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的夏天第二季

再唱起《黄河谣》，张佺觉得跟每次演出时候演唱一样，就像是舞台上的仪式，表演前心里总会有期待，精神也要更集中。有时候排练到一半要练这首歌，大家都会先休息一下，把各方面都调整好再唱。这首20多年前因为身在杭州思念家乡兰州而写的歌，几乎成为了所有兰州人的公共记忆，也伴随着野孩子这个乐队20多年的更迭，总是携带着很多信息，甚至渐渐与歌曲本身脱离了关系。 张佺说希望下次演出的时候，会唱的朋友能一块儿唱，这样这首歌才会更有意义。

在最新一期《乐队的夏天》1V1改编赛中，野孩子并没有按照节目组的规则改编曲目，而是选择了唱自己喜欢的歌，最终退赛。

对于这个选择，张佺发来文字回复我：“每个人对国风的理解不一样，我们想唱一首真正的国风。我们希望一首歌的改编过程能让我们有良好的精神体验，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愿意去触碰，因为那些东西正在毁掉我们最基本的音乐审美。”

这支成立了20多年的乐队有太多的故事了，每谈到一个话题，成员都会不自觉的感叹一句“这段很长很复杂啊”。本文仅根据乐队发展的几个重要地理坐标挖掘故事，关于他们的音乐、他们的事，还在漫长的时间和庞大的音乐世界里等待被一次次倾听和发现。

兰州：小城、乐器、注定的相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不满20岁的张佺在青海省门源地区做长途公交汽车售票员。难得离开自己的家乡兰州，张佺期盼着车能一直往前开下去不要停下，期盼着去更远更远的地方，有时候甚至会忘了自己是一名售票员，而更像一个面对着全新未知的旅客。

但是长途公交汽车的线路只有几条，很快张佺就产生了厌倦。直到认识了几个会弹吉他的朋友。那个年代吉他正流行，虽然不是人人都会弹，但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几乎家家的墙上都挂着一把吉他。在枯燥的西北生活里，吉他弹唱一两首歌是最大娱乐，也是骄傲的事情。

门源旁边有一个劳改农场，里面不乏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来的犯人，他们隔着高墙分享流行音乐，还有自己创作的囚歌，也为门源带来了特殊的“都市气息”。

张佺最早学吉他，就是跟单位里一个劳改农场释放的人员，对方冲着他的诚意，教了一些基本手法，没想到张佺练得特别认真，经常听着收音机和磁带扒谱子，业余时间全扑在练琴上面。当时的张佺没有想太多，就觉得学会吉他可以弹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很多地方，模模糊糊有了这样的想法，但仍然没有具体的方向。

渐渐张佺厌倦了售票员的生活，1988年，20岁的他辞掉工作回到兰州开始四处寻找在舞厅当伴奏乐手的工作，又阴差阳错的半路改学贝斯，跟着大家一起在舞厅伴奏一些港台流行歌曲。也是在那段时间，张佺认识了曾经野孩子的另一位成员索文俊（小索）。

而与此同时在甘肃小城白银，少年张玮玮的父亲花掉大笔积蓄从广州买了架钢琴给他，把自己对音乐的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每天的课余时间都被拿来练琴。小学回家的路上，张玮玮碰到了在街上跟别人打群架、抢了自己零花钱、两家只隔着两排平房的少年郭龙。

成都、杭州：漂泊、挣扎、出发的野孩子

当渐渐疲倦了兰州的伴奏生活之后，张佺来到了成都，还结识了野孩子乐队的第一任鼓手周国彬，随后不久小索也追随至成都。

成都那时候物价低、餐饮业发达，张佺觉得每天都有好吃的，收入也不错，简直太好了。

那时开始有一些国外的音乐进入，成都有不少卖打口磁带和CD的店。张佺还记得刚去成都的时候朋友给他听了一支叫做Casio P的日本乐队的歌，“当时被吓坏了。兰州相对封闭，大家都是互相学习和借鉴，并没有更好的渠道去接触音乐。成都的文化更发达，听到的东西更多，所以在成都很有收获，整个过程也特别好。”

从成都开始，张佺和小索开始了乐队的漂泊生活，在每个城市少则停留一两天多则几个月，似乎跟曾经梦想的生活一步步接近了。随后又辗转到杭州，就这样从1989年到了1995年。那段时间漂泊成为了常态。

