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 评《八佰》

我之前曾经写过一篇名叫《做个勇敢的中国人》的影评，那是写给《金陵十三钗》，在那篇评论中，我质疑我们是否为了歌颂的目的而刻意美化了历史，比如将片中女性的悲惨命运描绘为“崇高的自愿牺牲”，又比如将片中的中国军人描写的神勇无比悍不畏死，如果真这么能打，又怎么会有南京大屠杀？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说：“有一部电影更应该拍：《淞沪战役》。那是一场惨痛的失败，绝不光彩的战斗，七倍于敌的兵力，巨大的伤亡，几年前还在内战的乌合之众，群氓般的士兵，抽大烟的将军，勾心斗角的派系，最先逃命的官员，直到最后的大溃退。那个故事里却一样有真正的人性，一样有在大败逃中死战到最后的人。做个勇敢的中国人，先从直面历史开始。”

然后，过了将近十年，终于等到了这部《八佰》。

这一次，我们有没有勇气直面那段惨痛残酷的历史了呢？

评价电影之前，我们先看看真实的历史。

当年大清灭亡，袁世凯称帝亦覆灭，中国陷入军阀混战，日本趁机侵占东北，东北军不敢抵抗，为保存实力，撤入关内，国人深以为耻，要求抗战呼声高涨。

但以当时中国之贫弱，若全面开战，能是收复国土，还是会丧尽主力而溃败，甚至丢掉半个或整个中国，没有人敢预言。不打，丧权辱国，打了，打不赢，可能亡国，而要打，还要打赢，对当时的中国军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甚至中国国民，也都对“自己的军队”没有信心。只因当年的军阀部队视民众为鱼肉，一心争抢地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民众又怎会对这样的军队有好感？

但若大一个中国，四万万国人，就真的没有勇士了吗？

其实在东北，就有无数人站出来抵抗；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使日军伤亡惨重；1933年，长城抗战，这一次东北军退无可退，只能与中央军西北军联手抵抗……这些战斗使中国人明白，日本人也没有那么可怕，只要敢打，敌人也是会怕会死的。

终于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8月8日，举行北平入城式。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两日军要闯入被守军打死，日军调兵上海。中国军队决心抢先进攻，将最精锐的德械师88、87师投入上海，此后两国不断增兵，中国投入60多万兵力，日本投入十几万兵力和海上舰队，上海变成血火绞肉之地。

但随着为数不多的精锐部队损耗，各地赶来的“杂牌军”作战能力低下，而日军从南北两侧登陆，准备合围中国军队。当时国民政府还幻想着再多撑几天，就能等来“国际干预”，再加上如果上海失守，对国民士气影响极大，而迟迟不肯撤退，直到形势极度危急，几十万军队即将被日军合围时，才匆忙下令撤退，导致撤退变成溃败，中国军队损失惨重。

整个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伤亡三十多万人，日军伤亡约六万人。

中国军队无法守住上海，且伤亡是日军的数倍，这一是因为当时中国军队由各地杂牌军组成，武器装备和战斗素质都远不如日军，二是指挥上前期硬打硬拼伤亡极大，后期精锐拼光了，剩下的军队虽多却战力和士气低下，不撤，被合围就是全灭，一撤，就成了大溃败。

然而这场战役也证明了中国军队是有勇气有决心和日军一战的，精锐军队能给日军造成极大损失，而各省的杂牌军们之前虽然还在打内战抢地盘，但面对外敌却也能同仇敌忾，装备素质都极差但也敢与日军殊死拼杀，甚至向日军发起冲锋，极为悲壮。

我查到的淞沪部队参战资料

中央军：1师、3师、9师、11师、14师、36师、67师、78师、87师、88师、96师、98师、独20旅、中央教导总队、 税警总团

浙军：6师

湘军：8师、15师、16师、18师、19师、23师、46师、53师、62师、63师、77师、109师 、128师、新34师、预备11师、独37旅、暂11旅、暂12旅、暂12旅

