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破产之日

最近在看韩国经济学家 张夏成的著作《韩国式资本主义》，当中很多韩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与《国家破产之日》情节是相互呼应的，比如非正式雇佣。我觉得可以把《国家破产之日》当成是《韩国式资本主义》的前传来看。下面，就来分享一下后传吧。即国家破产之后，韩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到今天形成了什么样的现状。所有内容均节选于《韩国式资本主义》。

*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外汇危机后，同样面临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问题。然而，韩国在克服了外汇危机之后，1999年至2012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8%，刷新了OECD国家的最高纪录，为其两倍之多。当时OECD国家平均增长率仅为2.0%。

*OECD国家中，韩国是全职正式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不平等水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1年韩国的工资收入水平最顶端10%的收入为最底端后10%的收入的4.8倍，收入差距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三。另外，低于中间工资收入水平2/3的低收入人群占全部劳动者得25.2%，这一比例与美国相当，在OECD国家中比例最高，且该比例在2000年以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1997外汇危机爆发之后，中产阶层急剧缩小。2000-2010年，韩国的中间收入层减少5.8%，这意味着中产阶层比例减少11%。在减少的中间收入阶层中，62%下降为低收入阶层，38%上升为高收入阶层。在韩国如此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工资收入的两极分化是最主要的原因。

*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韩国经济虽然取得了持续发展，但进入21世纪以来就业率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韩国“无就业增长”已成为既定事实。

*2002-2012年的十年间。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8%，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率仅为2.1%；韩国经济整体增长了45.6%，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却只有整体增长率的一半，为23.2%。者意味着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在劳动者之间实现分配。（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是政府和财阀拿走了大部分经济增长果实）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停滞状态，26个OECD国家中16个国家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和英国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也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对韩国的影响小于其他国家，但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成比例的现象反而尤为严重。

*韩国劳动力市场最大的问题是非正式就业的问题。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与正式就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差异也非常巨大。

*OECD统计下的“临时性就业劳动者”在概念上与“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有所不同，以临时性就业劳动者的概念来看，韩国的临时性就业劳动者占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24%，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而韩国政府的统计显示，201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工资性劳动者总数的32.6%，工资性劳动者总数中不包括个体经营者。

*如果按照企业界的统计方法，非正式就业中还包括临时工和小时工，则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工资性劳动者总数的比例应该为45.9%这个数字接近全体劳动者人数的一半之多。

*2007年随着《非全日制劳动者保护法》的实施，这一比例有所下降。然而，不就之后这一比例便恢复到十多年前的水平，而且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规模居高不下。

*2013年，非正式就业月平均工资约为正式就业平均工资的一半水平，为56%。

*以国民年金为例（国民年金制度相当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就业劳动者加入国民年金保障体系的缴费比例为81%，而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参保率仅为40%，加入国民年金保障福利体系的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人数连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总数的一半都不到。

*2007年韩国制定了《非全日制劳动者保障法》规定，对于在同一单位就职的非全日制员工，工作时间满两年以上就必须强制性地转为正式员工。然而，一直到201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全体员工的比例并没有下降。原因在于很多用工单位在保护法规定的两年期满之前便解除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雇佣合同，改为雇佣新的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刘亚仁演的《燃烧》没有拿到戛纳大奖，他默默又去拍了一部《国家破产之日》。这部电影主要讲的是韩国在97年申请IMF援助的一些（被艺术创作后）的故事，韩版的标题直译就是“国家破产之日”，目前看到的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宣传海报，分别翻译做《救韩大时代》和《分秒币争》。

可能这样取名字是出于吸引当地观众进入电影院的目的吧，比如说“xxx大时代”，粤语片观众就知道“要讲商战的了”，《分秒币争》这种错别字用法，很容易跟什么从天儿降，怦然星动这样的片子联系起来耶。

韩版的宣传海报，把主要人物和他们的角色定位都展示在了海报上。

韩版海报

베팅할 것인가就是我赌一下吧，这句话巧妙地在左边这三个人物上分布，这三个人在影片中的共同点就是利用危机实现自己（机构）的利益。

막을것인가 就是你会停下来吗（我不知道有没有让停下来的意思，原谅韩语初学者吧），完全落在了女主角金惠秀的框框里，指的是在影片中，她不屈不挠伸张正义谴责“黑心”IMF。

살아남을것인가 就是能否生存下来，落在了女主角和影片破产小企业主大叔的框框里。

这部电影为了营造紧张气氛，将故事发生的时间点选在了韩国97年接受IMF救助前的一周左右时间，为了让观影的群众（未必学过经济学金融学）知道发生了什么，男（刘亚仁）女（金惠秀）主角反复多次说“此时距离大韩民国破产只有一周的时间”。

感觉上是要怎么样争分夺秒似的，但熟悉东亚经济的读者应该和我有同感：怎么走到这一步你们心里没点数啊，只剩一周了来这里争分夺秒给我们看。

虽然叫国家破产，其实是外汇危机导致债务危机加深。一个国家发生点经济方面的危机也不是只有韩国，比如我们都熟悉的“欧债危机”，就是那些个国家“债务”方面的危机。

大家都知道，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不久，风暴波及亚洲其他国家。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货币大幅贬值。

货币的贬值，给当时外债规模很高的韩国带来了危机，它的外债在1997年6月底达到1168亿美元，居当时世界之首。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金融机构逐渐减少对韩国发放融资贷款，韩国的大企业集团经营困难，银行坏账急剧增加，加速韩元的贬值走势。在韩元趋于贬值的情况下，外资撤离资金的情况加剧，到1997年11月中旬，由于本国货币的崩溃，韩国政府放弃了对韩元的保卫，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救助方案。

这份一揽子救助方案对韩国提出了很多附加条件，包括修改韩国的银行法；贸易更加自由化；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解雇员工更加容易以及推行非正式工合同；关闭综合金融服务公司；提高利率等等。

97年韩国的这个外汇危机以及和IMF谈判的过程，电影里面做了一些通俗化和戏剧化的处理，便于观众欣赏。

这个危机是怎么出现的呢？电影里没有展开讲，那我来给大家讲吧，让我们先回到1948年。

李承晚自1948年至1960年担任韩国前三届总统，他在任期间，经济凋敝还伴随着政治的腐败。1961年韩国的经济数据比朝鲜要差得多——发电量：朝鲜116万千瓦，韩国20万千瓦；煤产量：朝鲜1200万吨，韩国590万吨。

