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篇

看了宣传片之后期待值很高，看了成片以后非常失望。基本就是一个时长两个小时的宣传片。看得出摄像师和剪辑都是专业的，但导演的水平和学生习作差不多，浪费了一个非常好的题材。 第一，导演的工作量很低。每个人物故事的拍摄量基本一到两天就能完成。 第二，拍摄的内容元素非常单一。大量的诗人朗诵自己的诗，大量的诗歌以字幕形式出现，诗人和导演的对话。苍白无力。纪录片的镜头对准了诗人，但呈现出来的内容却没有超越诗歌文本。很多摆拍段落看起来都很做作。 没看明白导演到底想表达什么，光有一些了不起的诗歌和诗人并不等于就会有一个好纪录片。这些诗人在艰苦的环境下做创作，这是对恶劣工作和生活的一种反抗，正因为他们的反抗和才华所以他们了不起。但是片子本身似乎只是呈现出了恶劣的环境，和了不起的诗歌。诗人的角色被剥离了。 换一个工人的脸，让他来读诗，也会是一样的效果，只不过诗不是他写的而已。冲击力实际上是相似的。 为什么没有工友们对这些诗歌的讨论？

对于无法意识到不同语言，尤其是跨语族语言之间的不同的人来说，将某一个民族“素来有英雄史诗，有热爱诗歌的传统”与该族的汉语写作诗人联系起来真是顺理成章，这样既起了唤起人们对于“传统”的情结的作用，又给这些诗人安上了一些可以博取人们新奇目光的标签。

但是如果按照语言心理学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弱解释（这一假说至今仍然流行），人的思维活动是受到语言影响的。那么我们就应当能够分清楚，这样的说法无非就是一种煽情手段，彝族的长诗传统与一个彝族汉语写作者并没有太大联系，除非他有意地在进行二次创作，去接触母语（彝语）长诗并且尝试将母语的内容转换为第二种语言。

新中国在创立初期，通过取得少数民族首领的支持和平解放了一些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而后国家进行民族识别，实行少数民族自治，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每个个体平等自由发展”的忠实履行，但是多年来民族识别的初衷似乎被遗忘，“少数民族”在大多数场合被与“汉族”区分开，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异文化象征，同时也被标签化了。

看我们长期以来在中学历史、地理这些人文教科书中对少数民族图片的选用就知道了大多数国民内心“少数民族”的形象，他们“能歌善舞”，“朴实热情”，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奇风异俗。他们长时间地被外界代表着。等到大众终于开始关注他们“自己的声音”时，他们张开嘴，发出的却是外界长时间的宣传、包装赋予给他们的声音。这样的声音虽然看起来积极正面，但又何其单调平面，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去理解过我们国家生活着的不同的人，以至于一旦某一部分民族成员出现了某些劣行，公众对这个民族的印象会更迅速地被一种负面标签取代——“贩毒”、“走私”、“分裂”、“恐怖主义”......

这时候我们应该察觉出母语写作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在母语中，民族的自观更容易接近原本的模样，而非被外界所塑造。形成对比的是，使用通用语写作者，更近似是民族“精英”迎合外界期待代表本民族的发声。

母语写作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不易。对于一些有自己文字并且已经形成广泛流传的民族（比如藏族、蒙古族）而言，使用母语写作相对简单，但是对于我国大多数没有自己的通用文字的民族而言，借助通用语工具进行写作远远比使用母语写作要具备可行性。比如彝族。像绝大多数西南少数民族一样，新中国成立后创制的新文字并未能够推广，而老文字长时间只限于毕摩等特殊人物使用，流失严重。这样的现状使得彝族作家想要拿起笔描摹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大多数只能选择汉文。

选择汉文有利有弊。利处说的人太多。这里还是重点分析一下弊端，在彝族作家选择第二语言进行写作时，由于语言转译必定会有信息缺损，他们将用母语构思的思维“翻译”成汉语后，必定意味着原有意境、内容的缺损。经过长期汉语训练的彝族作家当然可以熟练使用汉文，但选择汉文写作的同时他们就接受了汉文背后的语言结构，以及其负载的传统与历史文化，“讲一种语言就是在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 法农《黑皮肤，白面具》］”。那么我们仍然面临一个问题，彝语所具备的语言魅力，其负载的传统与历史文化由谁来继承与表达呢？