鄂军：13师、79师、167师

川军：26师、133师、134师、135师、144师、145师、146师、147师、148师、独13旅、独14旅

西北军：32师、33师、106师

豫军：40师、45师

鲁军：51师、58师、独45旅

皖军：44师、56师

闽军：52师

苏军：55师、57师

粤军：59师、60师、61师、90师、154师、156师、159师、160师、独20旅、66军教导旅

黔军：102师、103师、121师、独34旅

东北军：105师、106师、107师、108师、109师、111师、112师

桂军：135师、170师、171师、172师、173师、 174师、176师

在这场战役之前，他们并不是“中国军人”，只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桂军、川军、粤军，湘军……是各军阀们的爪牙，是被抓来的壮丁，只知有官，不知有国。但在上海，面对外敌时，他们千里而来集结到了一起，真正成为了一支军队，在国人面前，在外敌面前，在列强观战团面前，他们只有一个名字：中国士兵。他们从之前的为地盘而战，为权力而战，终于开始真正的为国家而战，为民族存亡而战。

这支军队，装备和训练不如日军，有些还拿着大清的汉阳造，穿着草鞋，甚至鞋都跑没了的跨越千山万水赶到战场。很多人士气低下，贪生怕死，不知国为何物，只想回家种田生娃。军官素质也不高，对士兵往往只有打骂，极少有能慷慨激昂做保家卫国思想动员的，喊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敢后退就毙了你”。更有些军官自己先逃了。高层指挥上一味死拼，不能及时撤出，造成巨大伤亡和溃败，直接导致南京失守。这些都令人痛恨长叹。

但也正是这样一支军队，将骄狂到以为自己可以灭苏踏美、可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军挡在了上海三个月。以当时日本陆海军战力，纵然是美苏英法德，又有谁敢说自己可以轻胜？俄国曾被日本击败，苏联在诺门坎坦克大炮是日军数倍仍然伤亡巨大，英国被日军轻取了香港和东南亚，美军在太平洋诸岛上以压倒性的兵力火力打到现在还会做恶梦。而列强都没有真正和日陆军主力全面长期作战过，只有中国，面对百万日军独撑了那么多年。

仅夺取上海，日军就伤亡数万，之后还有上高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以及敌后无数人的反抗……让日本人明白了中国虽弱，却不可欺。中国人看起来一盘散沙，但匹夫之怒，亦能流血千里。中国人可以流尽鲜血，但在那之前，所有想灭亡中国者，先会流尽血而亡。

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在一次又一次庆祝胜利的纪念日里，又如何评价上海的一间小小仓库中的几百孤军呢。

这些军人其实是个弃子。在主力溃退后，他们被留下，望着一河之隔的歌舞升平，戏台之上，唱着孤军勇将的戏码。这是一种表演吗？或许是，要给英美列强看，告诉他们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给日本人看，告诉他们中国仍有勇士，给中国人看，告诉他们有人还在战斗。

大局需要弃子，政治需要表演，宣传需要大义，但那些被留下的人，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这一次演出。

当我们要拍一部名为《八佰》的电影时，我们想纪念的只是这几百个人吗？这几百人真的全是英雄吗？中国只有这几百人是英雄吗？不，当年参战的无数人里，有勇士，也有懦夫，有好汉，也有恶棍，而更多的只是普通人，他们会害怕，会有欲望，想回家种地，想有岁月静好的生活，但他们无路可退，身后就是上海，身后就是南京，身后是整个中国。

我们要纪念的，是所有为了保卫国家而牺牲的人。几百人，能映出百万人，千万人，亿万人。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置身于那时那地，又是否能比他们更勇敢？

看到电影中那些士兵绑着手榴弹一个个高喊名字跳下楼去时我落泪了，我的泪水，并不是因为电影里可能经过虚构加工的情节，而是为那些历史上真正用血肉筑起了长城，却没有机会喊出自己名字的人。