在这样的背景下，军人朴正熙发动兵变，1963年成为了总统，执政长达18年，这一时期也是韩国经济起飞、“汉江奇迹”的开创期。

在朴正熙执政期，有两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驱动政策。与之配套的综合商社制度，是一项直接导致韩国财阀产生的制度。

那些我们熟悉的韩国财团的名字，虽然有一些在韩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比如三星的创始人、现代以及韩华的创始人的事业已经开展十年了。但他们的发展壮大是在70年代。

经过了7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石油危机之后，三星和大宇首先向韩国政府提出了参照日本建立综合商社的方案。于是1975年，在政府公布了综合商社的标准后，三星物产登记为第1号综合商社，随后是大宇，其后多家实业均逐一登记。

由于综合商社得到了韩国政府在进出口贷款方面的高度优惠，而在出口导向政策下韩国企业本来就高度依赖国外市场，有资格登记成为综合商社的又只可能是少数大型企业（（1）自有资本总额不少于约250万美元；（2）年度出口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3）出口产品7项以上，每种产品出口规模50万美元以上；（4）产品的出口国要在10个以上，每一个国家的出口额不低于100万美元；（5）需有10个以上海外分支机构等），因此直接导致大量陷入生存危机的中小企业被少数综合商社所并购，韩国大型企业由此演变为跨界财阀。1980年，韩国前十大财阀收入的GDP占比已达48.1%。

朴正熙的经济政策需要这些大的企业去执行，为了得到企业家的支持，政策自然就是有利于这些大企业。当时，韩国的执政利益+财阀利益+普通国民利益，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

在资本密集、投资规模巨大的重化工业时期，这些财阀为了保持自身对企业的控制权，偏好债务融资而非股权融资（也是由于FDI受到限制）。由于资本匮乏，通过金融压制和高利率将资源集中于这些企业，创造出高负债率的财阀。1980年代，韩国间接融资比例高达79%。1979年韩国外债占GDP比例上升至33%。

在全斗焕和卢泰愚执政期间，韩国财阀在重化工业、造船业等领域继续开拓全球市场。韩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1674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5438美元，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普及，1987年的调查显示，韩国中产阶级家庭超过90%拥有冰箱、彩电、电话和相机，超过一半拥有钢琴，42%拥有小轿车。

1988年韩国举办了奥运会，许多韩国影视剧里面怀想的1988年，是韩国一代人全盛的记忆。

得益于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1996年，金泳三执政期间，韩国成为OECD第29个成员国，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在此期间，财阀的高负债经营情况并未得到改变。1988-1996年期间，韩国公司的负债水平达到348%。1997年，位列韩国前三十的财阀，其债务权益比已达到518%的惊人程度，其中有5家甚至超过了1000%。

做财务分析的时候，很多人会告诉你，负债权益比=1：3，公司的财务状况OK，如负债权益比>50%，就要当心了。而当时，有5家的这个比例是：10:1。

90年代中期，韩国的短期外债甚至增长到超过外汇储备300%的水平。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外国的银行开始对韩国收紧放贷，不再向韩国企业续展短期贷款，韩国的银行体系面临崩溃。这个在电影里面也通过金惠秀之口陈述了出来，在计算需要展期金额时，金额巨大，却被告知不再接受展期。

（为了表现外资怎么撤离，电影拍了个华尔街交易室模样的场景，一位老外写了封邮件。邮件后缀实名挂的大摩么哈哈哈）

于是，从韩宝钢铁破产开始，到1997年底，破产企业总数高达3万。电影里将一个个破产企业的名字在危机救助小组的名单栏里用红笔划去，危机的顶峰，第二大财阀、作为韩国象征之一的大宇集团也申请破产。

韩国政府被迫向IMF再次求援，这是20年来首次由OECD国家向IMF请求援助，对韩国国民的自尊心造成极大打击。就连电影里靠危机发国难财的刘亚仁，看到自己曾经工作的金融公司被挤兑时，脸上也难掩悲怆。

事实上，韩国选择的经济腾飞道路并不是只有它独自走过。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前主席阿代尔·特纳在《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一书里写到：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致富政策各有千秋，但无一不大量使用工业关税、金融抑制和信贷指导等政策。

乔·史塔威尔在他的《亚洲模式》书中也总结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崛起的秘诀：

……二是鼓励发展世界级制造业的产业政策，一方面抵制国外竞争者入侵本国市场，一方面大力支持本国企业进军出国市场。特别是韩国，以公开的国家战略来支持钢铁、化工和造船等重工业争创世界领先水平。……三是对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严格的政策指导。这条经验以日本和韩国较为典型。政策指导的目标有两个：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和确保投资最终配置到生产率较高的领域。

阿代尔·特纳还在书里写到：

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致富几乎违背了“华盛顿共识”的所有教条，也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效率的理论。……不过在这些国家/经济体快速发展时期，“华盛顿共识”尚未形成，他们应该为此感到幸运。

华盛顿共识就是下面这张图：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它被运用在东欧国家的转轨上，结果证明是有一些问题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IMF给韩国提的一揽子救助方案，来和华盛顿共识连连线，“输入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等等。

再回忆一下电影里：金惠秀大声谴责“IMF总裁来韩后就一直与一同前来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住在酒店的同一层）交流，不知道在密谋些什么，提出一些损害韩国利益的救助方案”。（生怕观众看不懂，说得很直接了）

华盛顿共识就是由IMF、WorldBank和美国政府一起提出的嘛，人家就在一层楼里商量了，怎么了。

《国家破产之日》里将IMF救助及其附加的“苛刻”条款视为洪水猛兽视之为金融主权丧失，给观众的感觉是“IMF你是魔鬼/吧？”。

这有点让人联想到刘亚仁的《燃烧》中，片中人物说“因为中国和美国一样，是大陆国家，他们的中心永远在自己那里”，而韩国人则是“整天看着别人的眼色过日子”，表现了自己国家在美国的保护下，被伤害的自尊心隐隐作痛，又无处安放。