在杭州，张佺和小索每个月的收入突然变高，每个月能挣一万多。但是没过几个月大家都厌恶了充斥着醉酒和廉价歌曲的生活，觉得特别不舒服。那时候也听了很多国外的好音乐，对音乐有了自己的判断，开始觉得生活与内心的审美越来越远。张佺和小索决定离开。

唯一怀念的，是杭州的生活环境，不工作的白天和下午张佺和小索经常去西湖边，那时候西湖还没有那么多游客，两个人就在西湖边坐一下午弹琴唱歌，那个状态让几十年后的张佺回忆起来依然很难忘。

在即将离开杭州的那段时间，张佺和小索正式成立了野孩子乐队，并决定去做烙印在他们身上的带有西北民歌风格的新音乐，写了野孩子前期的一些作品。张佺为此写了一首诗《我们走吧，野孩子》，其中写道：“风雪中吹来的孩子，把无羽的翅膀，寄生在文明最糜烂的角落”；“我们走吧，野孩子，就算那条河早已干枯。”

北京：沉淀、移居、拉面馆般的河酒吧

回到家乡兰州，张佺和小索用40多天的时间沿着黄河开始徒步采风，收集甘肃和青海本地的民间歌曲元素，也开始正视自己的原创音乐，试着把花儿、信天游、秦腔加入到自己的音乐语言里。在陕北的一个村子里，他们看到有两位老人头戴着毛巾双手放在膝盖上，一语不发一首接着一首地唱，受到很大的震动，后来在《黄河谣》里，他们也学习了这样的仪式感。

这种音乐的形式感动了无数人，也让很多人看到了西北民间歌曲与流行音乐融合的可能性。2013年台湾的电台节目《音乐543》邀请野孩子来录制，介绍他们的音乐是“绝不可能出现在台湾，台湾乐迷也几乎从来没有听过的。”

兰州的闭塞让他们没有停留太久，野孩子就来到了北京。

乐队在旧鼓楼大街附近的地下室住了三年。刚到北京的时候乐队好几个月都没有演出，加上之前张佺和小索都是在不同的乐队做贝斯手，新组合的乐队需要自己弹木吉他，张佺又重新拾起吉他，开始边演出边排练的忙碌生活。

2000年左右，李正凯和陈志鹏加入野孩子，也让野孩子的音乐有了更多的突破。后来张玮玮和郭龙也如愿加入了他们仰慕已久的野孩子。

提到在北京的生活，就不得不提到那个被载入民谣史上不可忽略的“河酒吧”。

最初只是为了乐队有排练的地方和能有一些收益让乐队在不演出的时候也能维持生活，张佺盘下了位于三里屯南街的这家20平米左右的小酒吧。

提到那段日子，几乎每个参与其中的音乐人都会瞬间露出笑脸。乐队成员们早晨排练、下午休息，傍晚开始营业，直到凌晨三四点。乐队成员们既是表演者，也是服务员。放的音乐和请来的乐队都是用心挑选的，张佺考虑的都是怎么把演出做好，怎么更新设备，怎么让大家更放松更舒服。西北人开的店没把赚钱看得特别重，张佺和小索经常会请大家喝酒，每天热热闹闹不知疲倦，苏阳曾经形容说那是“像拉面馆一样的河酒吧”。音乐人们则从天通苑、从东北旺各处聚过来，醉了就睡在小索家。

那段时间张玮玮每天都盼着星期三的到来。这天的河酒吧跟平时不太一样，平时的演出都是乐队排练好了来表演，星期三则是玩的时间，张玮玮和郭龙、万晓利、小河一起一半像干活儿一半像演出，每一场的表演都不一样。每个星期三来的人不多，但都是好玩的人，小河会在酒吧拍卖画，张玮玮就即兴拉手风琴弹《步步高》。

有一次舌头乐队做了一场不插电，郭龙在外地并没有看到现场，回来之后听了录音看了很多照片。那天酒吧人多到站不下，大家就站在马路上看，录音里充斥着观众的嘈杂声，热烘烘的人味儿和汗味儿，好像听到录音瞬间就能回到那个街角。