我很害怕我们的文艺作品会为了某种表达，而放弃历史的真实。比如为了歌颂，就将凡人打造成伟人圣人，或为了批判，又将他们塑造的丑陋不堪。那都不是历史的真相。

历史的真相，随着亲历者的逝去，已经变得模糊而不可寻，才给了后人随意涂抹的空间。汉武如何说秦皇，大清又如何著明史？不吹不黑的面对历史，真的太难。

相信当年的中国士兵都神勇无敌深明大义，那是没有脑子，但若是认为他们都是混蛋懦夫，那是没有良心。

做个勇敢的中国人，从直面历史开始。

终于看完《八佰》了。

关于这个片子，相关的影评分析比比皆是，那么我就不再凑热闹给大家分享我那通常来说不太主流的电影观点了。

我给大家来点实在的吧——

既然《八佰》中有这么多优质的演员贡献了精彩的表演，那么我就基于电影最终呈现版本，以我个人的表演审美和表演理解作为判断依据，为大家列一个我心目中的《八佰》演员演技排行榜吧。

（注：本榜单会充分尊重演员的客观表演，尊重专业表演知识，本人将给出判断依据，但是任何判断都不可避免带有本人的主观审美喜好，如有冒犯，先行道歉，如有不同意见，都是您对，谢谢。）

《八佰》，豆瓣7.8

因为参演演员众多，所以我将按照区间进行排名分类，同一区间内排名无先后哈。

第一区间： （90分以上）

入选演员：王千源、辛柏青、张译

评选理由：

王千源

我个人认为《八佰》这个作品中表演最能代表影片气质的角色，就是王千源老师所饰演的羊拐。

原因如下：

1、羊拐的人设是「老兵油子」，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战场上不断地面对生、面对死的人，那么眼前的这一次战争对他来说，其实并没有普通人想象中那么宏大。

对于当兵打仗的人来说，他们最清楚，每一场仗，都可能是最后一场，所以心理建设往往比较充分，换句话说，就是没那么多想的。

王千源的表演也充分契合了这一心理特点。他在表演羊拐的时候，表情收敛冷静，情绪感比较弱，带有视死如归的底色，能够很好地折射出当时连年征战以及接连败战的历史背景。我们能够从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上看到那种「没有希望」的色彩，这其实很重要。这样的演绎是能把故事背景抻开的。

另外，他的一举一动力量感特别强，他的力量感跟俞灏明、魏晨甚至杜淳的力量感都不一样，他的动作速度、整个肢体的协调性、打斗中的反应能力、以及面部肌肉运动，都极为果断流畅，这一点在羊拐用匕首割掉日本武士的喉咙时的片段得到了集中体现。

这有力地说明了，羊拐的确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只有死神能培养出他这样的果断流畅，也只有这样的流畅果断才能不断地在死神面前活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诠释的军人，是真的有战斗力，进而也让影片很有说服力。

2、人物的性格很立体。

「老兵油子」其实并不是一个褒义词，通常它是用来形容在长期的当兵过程中，行为举止变得比较「油腻」的人。

这种油腻通常表现为抽烟、喝酒、赌博、爆粗等等。

其实从现实层面来说，这种油腻的演变，很多时候也是由于军旅生活过于枯燥所导致的。羊拐那娴熟的抽烟姿势从侧面刻画了人物的这一点。

也是基于这种「老兵油子」的暴躁，王千源悄悄地就把人物性格做出彩来了。比如要求辛柏青饰演的记方兴文给他照相，然后发现不能马上看到照片那里，他生气发怒还踢了小石子到方兴文身上。踢完还继续问照片的事。像个小孩一样。那一幕其实节奏是特别好的。

因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嘴硬的士兵，想要给他娘留下张照片，但是又由于不懂相机的原理，气急败坏的憨态。这样处理，羊拐这个人物的鲜明度立刻就拉上去了。

因为他的柔软是被包裹在他的坚硬之中的，而且这种柔软和坚硬的心理根源是一致的——

他是一个军人，也是一个母亲的儿子，一个普通的男性，一个血肉之躯的平凡人。

包括后面他好奇摸女人是什么滋味，都是一样的根源，这些散笔再与战斗时他的硬朗朴实放在一起，我觉得非常完整干脆，没有一丝赘余。

辛柏青

很多人可能不是特别熟悉辛柏青这个演员，但是一说到《妖猫传》中的李白，很多人就明白他是谁了。

稍微多说一句，我个人认为辛柏青老师在《妖猫传》里表演的李白是非常经典的，真真正正地演出了余光中写的「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的诗仙气象。