当然，这或多或少也暴露出了，IMF在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救助时，“更多地秉承华盛顿共识而较少地考虑不同国家的独特性“带来的不足吧。

但是时代在进步，IMF的份额改革也在推进中，虽然美国仍是份额（份额基本上决定成员国在基金组织决策中的投票权）最多的国家，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逐渐被关注到。根据IMF2016年报，中国成为基金组织第三大成员国，目前基金组织份额最大的十个成员国中有四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

影片最后用了一个“开放式”结尾，以女主金惠秀又被政府请回去参与经济改革这个镜头作为结尾。

后面的事情，其实观众也都知道，韩国并没有在这次危机的泥坑里停留太长的时间。

由这个危机，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还设立了一个金融监管机构，1997年修订了《韩国银行法》设立了“金融监管委员会”（FSC），下设执行机构“金融监管局”（FSS）。

1999年7月14日，韩国产业银行所持有的浦项制铁8%的股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以1997年以来每股最高价格售出，回收资金总额达到10.1亿美元。这被认为是韩国克服了外汇危机的信号。

（这里通常会有东亚三国影视、历史，不时会有东西方美术史碎碎念，以及突如其来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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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炒家发动了对亚洲国家的金融攻击，新加坡、香港、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先后发生了金融风暴。

史称“亚洲金融危机”。

危机来临，每个国家竭尽所能地平息危机，恢复生产，其中，韩国民众自发 “捐金”，用个人财富帮助韩国走出了经济危机的泥沼。

五年后，韩国偿清外债，走出危机，而“捐金救国”也成了历史课本上的一段佳话。

“危机游戏”周而复始，从不停止

得益于相对宽松的审查制度，韩国电影人可以以政治事件、社会问题为话题，创作电影。

权钱交易、热点问题、官商勾结，只要是公众关心的问题，韩国导演便能将其改编为电影。

2018年11月28日，韩国导演严成民执导的《国家破产之日》上映。

这次，镜头对准了十一年前韩国金融风暴中的“危机游戏”。

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崛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南韩”奇迹。

进出口额超1000亿美金；经济增速领跑“四小龙”；举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

成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从政府决策者，到企业家，再到普通公民，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无法自拔，渴望在经济浪潮中一显身手，创造自己的价值。

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生机勃勃之时，一场金融浩劫却骤然降临。

长期无监管的信用透支让韩国背负了近百亿美金的国际外债，国际金融做空韩国货币，让韩国的待还贷款瞬间超出了外汇储备量。

即：韩国资不抵债，国家将要破产。

国家破产之日即将来临，社会各界走上了艰难的求生之路。

以韩国银行通货政策小组组长韩诗贤为代表的救亡派，期望通过经济措施有效的干预经济，让韩国经济平稳过度。

她努力寻找真实的贷款数据，却发现所有人都在算着“糊涂账”，透支国家信用，所有人都清楚最终的结果，却没有人想要改变它。

更可怕的是，经济次长早已决定与IMF谈判，根本没给韩诗贤施展的机会。

以投机商人尹正学为首的投机派，他们预先知晓了经济危机的降临，提前兑换货币，购买期权，做好了应对准备。

危机降临，所有人财产贬值时，他们狠狠地发了以一笔国难财，成功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尹正学是危机中唯一的“投机者”吗？

当然不是，比他成功的还有成功摆脱贷款的大企业，成功整治金融业的经济次长，成功做空韩国的索罗斯，血洗韩国经济的IMF，以及其身后的美国。

以岬秀为首的普通民众则是危机的承受者，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预知危机，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应对危机，更没有足够的财力熬过危机。

他们祈祷决策者救市，等来的却是监管机构的不作为。

他们希望能够有人扶持，却只能独自熬过寒冬。

三位主人公保持着独立的故事线索，直至危机结束，也未能像历史课本中那样众志成城共抗危机。

他们在危机中艰难摸索着自己的出路，摸索着家庭的出路，摸索着国家的出路.....

最终春天来临，生活回复平静，可岬秀却谁也不相信了。

影片没有将危机归因于索罗斯为首的金融炒家，而是找到了更为根本的主体因素：当时糟糕的经济政策。

以汇票为代表的金融工具透支民众的信用之时，决策者不仅置之不理，还官商勾结，用“合法”的方式侵占国家的贷款。

危机将至，决策者竭尽所能的隐藏消息，仍旧高调的赞赏韩国经济，仅将外汇亏空归结为公民的高额出国消费。

危机到来，大厦将倾之时，决策者又舍卒保帅，以民众权益外代价争取国际借款，让数万小企业破产，无数民众被迫下岗。

危机过后，一切种种随风而逝，糟糕的决策者继续决策，普通民众继续过着普通的生活。

有一千种方法可以阻挡危机，或者降低危机的破坏程度，但决策者却选择了最糟糕的一种。

岬秀不满，可他无能为力；诗贤不满，但她有力难为，尹正也不满，他渴望更大的危机让他拥有更大的机会。

如片中所言，这就是自由市场的规则吗？

显然这不是。

市场主体的消费者、生产者只是案板上的鱼肉，他们没有丝毫的知情权，更谈不上信息的对称。

他们只是“危机游戏”的牺牲品。

当岬秀将这种情绪通过电话告诉下一代时，它就被无限放大，成了一种波及面更广的社会情绪。

所有人都不值得信任，一切事情都丢失了价值。

或许他们可以如《咏鹅》中的允英，通过追根，寻找自己的来处，也可以像《燃烧》中的李宗秀，点燃自我，用熊熊的火焰证明自己来过。

或者他们打开韩剧，为欧巴疯狂打call，过完幸福充实的一天。

“为刘亚仁打call”

诚然，这不是一部足够优秀的电影，其对经济政策的有意贬损也让电影的人物多了一份脸谱感，少了一丝真实感。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危机游戏”的深度剖析。

它就像一面“镜子”，不仅照亮了韩国，也照醒了我们。

《国家破产之日》，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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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东南亚金融危机绝对是具有大片基底的故事元素。不疯魔不成活的香港电影里出现了一大批以此为历史背景的影片，从宏观到围观，从人性的制度，其中，彭浩翔的《维多利亚一号》从买房的女主角切入，融入香港电影惯有的猎奇，以及磨坊电影的血腥和艳情，把人在遭遇困境时所迸发出的恶意和狠意表现的淋漓尽致。

