广州)　

　　因《海角七号》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把赚来的钱全投进了《赛德克·巴莱》

　　前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台湾电影推介酒会上，记者遇到了因《海角七号》而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这位导演在其成名之前一直很郁闷，甚至因此还写过一本书《小导演失业日记》，在台湾地区还很畅销。现在虽然成名了，魏德圣依然很郁闷。因为他一直以来梦想要拍的、反映台湾原住民种族赛德克族上世纪30年代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著名的“雾社事件”的电影《赛德克·巴莱》，虽然已经顺利杀青并且确定了上映档期，但依然不知道前景如何。为此他不但投入了自己因《海角七号》而赚到的全部身家，甚至还借债无数。而这部电影目前只是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至于占华语电影市场份额最大的大陆市场，由于魏德圣自己并不熟悉内地的拍摄条例，导致这次就算要在大陆上映，也只能以引进片的形式出现。

　　郁闷●投资向周杰伦借了4000万新台币

　　魏德圣的这部《赛德克·巴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早在12年前，魏德圣还是寂寂无名的时候，就一口气花光毕生积蓄250万元新台币(约70万元人民币)拍摄一段5分钟长度的试看片，目的仅是用来募集资金，结果被台湾影坛人士笑称为“全世界最傻的人”。

　　当时，他预期投资能有大约5000万元人民币，并声称有一半钱就敢开拍，但可惜除了获得礼节性的称赞外，他未能获得任何投资。而在《海角七号》让他成为台湾电影新一代导演的代表之后，他又想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结果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李安和吴宇森的支持，并且帮他介绍投资商。“但是，他们也就是介绍人，至于能不能谈得成，还得看我自己。”而在筹拍的11年期间，魏德圣光是绘制的《赛德克·巴莱》分镜图手稿就重达五六公斤。

　　但是，就算李安和吴宇森帮他找来了部分投资商，魏德圣依然在这方面很郁闷。因为这部电影实在是个烧钱的无底洞。而他自己此前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2009年开拍之后，魏德胜宣称：“刀砍下去，没法回头了！”但开机之后才发现，每天平均花费100万元新台币，烧钱速度快到无法想象，魏德圣身兼导演、电影公司老板、投资者三重身份，压力大到不行，经常问工作人员：“还有哪里可以找钱？”

　　而《海角七号》为魏德圣赚来的5000多万元新台币自然也投了进去。就算这样依然不够，女主角徐若瑄不得不出手“搭救”他，不但不向魏德圣要一分钱的片酬，而且还倒贴了1000万新台币，并且自掏腰包订了1000张预售票，甚至宣称“卖房子也要支持他”。除此之外，周杰伦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有一次见到周董，当时这部电影已经山穷水尽了，一分钱都没有了。刚好他问起，我就实话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比较有钱，结果周杰伦基本上当场就答应借钱给我，但他当时说的是‘我回去问问我妈，现在我有多少钱’，几天之后就借给我4000万新台币，而且是免利息的，只是象征性地跟我收了1块钱。好在现在这个钱我已经还给他了。之前也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找周杰伦来演一个角色，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费用，但周杰伦不是原住民，所以我最后还是没用他，但徐若瑄就是原住民，所以她是女主角。”

　　事实上，去年的香港电影博览会上，魏德圣就曾经满怀期望地前来寻找投资，但最后却失望而归，因为这个题材在整个华语片里还没有先例可循，而且除了徐若瑄之外没有任何大明星，对于投资方来说，这个风险太高了。“也不是没人感兴趣，但大家都觉得危险很大，所以都在观望，但一两个人说观望，就让所有人犹豫了，最后大家都在‘看着’。都在问我，能不能先拍个《海角八号》，结果我只能自己先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郁闷●拍摄外景地全被洪水冲垮了

　　经历了千辛万苦，《赛德克·巴莱》终于在2009年开机了。尽管得到各方支援，但剧组还是数度传出超支停工的消息，魏德圣说，虽然都是谣传，但外界的消息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所以那段时间为了给自己打气，他还穿上写有“拼命三郎”的T恤。“当时我告诉别人的是，为了理想我一定要继续，但我当时心里想的却是，万一真的支持不住不得不停拍，我的脸要往哪里放。”结果在拍摄期间，剧组工作人员最长有3个月没领薪水，而到杀青时，总计参与演员共1.5万人，拍摄的底片用掉2047卷。