然后说回《八佰》。

《八佰》中辛柏青所饰演的方兴文这个人，跟李白那个角色完全不一样，他本质上根本谈不上任何忠义仁信。

他是一个情感色彩比较淡，内心态度比较冷的一个摄影记者。

而且对于他来说，苏州河对面的战场的意义更多的是为他自己带来财富、信息、利益的工具。

但是，也就是在他出于利益诉求，带着相机走进那河对岸，亲眼见到那「地域」中苦苦坚守、苦苦挣扎的士兵们的时候，他开始被逐渐地撼动。

而且这撼动也是非常清晰的，从目睹士兵以身护旗，再到跟他们一起拼死过桥，他的行为一直很中性的——

他从头到尾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拿着相机去拍下来正在发生的一切。

这就是我觉得辛柏青演得好的原因。

他不是通过哭喊去表达情感的，也不是通过外化的动作设计，而是很忠诚地做自己的本分，然后在几次关键的战斗时刻，适时做了非常明显的心理活动演绎：

一个是护旗的时候，作为一个长期在租界活动的人，他可能没有跟「危险」和「正义」如此接近过。

那一刻，他倒在楼梯上，欧豪饰演的端午被枪打中倒在血泊中，李晨饰演的山东兵叫他来给端午拍照，他反应的那一下，是很准确的，那是他正在被眼前的一切冲击然后消化的一个真实反应。

再到后面集体冲桥，方兴文是蹲在人群中不敢冲的，这也很符合他的人物个性，然后在冲桥过程中，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冒死去捡起了战士们的遗物，那一瞬间这个人物就饱满了，大家瞬间就能感知到，他固然是一个更复杂更冰冷的人，但是热血未凉。

所以，固然辛柏青在这个片子里戏份不多，但是你能够很确定地感知，这场战役对他造成的撼动。

很克制，很高级。

张译

张译老师的表演我一直很喜欢。

他的表演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一方面有大量的生活积累，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细致而精确的呈现方法。真的是很难得的。

在《八佰》里他饰演的是一个落跑的文职，叫老算盘。

很多人都在夸张译跟欧豪求情逃离的那场戏，的确，那场戏是很好，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更让我看到张译功力的地方，是另外两处：

一处是第一次他跟端午游向租界，然后租界并不收留他们，而端午也毅然原路返回时他的表演。

因为我也暂时没有办法获取片源给大家做截图的呈现，但是你们之后可以倒回去看看那个地方，他那种马上就要够到「希望」却又无奈被打压了下去的无奈，特别地淳朴和写实。他是一边看着租界，一边身子没有办法地朝着四行仓库退回去的，他的那种不情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是一个非常连贯的心理活动，把人物前后的行动连接得非常好。

对于大演员来说，这种连接有时候反而比高潮戏要处理得更小心，因为大演员之间的比拼，其实难的就不是单场戏的表演了，而是人物的完成度。

一旦连接不妥帖，人物就会断层，进而不成立。

另外他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在四行仓库里，见到姜武被子弹在地的时候，他的神态：

这个地方的处理，我觉得比较特别。

它有点像周迅在《画皮》里面的一个处理。

在那个处理中，周迅就是借鉴了自己家的小狗的神态，来表达她饰演的小唯（妖）对于人间的「情感」的不解和探求。

张译这个神态也是一样，它是非常像小动物的，它带有一种与现实世界脱轨的色彩。这种处理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把战争对于人的异化给展示出来了。

很值得玩味。

因为是张译的表演，所以我看得很仔细，上述细节他每一个都处理得非常精彩，但是吹毛求疵地说，也有一处地方，我认为可以处理得更好。

那就是结尾处，张译走下电车，看见对面士兵正在以命冲桥，他呆呆地看着对面，镜头扫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结尾的处理对于老算盘这个角色的完成度，是有损害的。为什么呢？

因为老算盘的人设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贪生怕死、有一点点像老鼠的这样一个蜷缩的形象。