深受香港电影影响的韩国，最近也拿出了一部，同样以97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背景的剧情片——《国家破产之日》。

由刘亚仁和金惠秀主演的《国家破产之日》上映首周就以 106 万观影人次登顶票房冠军，把一众好莱坞电影拉下了马。有的韩国观众看完全片后非常激动，" 这是一部比刀枪还要恐怖的经济惊悚片 "，" 想到经济危机时的父亲就哭了 "，“这部电影在讲述我们今天的贫富分化、雇佣不安和青年失业问题的根源"，带有强烈民族情绪的韩国人对这场经济浩劫记忆犹新，很容易唤起共情，引发情绪共振。

《国家破产之日》用了一个“韩国式”的角度进入主题，提领全片。香港的《维多利亚一号》是底层的反抗，由小及大；那么韩国的《国家破产之日》则展现了精英阶层和政府高层之间的博弈。影片为此选取了3组人物作为社会横切面，以他们的反应，凸显韩国政府面对危机时的“不作为”和阴谋论。全国银行的中层韩诗贤作为特别小组组长，发现了潜藏的危机，提出了质疑，

政府高层警醒，面对韩国即将在几周内“破产”的威胁，他们最终选择了放弃中小企业和普通市民。韩诗贤虽然据理力争，当因为拿不出有效的“止血”方法，加上高层默许，导致最后韩国的经济彻底被国际货币组织把控。

韩诗贤是韩国精英阶层的代表，她的反抗，她对人民的守护，对政府不作为的愤怒，代表了众多韩国影片中，韩国有识人士对政府天然的不信任感，以及警惕。影片中，整个上层架构，几乎没有人考虑普通人，或者中小企业，他们列出了一张大表，上面全是韩国本土巨头企业名单，他们只想保住他们，甚至提前透露信息，让寡头能够趁火打劫，收购其他企业。有的高层人士，就希望借此让韩国经济和社会走入资本寡头的时代，即政府和最有势力的企业政企联合，从各个层面接管和控制韩国。

在韩诗贤的斗争之下，另一组人物则凭借经济敏感性，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完成了阶层跨越。刘亚仁饰演的尹正学原本是金融机构的职员，他通过数据分析和多年的行业经验推测出韩国的经济必然出现问题。

他拉拢到两位以前的客户，让他们买入大量美元，坐等韩币贬值，然后凭借汇率差价，用美元大量买入价格暴跌的房产。尹正学看透了韩国高层的把戏，同时深谙人性之道，在疯狂赚钱的同时，他也流露出了对于金钱和欲望的反感，

他知道，一个人完成阶层跨越的同时，很多人会被迫阶层下滑，有人笑，就有人哭。比如，另一组人物小企业老板岬秀。他无法预料什么经济危机，更不懂银行贷款的危险。

金融危机山呼海啸般袭来，他的生活和家庭一点一点被卷入了深渊。原料价格因为货币贬值飞速攀升，商店关门，他们的货品断了销路，同时，他们的债务即将到期，下游链条催他们还款，而这时，他们只能贱卖自己的不动产作为抵押，资金链迅速断裂，他们难以维继。在看到原料供应商老板被迫自杀后，他也差点迈出了自毁的脚步，是家人让他鼓足了最后的勇气。

片尾，3组人物巧妙的完成了叙事拼图的重新聚合。影片也渐渐透露出它所期望表达的主题，20年过后，97金融风暴的惨状已渐渐被人遗忘，年轻人大多对金融危机不会有感知，但经历过的人依然记忆犹新。韩诗贤依然在研究韩国的经济走势，国家银行感知到了新的危机即将爆发，她被邀请进入研究小组，为新的经济战争做好准备；

尹正学摇身一变为经济预言家，学巴菲特，约一次午饭500万韩元，他凭借第一桶金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资本公司，20年后，他坚信危机到来时，政府会估计重施，他暗中观察着经济走势，准备再次书写传奇；而小企业老板岬秀靠着与韩诗贤的亲戚关系，成功贷款，让工厂度过了危机。20年后，当年决定韩国经济命脉的政客踏入商界，成为了资本巨头的话事人，操控者，在信息差面前，在即将到来的新危机前，他们开始各自投入全新的战场中。《国家破产之日》希望以此警醒韩国民众和政府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以及遭遇危机时政府的职责所在。

《国家破产之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好莱坞大热的同题材影片《大空头》，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大空头》中被生动形象的表现出来，什么是次贷危机，如何激活经济等问题都在影片中得到了解答，而且戏剧性冲突更加强烈。

《大空头》直指人性的贪恋，以及金融寡头“吸血”的本性；《国家破产之日》更具社会属性，是本土化元素强烈的韩国电影，它继续凸显韩国精英阶层对高层的警惕，以及对下层的同情。现实中，韩国高层政府官员总是陷入丑闻，遭到弹劾，甚至沦为阶下囚，其实都与那次经济危机有关。

韩国经济一方面被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控，另一面为了安全和自保，政府几乎把所有资源向本土寡头倾泻，整个政权体系从上之下都被资本巨头控制，成为巨头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政府官员不得不对这些资本寡头唯首是瞻，也许他们还有维护人民利益的理想，但最终只能成为资本的奴隶。《国家破产之日》想表达的是，依然有群人在反抗这个体系，如韩诗贤一样代表这人民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用誓不妥协、挺身而出。