　　除了外界的传言之外，更让魏德圣困惑的是拍摄环境遭遇了巨大的问题。本来魏德圣花了很长时间，在高雄甲仙等地方找到了一些合适的外景地，但在那一年，台湾遭遇了“八八水灾”，那些外景地很多都被大水给毁掉了。后来剧组在溪谷试拍，水急路滑，有工作人员摔裂腿骨，魏德圣也滑倒受伤，小腿还缝了2针。而除了他之外，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多也都遇到过山崩落石，被尖锐碎石划伤都是家常便饭，还有些人被有毒植物刺到痛痒难耐，“最可怕的是，甚至有人遇到了野猪发狂，跑出来咬人”。他所构建的拍摄团队一共有400多人，几乎剧组的每个人都有受伤的经历。“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在打仗，感觉每天都像在悬崖边缘，但好像总会有奇迹出现。”

　　根据魏德圣事后的总结，其实这种艰苦有一部分完全是他自找的。“就像其中有一场体育场屠杀妇孺的戏，我本来对光线的要求是必须是阴天，但那段时间却天天出太阳，等了好几天，搞得我愤怒不已，最后不得不要求剧组的人用烟雾把光线遮住。”不过魏德圣认为，这完全是自己缺乏经验的结果。“吴宇森和李安都来探过我的班。他们都不会对我的具体拍摄方式过多干涉，但李安会跟我谈一些理念方面的东西，而吴宇森就会传授我一些很实际的经验。比如他有一次来的时候，刚好就碰上太阳太大我没办法拍摄。他看到我很烦躁，就过来跟我聊天，跟我说他在拍《风语者》时拍摄大型战争场面戏的一些做法。他说当时他一共动用十三架摄影机同时拍摄，摄影师为融入场面中还乔装成日军、摄影机外观被改装成机枪，现场副导先精密计算需挖多大的散兵坑、埋设足量爆破炸药，当时那场戏事前准备工时长达两周，没有失败重拍空间，待一切设定妥当后导演一声令下，一次OK。他说的这个经验，我听了就很受启发。”

　　关于拍摄，还有一个问题让魏德圣比较郁闷。因为这部电影本来并没有打算拍这么长。“拍了一半，大约一百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坏了，因为这样下去电影就太长了。现在这个电影在做后期，目前剪出来的长度是4小时20分钟，我也曾经想剪短一点，但发现很多事情剪掉之后，整个电影就不连贯了，所以只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学习吴宇森的《赤壁》，分成上下集来上映。台湾本地的上映时间确定在了9月9日放映上集，下集在3个星期之后。”

　　郁闷●发行至少13亿新台币票房才能回本

　　《赛德克·巴莱》寻找投资的时候，也曾经想过在大陆寻找金主。但最后魏德圣不得不放弃了。因为根据他的设想，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基本上都应该是原住民。

　　现在的问题是，先期投资没有选择大陆的合作方，发行的时候《赛德克·巴莱》就只能以“国外片”的形式被内地引进。而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内地实在很困难。“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在大陆上映，虽然相关的负责人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们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大陆进口的电影都可以带来很高的利润，基本上都是暴利，但我的这个电影不一定能给他们带来那么多‘钱景’，单纯从市场方面考虑，他们没有理由引进我的电影。更何况，这个题材我觉得在大陆的观众看来，好奇比喜欢的因素更多一些。因为演员的造型之类的会让他们好奇，就像我们看欧美电影中的苏格兰高地战士、美国印第安战士等等。大家不见得会因为了解这段历史而喜欢它。”

　　由于现在只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所以魏德圣在发行方面的压力也很大。因为按照现在7亿新台币的花费，他自己估算至少要达到13亿新台币(近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才能回本。而这个单靠台湾市场基本不可能。而由于涉及日本军国主义题材，这部电影能否在日本上映也无法确定。

　　尽管目前有郭台铭的弟弟郭台强通过其10亿新台币的文创基金支持他，但魏德圣依然面临着再次一贫如洗的窘境：“我只知道这部电影是我想了十几年要拍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否有那么多人喜欢它。我不希望能赚多少钱，只希望能回本。所以，我也准备好在这部电影之后又回到一文不名的那种状态，反正我也不是没经历过，《海角七号》之前我不就是那个样子嘛。”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郑照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