他不是一个恶人，也不是一个勇士，而只是一个在那战火纷飞的时代被吓破了胆儿的苟且偷生的人。

这样的一个人，他本性就是懦弱的、逃避的、不愿意面对战争与灾难的。

所以我认为，他最后应该也是没有勇气去直面对面那些他交谈过的、甚至拯救过他的、活生生的生命以被屠杀的方式，死在他眼前的。

即便是要看，他也不会是直愣愣地看，而是依然需要那种「懦弱」的色彩去包裹他。

因此，这是我认为张译在这个人物的处理上的一个小缺憾吧。

如果他最后能够在看见那一幕的时候，再多一些回避和不忍，我觉得或许能更上一层楼。

第二区间：（85-90分）

入选演员：姜武、侯勇和梁静、李九霄

评选理由：

姜武

姜武老师的表演就是一个字，稳。

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表演有很强烈的话剧表演意味，举手投足也好，一腔一调也好，人物的起承转合也好，他的处理方法是很规整的，完全挑不出毛病来。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样，观众也很获得新鲜感。

至少我并不觉得姜武所饰演的老铁，跟他以往的角色有大的设计思路上的变化，而对于这种很成熟的演员来说，表演技巧已经纯熟到了一定地步，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完成角色，而且还需要去拋一些新鲜的东西出来，满足贪得无厌的观众。

出于这种考虑，我就把姜武老师归置到了这一档。

他的表演，有一点太安全了。

侯勇和梁静

因为在片中侯勇和梁静饰演的是一对夫妻，也没有名字，就是交代了一个是教授，一个是教授夫人，所以我就放一起讲了。

侯勇老师表演功底扎实，最后忍无可忍从家里拿出枪射击日军的慌乱感，很到位。

观众能够切实地感受到一只兔子咬人的感觉。

如果说有那么一点点遗憾的话，我觉得是因为戏份的原因，大学教授的这个身份做得不够有说服力。如果只看表演的话，这个角色理解为中学老师、退休文职等等很多身份，似乎都是成立的，身份上略微有一点不清晰，但这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时长所限，不能怪演员。

梁静老师的表演我看得并不多，但是在有限的时长内，我认为她对于教授夫人这一身份做了尽可能详细地描写。

她的市井气，以及当她面对一个酱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这样一个丈夫的那种操心，还有对于金钱的态度、对于对面四行仓库的同情，她一点点的，都做出来了，戏份虽少，但一点也不虚。

李九霄

其实我纠结了一下要不要把李九霄老师放到这一档里面。

他在《八佰》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刀子，是夜总会里一个小管事的。

平心而论，作为晚辈，他的表演技巧和表演成熟度都是不足以跟几位老师放在同一档的。

但是，我认为，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那就是他的气性。

这话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我知道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叫「表演，就是演人」，对吧。

这话没有毛病。即便你是演阿凡达，演哥斯拉，演奥特曼，其实本质上都是拟人化的，其思维逻辑和角色个性，都是基于人类社会的变式。

但是人，怎么演呢？

猫有猫道，狗有狗到，不同的演员，自然有不同的办法。

其中有一种很好使的办法，就是允许充分散发自己的天性。一如章子怡在《卧虎藏龙》中的狠倔，一如汤唯在《色戒》中的忸怩，它们归根结底，都是一种「气」的不同形态被充分地呈现了出来。

这种呈现，缺点是情感层次往往比较单一，但是优势是，它非常强烈，它甚至可以强烈到让人睁不开眼，让你放弃动脑，选择动心。

李九霄在《八佰》中的表演，其实就是充分符合这一规则的。（当然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因为这样才这么出彩）

他作为上海滩一个混混头儿，他既有一些骄傲，又呈现出一些无知——对于死亡的恐惧的无知——这正是他挺身而出的原因。

他的这个人物思维其实是很单线条的，就是看见这么个事儿了，感觉自己能行，别人不行，那就自己上。生死什么的，他想的很少。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像一把刚磨好的刀，渴望出鞘。

不然你们看他，挺身而出也就罢了，还要甩个外套耍个酷，多么青年（中二）的做法啊。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是以自身的质地的纯洁取胜的。有点高配贾宏声的意思。