电影《国家破产之日》，韩国确实很多电影都是用真实案件，真实国家大事作为切入点，真实反映时间本身的严峻性和无奈，所以一直很喜欢韩国电影，这次的电影，其实对我来说，本来是不太了解那段历史的，只是知道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很多的香港电影里面也频繁的提到，可至于说具体的情况，其实真的不是很了解，这次在看电影的间隙还是稍微查了一下。 按照我所理解的这次金融风波来说，从小的方面来说，一个行业或者一个产品的快速扩张发展过程，往往伴随着一个前期自己的大量投入和低利润的快速扩张，但是随着发展的深入，自己的保证不能维系快速的增长方式，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稳定发展模式，加之投资者或者参与者的盲目乐观，导致当某已资金链条出现断层的情况下，其他部分不能独立盈利或无法及时止损，则导致的真个产业分崩瓦解。而作为国家来说，或者说对于当时的韩国来说，战争过后的和平给了国家发展的稳定起点，加之当时的一系列扶植发展部分产业，使得韩国经济一片大好，而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体经济快速发展，发展环境好了，发展的意志强烈了，那么只要有资金就可以记性了，如果在个人资产作为启动资金后，发展的过程则会需要更多的自己，如果在这时，金融信贷的支持，则会导致一系列的借贷，而问题就出在这里，贷款可以，那么你可以贷款多少呢？我不懂金融，但我的理解是，如果我有100元，那么也许我可以贷款100元，这样我就有了200元，就算我失败了，无力偿还银行的100元时，银行损失的100元，如果将我原来有的100元还给银行，只是我没有了100元，但是银行也许不会损失太多，当我有200元，也许我可以贷款250元，以此类推，所有贷款是以我自身的经济承受力来定的，但如果，当我有100元，但是银行可以贷款给我1000元，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不能偿还1000元，银行就算收回我仅有的100元，他还是损失了900元，当然我说的可能不对，但是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测评还款率是保证稳定发展的基础，而当时的韩国，过度的贷款，甚至对于外资进入本国市场的不限制，导致本国外汇自己的不断外流，繁华的表象背后是不断上涨的进入借贷，就如同有一个人买了很大很漂亮的房子，是他真的有那么多钱吗？不是，都是贷款，如果这个人有着一份稳定收入，足以偿还贷款，那么没有问题，每个月还贷款就好了，但如果一个人每个月只有3000元收入，却贷款买了1000万的房子，虽然他住上了梦寐以求的房子，可是一切都如同是泡沫，一旦他不能支付每月的房贷，那么，房子依然不是他的。这是我低于过度借贷和风险借贷的理解。

电影里面韩国就是如此，不断的借贷，从社会个体吸收的资金不足以偿还时，大量企业的倒逼，是的社会个体失业破产，但作为经济主体的政府，不能没有提前对市场潜在问题进行风险预估，而是在问题发生后，依靠IMF（国际基金货币组织）的金融援助恢复经济，虽然说在这次金融危机后进行了国家层面上的机构调整，但是却在一种略带耻辱性的前提进行的，收入降低，失业率增加，雇佣关系调整，以及在政府层面上的金融依附，都是一种被动的改变。当然不是说只有韩国这样，应该很多国家都经历了这样的一种变革，在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错误和失误。就算是美国，社会的发展难道就是一帆风顺的吗？ 这不电影的意义在于，从政府，投资者，社会底层民众三个角度来看点这次的金融风暴。国家的决策层从发现问题，面对问题，否定问题，不等不再次面对，寻求解决问题，妥协，一连串的过程中不断的暴露问题所在，这也是被韩国民众多不认可的方面吧，虽然危机度过了，但是在处理的过成中的表现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我记得报道说，是韩国人用自己家存黄金帮助了国家度过难过，可是，在宣扬民众爱国意识的同时，不应该惭愧吗？ 社会之中，投机者很多，电影里面刘亚仁扮演的投资者，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算是真正的智慧者，不拘泥于大众的表象，真的在思考问题，就算是利用危机的产生而获得利润，但是没有伤害他人的利益（这点很重要），真正的智者是什么，是在用大脑去思考的人，并且抓住机会，多少人抱怨自己错失机会，可是，机会不是绳索，看得见摸得到，机会就是一阵气流吧，有的人把他当做风忽略了，有的人可以感知到不同，并抓住，这就是智者，运用智慧的人。 还有一种就是社会底层普罗大众，他们没有大智慧，没有什么敏锐的洞察力，很多时候是跟着其他人在做，对于风险的预制也比较差，就像电影里面的小老板，他想要现金，但对方只给一个票据，承诺兑现，一边是大公司订单的诱惑，一边是没有得到现金的顾虑，或许他赶上这次金融风暴是个时间的个例，可现实中呢，这样的案例却也是不少，不是他们不够聪明，只是在哪个层级上面，很多的无奈不可避免，而当票据成为一张废纸后，多少人失去了生的希望。以前看电视看报道，韩国人自杀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很多人，因为事业因为金钱而自杀，也可能是那样的社会环境下的一种产物。不是说中国没有自杀的，不是说美国没有自杀的，而是相对来讲，韩国的自杀率确实已经到了被成为社会现象的一种了。 这部电影真的是挺有现实意义的，对然很多经济的问题不是特别懂，但是对于社会问题的反思，还是挺欣赏韩国人的精神，没有逃避，拍摄出来警示世人。

《国家破产之日》以1997年亚洲金融海啸中韩国几乎国家破产而导致其不得不接受IMF的援助为背景下，演绎了一个“阻止危机的人和追逐利益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

保护平民权益与出卖国民获利的争斗是一个非常扣人心弦的主题，不过我们也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观看这部片，即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于过去这几十年中在韩国的消长态势，以及现在韩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外交甚至于国政方针的。

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事大主义”这个由日本人发明的，一开始是专门用于指称历史上朝鲜或者韩国外交方针，其后经过演变甚至用于概括朝鲜半岛民族性的名词以及它在韩国历史中的地位。

“事大”一词出自《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这是儒家礼义制度要求的大国与小国相处之道。

中华内部是讲正统的，儒家对中华的要求是讲正统，求道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事大除了在小部分乱世时有人会稍微利用一下以外，其他时间里这不是一个常规选项。

但作为中华的藩属，事大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了。朝鲜明确事大为国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李氏朝鲜的创始人李成桂时期。

李成桂原本是王氏高丽的一个将领，当时王氏高丽依附元朝，奉其为宗主，元朝时有制度，高丽王后必须是蒙古贵女。有一部电影叫《霜花店》，讲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故事，里面宋智孝饰演的就是一个蒙古籍高丽王后。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要求将当时的铁岭卫东、西、北三面划入明朝，南面留给高丽。高丽国王据此准备攻击明朝，所以派遣李成桂为将，带领军队攻辽，李成桂吓的够呛，觉得这是去送死，所以上书国王提出“事大”。国王不同意，李成桂就只能带兵出发了，走到半路想了想：攻击明朝没胜算，回去造反有把握，那还犹豫什么？于是朝鲜版陈桥兵变就上演了。