《我的诗篇》有比较煽情的一句宣传口号：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依然有人在坚持用母语进行写作。令我感到十分忧伤的是，这句话忽略了这部纪录片里没有用母语在写作的人。影片号称为底层发声，但是发声的方式依然是“他者”的，充斥着流于表面的民族符号刻板书写。彝族传统仪式诡异神秘的背景音乐，崭新的民族服饰，大段大段极力铺陈情绪的空镜，无不在告诉我们，这些被拍摄的人，就只是“被拍摄的人”，他们在极力展示着外界希望他们展现出的或“美好”或“悲哀”的样子。

赞扬一个人就是理解了这个人吗？当吉克阿优对着儿子用普通话说出：“你是一个彝族人。”而儿子也不会说彝语时，我感受到的不是一种彝族写作者对自我族群的认同，而是一种在外界无时不在的监视下尴尬的自我校正。

使用通用语写作其实是一件相当有吸引力的事情，根据艾布拉德斯旺的Q值模型，一种语言的使用人数越多，该语言的吸引力越强，相应的语言潜在价值越高。使用通用语写作意味着能够被更多人理解，能够让“自己的声音”不再局限于本族群的文化区域。使用通用语写作对于母语并非通用语的人来说也是困难的，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自由穿梭于两种语言之间。架起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人，我们都应该为其鼓掌，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忽略母语写作的理由。我们不能够忽略，像彝族这样失去自己文字而转投汉文写作的民族还有很多，这些民族自身的语言面临的最大窘迫就是“无法发声”，如果说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那这些语言背后的生活方式将很难为“外界”所知。

我们也不应忽略夹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过渡地带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尴尬与挣扎，他们对自我的认同，他人对他们的认同，都把他们置于一种缺乏归属感的“边缘状态”。把他们归类到其中一种文化中是非常轻易讨巧的事，但这并非现实。现实是，我们借着用某种标签划分一个个体，逃过了少数群体所处困境对我们日常观念的拷问，对他们失声背后的复杂性视而不见。

在大光明影院看了加映场的《我的诗篇》，一部讲述6位工人诗人的纪录片，数度落泪。

在吴晓波老师（也是本片的联合发起人）的活动上结识了本片的联合导演吴飞跃（另一位是诗歌评论家秦晓宇），很年轻很有才华，有眼光有情怀，衷心地感谢他和创作团队用一年多的辛劳带给世人这部影片。

演职员表出现的时候，甚至惋惜自己不是有影响力的影评人，有能力把胸中复杂的情愫写下，将这部电影推荐给更多的人。

我出生在一座国有矿山企业，父母和祖父母辈都是工人，外公是矿山的总工程师，片中煤矿工人老井和爆破工人陈年喜这样的形象就是我从小接触的阶层。《澎湃》刊登的上海大学一位高老师的影评，将影片的意图解读为工人“渴望通过读书与创业，摆脱无能工人身份的”励志型叙事，看得我目瞪口呆。

曾经，在我的父母和祖父母这两代人眼中，工人是一个平等甚至光荣的身份，这个身份与文学、诗歌、音乐毫不冲突，甚至非常和谐，就像喜欢索尔仁尼琴的爆破工人陈年喜。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做工人的叔叔伯伯们组的管乐队在矿山影院的舞台上开心地演奏，像极了电影《钢的琴》和库斯图里卡的《地下》里的场景。

而如今祖父辈们多已经不在，父辈们在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变革和困顿之后，开始转而相信，工人和农民是应该摆脱的身份，只有一级一级往上进入精英阶层，才有可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纪录片里拍摄拿过奖的诗人乌鸟鸟在广州职业市场求职，诗人的身份让他只能求全去找一份内刊编辑的工作，但招聘人看到他唯一还算“有用”的技能是“会开叉车”。

纪录片里和我自己祖父辈家里的家具，大多都还是工人地位和收入尚高的80-90年代置办的，到现在可曾再换过新的？

影片折射出来的这种历史性的阶级思考，上一次有这么强烈的类似感受还是青年时期读到德国诗人贝尔托·布莱希特的名诗《工人读史》。

除此之外，诗和诗的力量，作为人类智慧结晶中最美好的事物之一，为所有的人都能提供力量、带来思考，这一点上的平等，也是影片的另外一条主旨线——服装厂女工邬霞在鼓励患抑郁症试图自杀的父亲的诗中写道：“爸，生活有多艰难，就有多珍贵”。

但生活依旧是艰难的，同样的对比和深刻可以在韩国导演李沧东的佳作《诗》里找到，这原本在东方文化深处扎根绵延了上千年文化之根，到了我们这一代，就成了“你写诗就是不务正业，写诗能养活你自己吗？”

希望这部纪录片，能有更多的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