嗯，我喜欢他身上那股气。

第三区间：（80-85分）

入选演员：李晨、欧豪、杜淳、郑恺

评选理由：

李晨

李晨老师在《八佰》里面饰演的是山东兵齐家铭。

实话实说，我觉得这一次李晨的表演远超我的预期，他在很多细节上的处理都更中性更舒服了，不再有特别拧着的感觉。

有一个情节我印象很深，是所谓的「逃兵」们，站成一排，有一个人说「我还年轻，我想活着」，说完就往外走，走的时候，跟李晨对视了一眼。

那一眼，如果是过去的李晨，我觉得应该会更用力一点，但是这一次，他演得很松弛，那个士兵看着他，他也看着那个士兵，他当然知道那个士兵离开这里就是一个死，但是他没有去演悲悯和动容，他很平静，但是又是很直接地看着一切在眼前发生。

还有两场一个是拉着欧豪开枪的那一场，一个是在窗口炸死敌人的那一场，节奏都特别好。

这一点他跟王千源一样，你能感受到他是打了很多仗、见了很多生死的，所以才会从容。

但是为什么给他归这一档呢，不是觉得他戏不好，而是跟前两档比，确实他有一个一直以来的小问题，那就是太喜欢演好人。

真的，我就很难从李晨的角色身上看到阴暗面。

这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很不科学。放到一个角色身上来说，就是更大的缺陷。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导演的问题、编剧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这就是演员的问题，因为演员在处理角色的时候，是有很多空间的，如果有空间而没有去发展，那还是说明演员的处理能力或者处理意识还有进步的余地。

欧豪

欧豪老师在《八佰》里角色还挺重的，他演了一个叫端午的农民，想来上海看看，但是却误入四行仓库，最后英勇牺牲。

这个角色其实并不好演。

不好演的原因是：

第一、它要求人物质地干净。

因为设定是一个年轻的农民，精神上污染很少。

第二、它要求人物在四天四夜中有一个渐进的成长。

要如何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让这种心理成长合理，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讲道理，人在巨大的危难面前，的确会产生很多很丰富的心理活动，影响人的行为举止，但是从现实层面上来说，这种影响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比较缓慢和有限的，比如你们看老算盘，他也受到了影响，但那个影响对于他的行动的影响就不大。

但是也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对于特别年轻新鲜的生命来说，这种影响可以是迅速的，侵入式的，因为他们年轻，所以他们容易被感染。

我认为欧豪在以上两个层面上，都做得很好。他本人的感觉并不复杂，是干净的，同时他又有很强的感受能力，所以他能够很稳地去接住对手的戏。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并不跳戏。

话虽如此，欧豪现阶段在表演上，还是稚嫩了一点儿，他能够有现在的表现，一方面一定是自己很努力，又有一定的天赋，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对手戏演员足够优秀，帮他也把戏托起来了。

他自己单人的戏份，给我的感觉总是根扎得不深，人物是大差不差的，但是欠缺魅力，欠缺前史，欠缺灵魂光芒，以他的天赋，他完全可以更有质感。

郑恺

《八佰》中郑恺老师饰演的是陈树生，是那个在三小时攻城战中，身背炸药包跳到敌营以身赴死的青年战士。

在成片中他的戏份非常非常少，只有两分钟左右。

但是他确实是我全片最大的一个泪点。

我在导演的运镜和他自身的表演中，很真实地感受到了那种「较劲」。用村上春树的话说，这种较劲就是鸡蛋跟石头之间的，是不计力量悬殊、我以我血荐轩辕的。

它很动人，很珍贵。

我认为这种动人，也并不完全是依赖人设，而是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人物的意志力被郑恺准确地传递给了观众。

在我心里，郑恺一直是一个天才型的演员，他有特别出众的天赋，他跟李九霄一样，他的那种自我，特别强烈。并且他还有比较成熟的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应该是一个影帝备选选手。

在张艺谋的《影》里面，他也是特别突出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啥，好像并没有看到他在表演这件事上勇往直前，感觉后劲不太足。略微有点惋惜。

杜淳

杜淳老师饰演的领帅谢晋元。

怎么说呢，杜淳的表演基本功是特别扎实的，演什么基本上都没问题。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问题，一个什么都能演的人，他的个性实际上是比较模糊的，所以他能穿上很多角色的衣服，都像那么回事儿，但是很难是最抢眼的那一个。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演员是一个感性材料，导演在选择这种材料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决定自己的影像风格，所以从电影导演的角度来说，电影导演往往更愿意选择有一些缺点，但是又有着强烈的亮点的演员。