李成桂自立之后，完全确定了对明朝的“事大”，这时期朝鲜的事大到了什么程度。“朝鲜”这个国名是明太祖选的，明太祖不赐给朝鲜国王印信，搞得李成桂只能用一颗自己刻的小木印来颁布命令。因此李成桂更是天天向明朝上书要求给自己刻一颗王印，搞得他们自己人都特感动于这种锲而不舍的事大精神（谓之“我太祖有百折不挠之毅”），但是明太祖就是不给。

朝鲜有专门负责事大的工作部门叫事大司，位列礼曹所有司之首。朝鲜世宗大王是他们民族独立的象征，他颁布了《训民正音》创制谚文，这是后来被朝鲜万民敬仰的伟大创举。可是在当时被骂的够呛，有大臣上书说：

“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

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这项根本原则。

李氏朝鲜的事大政策一直贯彻其始终，不过到了清朝末年时另一种倾向出现了，那就是独立主义。当时日本迫切想要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们暗中扶持朝鲜国内独立意愿比较强烈的激进改革人士，使其组成所谓“开化派”。而希望缓和改革的人士则组成了另外一派，即“事大党”。

（跑题说几句：当时朝鲜事大党的灵魂人物有两人，其一是闵妃，好多年前中央八套曾经引进过一部韩国电视剧叫《明成皇后》，说的就是这位闵妃。当时年纪还小，只感觉这部剧的主题就是生儿子，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闵妃生了一个貔貅转世的儿子。还有一位灵魂人物叫袁世凯，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纵横睥睨的人物，何况只是个朝鲜，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把开化党打的哭爹喊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就是在开化派和事大党争斗的时候，日本人提出了事大主义这个名词，并且将朝鲜的这一外交手段，不断拓展其内涵，终至上升到民族特性的高度。日本将事大主义解释为半岛民族性有他特殊目的，他希望借此渲染半岛居民有服从他人的本性，有为其殖民统治寻求根基之意。

最终清朝输给了日本，朝鲜终于被日本殖民统治。而大部分具有独立倾向的独立派也摇身一变成了奉行对日本事大的“事大党”。

二次大战结束后，分治的朝鲜半岛又一次走到了独立与事大的抉择时刻，可惜深知朝鲜半岛只有统一才有希望实现独立的金九在1949年被暗杀。之后朝鲜战争爆发以及持续多年的冷战，使得韩国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事大，这次事大的对象是美国。

在二战后民族独立的风潮席卷全球，使得独立的意愿一直根植于韩国普通民众的心中。可惜历史进程却一次又一次地把韩国推向了事大。

在这部《国家破产之日》也能看出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之争，女主代表的是平民阶层以及独立主义，而那位财政局次官代表的就是精英阶层与事大主义了。纵观全片，必须得说在韩国的精英阶层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秉持独立主义的群体，他们只是一群持有事大主义并汲汲以求从事大中获得更高地位的人，剩下的精英阶层则是一群已经获得了极大利益并随时准备转向事大政策的人而已。

看得出在韩国民众心中，事大基本等同于卖国求荣，独立才是民心所向。

当本片开始进入与IMF主席谈判的情节时，其实就能说明韩国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安于现状，面对挑战一味寻求他人援助，不惜出卖民众利益以换取自己飞黄腾达的不满了。

可是纵观朝鲜半岛近百年的历史，其实独立主义在精英阶层只是寻找下一个事大对象的借口罢了，从来就不曾真正成为一个实际的目标。这也导致了韩国民众对于精英阶层过于注重事大而忽略独立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因为这实际上代表了整个韩国精英阶层只重视个人利益而忽视甚至出卖他人权益所造成的其与普通民众之间巨大鸿沟。

由此说明，事大主义在韩国也从一种外交方针变成了精英阶层利益的代名词，相反独立主义则成为了普通民众心中表达自身利益的具体方式，由此事大与独立也就成了精英与平民博弈的具体战场，不再仅仅只是两种外交方针那么简单了。

此外，对于影片中首鼠两端、摇摆不定的其他韩国高层人员之种种行为，个人觉得与其说这是事大主义在具体个人身上的表现，不如说这是一种运用特权来保障自己地位的情形。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并且，更糟的是，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并且，保障越具有特权的性质，而没有特权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越大，保障就越为人们所珍视。随着有特权的人数的增加，在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无保障之间差别的增加，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给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青年人拥有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而无保障则成为贱民的可怕处境，那些在青年时就被拒绝于受庇护的领薪阶层之外的人，要在这种处境下终其一生。

而女主在影片结尾中所说的：

要时刻怀疑，时刻思考，并以醒悟的眼光看待一切。

算是导演给出的关于如何摆脱集体无意识和逃离体制束缚或者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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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韩国经济崩盘后

97年韩国外汇暴跌，股市崩盘之后，一个老人带领大家掀起一场改革。

1998年1月，数十万名韩国民众，挥舞着太极旗，聚集在首尔市中心的奖忠坛公园。

在韩国历史上，从这里发起的每一次集会，都会让韩国政府紧张万分。但这一次却不同，因为人民是来支持政府的。

就在几个月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元几近崩溃，韩国经济也滑向深渊。危难时刻，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发动了一场向国家捐献黄金和外币的运动，感动了全世界。

集会随着一位老人的到来，达到了高潮。在那里，他发表演讲，号召全体国民全力以赴，因为国家到了紧急关头。

这位老人就是新当选的韩国总统金大中。

【1】

“感觉被赐了一杯毒酒。”

这是金大中1997年12月18日当选新一届韩国总统，真正了解到韩国经济实情后，心中唯一的感受。

从财政部长林昌烈的介绍中，金大中窥见的是一个几乎亏空的国库。

在他当选当天，整个韩国的外汇储备仅为38.7亿美元，即便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驰援，也无法偿还1月到期的外债。

而就在六天前的12月12日，韩元兑美元的汇率已跌至1891:1，每天都有十亿计的美元流失，国家信用被降到垃圾等级。

这一危如累卵的局面，最初源于日资从韩国不计成本的抽逃。

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为了满足加入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条件，开始实施经常项目金融自由化。日本是韩国当时主要的投资来源国，这些资本一旦遇到风险，就会迅速将海外现金抽回本部。