彼时还没有民谣这个词，野孩子跟其它乐队一样被统称为地下乐队，在城市最繁华地段，固执地为相同的心灵歌唱。

然而热闹的时间里，张佺渐渐发现没有时间和经历创作，做河酒吧的那几年几乎都在社交、考虑经营，太多跟音乐无关的琐碎事儿影响了乐队的发展。张佺觉得反正在北京也没什么发展，还不如去安静的地方大家先好好生活，毕竟做音乐是一辈子的事情，不如先安居乐业，把生活过好。“北京没有给我归属感，我在北京永远都会有疑问，明年我会在这儿吗？还不如早离开在另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慢慢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安娜伊思·马田还记得2002年野孩子受邀参加首届丽江雪山音乐节的时候，消息传到河酒吧，大家都兴奋不已，这是这支地下乐队第一次参加音乐节。在云南看到的悠然生活状态也坚定了张佺和小索离开北京移居云南的想法，河酒吧就此关闭，而张玮玮和郭龙刚刚开始了他们的北漂生活。

再回顾河酒吧，张佺和郭龙、张玮玮异口同声，觉得那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才诞生的，以后不会再有了。张佺说道：“那个年代，我们在那样的年龄，才有那样的激情跟朋友相聚、在一起讨论音乐和艺术，特别有朝气。不像现在‘丧文化’成了主流。时代不同人也不一样了。我们那个年代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有追求很有朝气。”

张玮玮则觉得，中国这么多城市，这样的酒吧有很多，只不过没人知道而已。是因为这拨人一直说说说，也有人去写，被加工美化成了那个样子。“它很好，但并不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在成都重庆贵阳上海有无数这样的酒吧，一点不比我们差，也在创造属于他们的天地。而且留恋过去没有意义，我们都特别恋旧，都想留在过去，但事实证明过去就过去了，不要眷恋。与其眷恋河酒吧，不如去走到一条江边。”

云南：分别、更迭、还要继续歌唱

也是在那段时间，小索被检查出了胃癌，在2004年的10月30日去世，也最终没跟张佺汇合，第一代的野孩子乐队也因此解散。

提到小索，张佺的语气有些黯淡，他说：“在很多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行走江湖的朋友，这样的友谊突然没有了，确实不太容易接受。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支撑不在了。我差不多用了五年的时间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才开始继续这样的音乐生活，那五年的时间我是没有任何打算的，就是承受的过程。他对我的影响已经超出了音乐的范畴，可能是全部的生活吧。我全部的生活都是围绕着野孩子，河酒吧只是短暂的插曲，一旦有这样的变化，肯定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在云南，张佺在昆明、丽江、大理之间辗转了几年，日子变得简单，除了练琴、学习新的乐器，也开始脱离野孩子的风格创作一些自己的歌曲。

2008年张佺开始回北京演出，慢慢的就跟还在北京的张玮玮和郭龙又组到一起，随后2013年张玮玮和郭龙也搬到了云南，彼此隔着从阳台就能翻到对方家的距离，彼此见面除了排练就是踢踢毽子。“如果按大城市的规模我们住得很近，但是按大理的规模我们还是挺远的，从我家到周云蓬家开车要20分钟，很多做音乐的朋友离我家都只要5分钟。”

现在的野孩子由张佺、郭龙、马雪松、武锐、王国旭组成。几次人员更迭，张佺觉得乐队是很特别的集体，队员之间不管是生活中还是舞台上都是互相依赖的状态存在，所以更换成员是正常的事情，但也是苦难和痛苦的，需要很长时间适应。但是另一方面，乐队也需要循环和改变，“我觉得所有乐队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旧的成员离开新的成员加入，多少年之后又回来，这些都很正常。”张玮玮也说，这次自己没参加野孩子《乐夏》的录制，但看到这一期的现场特别感动，好像远一点更能放松下来。

这些年张佺的变化不大，音乐上所有精力都放在野孩子上面，生活中有了两个小孩，“是普通的一个家庭成员和一个父亲。”乐队成员们也都各自有了家庭和不同的爱好，每周维持着两到三次的排练节奏。他说云南气候好生活舒适，但是也让人有惰性，在云南做事情总是会拖延，“在大理我已经算好的了，大部分人都把两天的事情拖一个星期。”

也是因为那份舒适，野孩子已经不像当年“最纪律”的乐队那样排练了，张佺觉得音乐毕竟是表达情感的方式，有时候可能也不需要特别高的技术，只要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就够了。

在采访的结尾，我问张佺还想做多少年的乐队。他想了想，笑着说希望至少还能做10年吧，越多越好。“健康、表达能力、成员都是原因。如果这些都不在了，野孩子也就没有意义了。”

而更多被乐迷听到的，是他们那句：光阴如水，光阴如火，我们在大地上只唱一生。

本文首发于新京报，系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