因为这样做，作品更容易散发异彩。

杜淳就不太是这个路线。他是那种细水长流型的，这个也是个性决定的。

说到杜淳演的谢晋元呢，就是很有范儿，很有劲儿。

但是也有两个小问题：

一个是在唐艺昕送来国旗之后，决定是升旗还是再坚守两天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我觉得作为手握四百多条人命的长官，他的心态应该是非常挣扎的，这种挣扎是他必须在内心中做出一个极为艰难的判断，他需要去解决一系列问题，那就是——

到底活着为了什么？到底这坚守有意义？到底什么才是正义？…….

所以这个决定应该是要更纠结更煎熬的。不会说是魏晨喊两句，他就决定了，有一点太轻松了。导致他这个长官最后出来的厚度不太够。有点小遗憾。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塑料普通话说得有点太刻意了…… 正面效果实在有限……

第四区间： （75-80分）

入选演员：魏晨

评选理由：

魏晨

我就很奇怪，怎么今天都在夸魏晨演技好呢。

他演的角色是班长朱胜忠。

这个角色从一出场，我就觉得有点用力过猛，后续要圆回来是很有难度的。

我很能理解魏晨希望这个角色身上能够被赋予一些狂妄的、乖张的色彩，把人物个性做出来，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问题就是，作为班长这个身份来说，他习惯性地用吼叫、暴力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对待下属，这样是很难服众的呀。

而且他还为了塑造角色去减肥，这个出发点也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这个个性，加上这个减肥后消瘦的小身板，再加上人物性格层面，也没有特别的闪光点，或者是特别的价值……

那这个班长，你当得不害怕被打死吗。（划掉）

在任何戏里，演员呢其实都是在不断地处理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人物内在的各种关系，也包括人物外在的诸多社会关系。

而且另外一点是，在四行仓库这种很危险的作战情况下，其实人的精神压力往往是很大的，作为班长，因为要对底下的人负责，所以其实压力会更大，那么在谢晋元决定升旗还是坚守两天的时候，即便朱胜忠想要升旗，他的表达方式也应该去顾忌他的下属们。

因为「升旗」这件事是很沉重的，背后是活生生的人命啊。他说得实在是太轻飘飘了。

我明白他是为了表现人物的率真，但是这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魏晨这个人物呢，在我看来就是比较单薄，很努力，但是力使得不太对劲儿，角色的可信度比较低。

第五区间：（70-75分）

入选演员：唐艺昕

评选理由：

唐艺昕

虽然我很喜欢小姐姐的笑容，但是恕我直言，真的演得不行。

作为《八佰》中戏份最重的一个女性角色，唐艺昕的表现基本上完全浮于表面，止于表情——

关键是还有很多特别不合理的表情。

基本上在我看来，唐艺昕在《八佰》里只做了一件表演，那就是——

表演「我好像看到了什么」。

就是她的表演是非常不确定的，你能明确地从她的眼神中看到「好像」二字，在疯狂徘徊。

她举着喇叭，你只能感受到她「好像」看到了什么，但是她到底看到了什么？你是无法从她的表演里看出来的。

她所有的反应镜头都是如此。

你可以代入她看到了张若昀，可以代入她看到了白马，可以代入她看到了123456，但是你就是很难代入她看到了战争。

因为她那轻轻一蹙的眉头，还是有一些太幸福了。

真实的战争，是冰冷而残酷的。但我不仅没有从她的表演里，感受到那种泯灭人性的冰冷和残酷，反而不断地感受到一种仿佛发自内心的……. 幸福？

这种幸福，在八百条逐渐被活活屠杀、灰飞烟灭的生命面前，还是显得…… 太甜了。

甜得让这片子都有一点无法负载。

因为不论我们如何去定义这一场战争、这一个电影，它的内核归根结底是带着低沉的哀嚎的。

或许那也不是哭声，

只是呐喊，

但我怎么听，那呐喊都是舔着血的。

从个人情感出发，我很尊重唐艺昕在这个片子里的演出，但是从专业角度出发，我必须说，这表演实在是太苍白太孱弱了了。

总结

我始终觉得，现在观众的确也越来越需要看到关于「表演」更清晰的标准和更直接的表达，创作者跟观众之间也应该建立更加平等和友善的关系。

这样，演员才真的有可能在艺术层面、在观众心中抵达某种经典与永恒。

没错，如我以上挑刺儿所示，演员的舞台，或许是一个比四行仓库更辛苦的战场。

每一个好演员也都是四行仓库中的战士——在那厮杀中他们亦向看客表明了决心——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到我的微笑。」