而1997年7月从泰国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更是让闻到血腥的日资不顾一切。

从11月11日13点20分起，韩国外换银行就发现，不断有大额的外汇汇款，目的地都是日本各家商业银行。

下午3点以后，大量做空韩元的炒家喷涌而出，市场陷入一片恐慌。

此前十几年，韩国经济在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指引下，欣欣向荣。但与中日不同，韩国更多是借外债建工厂，这看似走了捷径，实则给自己埋下了地雷。

危机来袭，国际炒家做空韩元，导致本国汇率下跌，韩国就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来偿还外债。一旦到期债务还不上，韩国政府就会破产。

在韩元遭遇大量做空后第六天，韩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林昌烈连夜赶赴华盛顿，试图说服美国伸出援手，但遭到拒绝，因为“这一切可都是华尔街的生意”。

求助无门的韩国政府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最终不得不出台一项措施：外汇市场休市三天。

消息传出后，举世哗然。做空的对冲基金经理纷纷弹冠相庆，在他们看来，韩元崩盘在即。

12月4日，韩国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与IMF达成一揽子协议，获得195亿美元附带条件的救命钱。

即便这样，也没能止住韩元的直线坠落，汇率危机迅速演变为一场经济危机。

【2】

72岁的金大中，在等待了27年，好不容易熬过军政府的暗杀、绑架和软禁后，当上了韩国总统，却不曾想当选第一天，就身陷风雨飘摇中。

但长期的政治斗争磨出了他坚定的意志。他立刻意识到，此刻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要想挽回败局，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韩国上下一心。

于是，当选后第一时间，他就前往青瓦台，与即将卸任的金泳三总统会谈，组建了紧急经济内阁，以便让下届政府成员在他候任时就参与经济决策与管理。

同时，他还顶着巨大压力，宣布特赦军政府时期的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并像罗斯福学习，在电视台发布了讲话。

在这场著名的电视讲话中，金大中身体颤巍但饱含热情地回答了老百姓关心的政商勾结、雇佣和劳动保障等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救市方案。

这个年逾七旬的老人，在大厦将倾之际，成为韩国民众最后的依靠，他成功地唤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

第二天，受到鼓舞的民众在银行门口排起长队，出售自己手中的黄金饰品，希望帮助国家偿还外债。仅一天时间，售出的黄金就多达3314公斤，价值3300万美元。

而据英国BBC纪录片报道，截至1998年3月，一共有350万韩国人参加此次活动，捐出227吨黄金，国际金价因此创下近20年的新低。

1998年2月，韩国出口增加21%，实现32亿美元顺差。其中10.5亿美元，就是民众用黄金换回的宝贵外汇。

韩国民众的团结一心，不但在危难时刻为韩国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为韩国政府赢得更多的国际贷款奠定了基础。

【3】

鼓舞民众，恢复国家信誉的同时，金大中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怎么处理铁定还不上的外债。

在军政府独裁时期，韩国外债约为300亿美金左右，可到了1997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1672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650亿美元，1997年底应付外债本息300亿美元。

为了偿还外债，恢复韩国的国家信誉，金大中通过各种手段四处筹钱。

他一方面稳定住美国和IMF的态度，争取更多的政府间贷款；另一方面与债权国谈判，希望将短债转长债，降低一年内需要支付的外汇金额。

1997年12月22日，美国财长利普顿访韩。对方提出了包括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在内的全面改革方案，金大中全盘接受，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

“如果前面只有一条路可走，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金大中这样写道。在他看来，只要能救韩国，“自己的性命都不足惜，何况名誉乎。”

就这样，在圣诞节前夕，韩国从IMF那里获得了100亿美元的政府间贷款，避免了政府破产的危机。

与此同时，金大中还不断向国际社会讲述韩国民众不屈不饶，出售黄金救国的壮举，以此为基础，成功发行了40亿美元的外汇平衡基金债券。

更让人惊讶的是，他还在1998年1月4日会见了乔治·索罗斯。而后者正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幕后黑手。事后，金大中表示，他就是想为韩国多拉一笔投资，哪怕去跟魔鬼交易。

“如果我之前还有一些国际名声，我愿意将它们卖掉换美元；如果我还有积攒下的国际信任，我想用它来担保贷款。”

这个“韩国人民真正想选出的总统”，为了筹集资金，拼尽了全力和自己的面子。

1998年4月2日的亚欧会议上，当选后第一次出访的金大中，化身为一名推销员，争分夺秒会见每一个国家元首，说得最多的就是：相信我，请借钱给我；相信韩国，请投资。

在他的争取下，欧洲各国一致决定，向韩国派出“投资促进团”。

紧接着两个月后，金大中将他的首次访美变成了韩国推销秀。见克林顿总统，他推销韩国；参观华尔街，他推销韩国；在美国国会演讲，他还是推销韩国……有美国媒体评价，金大中是他们见过最真诚的“推销员”，他爱自己的国家胜过一切。

最终，金大中带着167.97亿美金的投资意向回到了韩国。

在他的努力下，韩国外汇储备超过350亿美金，为日后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4】

经过半年多的运作，金大中稳住了局面。接下来，他开始推行自己谋划已久的市场化改革，并首先拿阻力最大的金融领域开刀。

上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创造了以高负债、高投资、高增长为特征的汉江奇迹，政府直接干预信贷，并以国家信用为企业背书。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政策性贷款占韩国银行业贷款总量的比例从1970年的47.5%上升至1997年的59.1%。

同期，银行的企业贷款不良率也飙升至22%。30家大财阀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在1996、1997年只有0.2%、-2.1%，韩国经济陷入了困境。

在金大中及其顾问团队看来，要拯救韩国经济，首先要改革金融体系，而金融改革的核心是银行，必须想办法恢复银行的竞争力，变大财团的“输血机”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是官办金融，银行管理人员都是技术官僚。大企业垄断金融业和大部分的贷款，小企业急需资金却找不到钱。这是官办金融时代的怪圈。

金大中上台后，下令禁止政府任何人参与银行经营，斩断官员伸向银行的“无形之手”。

紧接着，他开始关闭亏损银行，公开对银行进行重组。

1998年5月，韩国政府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组织专家，对全国12家大型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审核。最终，五家银行被勒令破产，余下七家通过更换管理层、大规模出售股权等方式进行重组。

与此同时，政府还出资建立主权基金，买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为重组金融机构“松绑”。

经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到1998年底，韩国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率达到国际水平，不良贷款率从22%降至3.4%，韩国的国家评级和信用逐渐得以恢复。

【5】

金融改革之后，金大中面对的是更为棘手且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

二战后，韩国经济受益于朴正熙扶持大财阀的政策，迅速腾飞。但同时，也造成了经济两极分化、政商勾结、产业布局和银行被大财阀“绑架”的现象。

到了军政府后期，这些大财阀在韩国经济中，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存在。

他们贿赂官员，上至总统，下至国会议员，以便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提案。甚至当他们在国内借不到钱时，就迫使政府通过决议，允许短期外国资本进入韩国。

而这恰恰成为韩国陷入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

为了治理这个顽疾，金大中还在候任期间，就与五大财团（现代、大宇、三星、LG、鲜京）掌门人会面。在他看来，要拯救韩国经济，就必须重组大财阀，打破企业“大而不倒”的局面。

1998年2月，韩国政府出台了《公司改革五项任务》。一个星期后，现代集团首先宣布推出公司的改组方案，三星随后跟进效仿。

大财阀的改组，一方面迫于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更是自身的改革需求。

数据显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到1997年底，韩国最大的28家企业集团负债总额1775亿美元，平均负债率高达450%。仅现代集团一家债务就高达660亿美元，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

起亚、韩宝钢铁、三美、真露……一大批韩国企业因债务危机而倒下。

金大中对韩国大财阀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8年1月到8月，主要是政府引导财阀进行自我改革，但收效甚微。

之后，韩国政府调整政策，成立经济对策调整委员会，以贷款为手段介入大财阀的重组。

改革的思路是“大规模业务互换”，即大企业之间相互交换业务，以解决金融危机前积累的重复投资和企业规模过大等问题。

在金大中的推动下，韩国政府对大财阀的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一举扭转了韩国经济的颓势，使得整个国家再次步入了成长轨道。

但财阀经济在韩国根深蒂固，深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骨髓，这在很大程度上掣肘了金大中的改革雄心。

很多政策初衷是好的，然而在推行过程中，遭到大财阀的阳奉阴违。一些财阀只是根据自身需求进行整合，导致很多合并沦为两公司的合并或A公司购买B公司。

按照政府计划，三星应该将重工机械卖给韩国重工集团，但两者最终合并成立了新公司；而人们期待的现代石化与三星化学的合并始终也没能实现……

财阀集团的游说和阻挠，最终导致政府对财阀改革的不彻底，并给韩国经济留下了隐患。

【6】

二战后，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和出口导向政策的推动下，韩国形成了数十个大财阀。

这些大财阀尽管规模庞大，但大多以数量和低成本取胜，竞争力并不强。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韩国产品在国际上沦为廉价的地摊货。

这种缺乏竞争力的中低端定位，让韩国人在金融危机中吃了大亏。

为此，金大中政府对产业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最终他决定向高端挺进，将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确立为21世纪韩国经济发展的“立国之本”

在科技方面，金大中抛弃了以往政府主导的产业模式，鼓励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在他的主导下，韩国政府出台政策，将资源向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倾斜，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提升高科技行业应对国际竞争的能力。

同时，金大中政府还加大科技投入。从1999年开始，韩国政府在短短四年里，投入10万亿韩元巨资用于高速通信网建设。

1998年11月，金大中在访华期间，不遗余力推荐中国采用韩国押注的CDMA通信制式。最终，CDMA在中国的落地，给韩国近300家企业带来了十年的高速增长。

文化产业是金大中政府重点扶持的另一个行业。在他担任总统后，韩国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旨在将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知识经济强国。

韩国政府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将文化部门的预算大幅提升了40%，加大对文化行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培养电影、卡通、游戏、广播影视等产业高级人才。

金大中还进一步放宽自由创作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1998年，韩国政府取消电影的剪阅制度，代之以国际通行的分级审查制度。

此举彻底激活了韩国电影人的创作灵感。从2000年开始，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一大批韩国影视作品涌向中国，涌向亚洲乃至全世界。

在一场席卷全球的“韩流”中，韩国文化产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7】

在金大中政府的强力领导下，在韩国人民举国捐黄金的运动中，韩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了出来。

到2001年，韩国提前三年还清了195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贷款，告别了IMF监管时代。当年，韩国外汇储备达到1200亿美元，成为继日本、中国等之后的第五大外汇储备国。

与此同时，韩国主权债信用评级从1998年1月的B-恢复至2002年的A，成为最早从危机中走出的东亚国家。

金大中政府的产业升级政策也带来了积极而丰硕的成果。

到2001年底，韩国互联网普及率高达17.16%，位居经合组织成员国第一位，超过美国。手机、汽车、半导体、影视创意、特种船舶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为韩国经济的腾飞不断注入动力。

“韩国已经彻底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了。”这是金大中在2002年新年贺词中的一句话。当时听到这句话的韩国民众，无不欢欣鼓舞，甚至喜极而泣。

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必然伴随着高峰和低谷。在美国崛起的一百多年间，曾经一次又一次遭遇经济危机，尤其是1929年的大萧条，整个国家几乎陷入停顿。

但美国人民在罗斯福总统的带领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推出一系列新政，最终走出了危机，并成长为世界第一强国。

而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站起来，并在汽车、船舶、半导体等领域崛起为世界级玩家，同样离不开韩国政府和人民面对危机时的改革决心和勇气。

巨额外债，大财阀垄断，政商勾结……金大中当初面对的难题，哪一个都堪称顽疾，但韩国政府不畏艰难和阻力，拿大财阀、金融机构祭旗，强力推行改革。

最终，韩国人通过革自己的命，把上天赐给自己的一杯毒酒，变成了一杯陈年佳酿。

参考资料：

《韩国在增速换挡期面临的挑战、应对与启示》 任泽平著

《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1998年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李立绪著

《金大中自传》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金大中口述，李仁泽执笔，王静、高恩姬译

《两次经济危机中的韩国经济及其对策》2011年第7期《山东社会科学》 宋平、朱美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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