：）

几年前去南京，我从中山陵出来以后，特意去了1.5公里外的灵谷寺，想看看那里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

相较于中山陵的人山人海，名为“正气堂”的国军阵亡将士祭殿，算得上门可罗雀。位于“正气堂”后面的国军阵亡将士公墓，早已改建为草坪与花坛，花坛中央种了一棵巨大的桂花树，气势恢宏。

在墓地的北侧，还建有两座“一·二八淞沪抗战”碑柱，分别写着“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碑是老的，字却是新的。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蓄意破坏墓地，磨掉了碑上大部分文字，只剩下碑柱。显而易见，日军对国军的强烈憎恨，不是来自五年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而是源于刚刚发生的“八·一三淞沪会战”。

这场长达三个月的惨烈对战，标志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最先防御上海的国军第87、88师，配备全制式德国武器装备，实为国军精锐，然而在日军的猛烈攻势中，伤亡惨重、无以为继，不得不退守至上海西部郊区。

为掩护战友向西撤退，国军88师524团团附谢晋元率领数百兵士，面对敌军，以四行仓库为据点，坚守了四天四夜，为淞沪会战划上了浓墨重彩的句点，他们也被世人盛赞为“八百壮士”。

8月21日上映的电影《八佰》，就把镜头对准了这场四行仓库保卫战，拨开烟熏火燎的战争迷雾，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

瓜怂还是英雄？这是个问题

走进电影院以前，我没想到会看到这么多“瓜怂”。

先是组了个中青少逃兵三人组，老葫芦躲着枪子儿、在战场上胡钻乱窜；端午看见日军就动弹不得、吓得瑟瑟发抖；小湖北就不说了，才十三岁，还是个半大小孩儿。

等他们被收编进四行仓库的守军，还没完呢，只会算账、不会打仗的老算盘，光想着溜号；老铁看着五大三粗这么大一坨，真打起来只会躺平装死……

看到这帮不成器的散兵游勇，怪不得朱班长气得破口大骂，恨铁不成钢。这就是传说中的“八百壮士”？还真是。

镇守在四行仓库的88师524团第一营，号称“八百”，实则仅有423人。在原本受过德式训练的精锐士兵阵亡后，这些补充的兵力，大多来自湖北、浙江的保安团，甚至有不少人连新兵训练都没完成，就被匆匆送往前线。

然而，随着剧情的推进，在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猛烈进攻下，在战友奋不顾身的血战中，这些散兵游勇开始慢慢有了变化。

当老铁看到战友倒在血泊中，听到他含糊喊着“帮我补枪位”时，或许还做不到拿起枪打退从窗口攻入的敌军，但他出于本能的善良，畏畏缩缩想要把他拖到安全的地方，勇气已经开始萌芽。

当端午看到骂他骂得最凶的山东兵、义无反顾地发起自杀冲锋时，他或许还没有意识到，山东兵掉落的赵云皮影，已经埋下一颗种子，正慢慢改变他的人生轨迹，预示着英勇壮烈的结局。

当小湖北看到总是笑眯眯、送他西洋点心的七月哥，就在他面前惨死时，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也似乎已经注定了，他最后是走还是留的终极选择。

在这些细腻而又粗犷的场景中，我们见他们所见、听他们所听、感他们所感，让他们的角色弧光显得真实可信，像这样以群戏为主的有限篇幅来说，能够完成这种程度的人物塑造，已经相当不容易。

《八佰》的难得之处在于，没有一味煽情，也没有一味让人物高大全。这部电影中所呈现的，有一个个身经百战的斗士，在极端逆境中爆发的惊人意志力；也有一个个怕死、有私心的普通人，在退无可退中慢慢觉醒的可贵勇气。

我一直觉得，英雄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的，《八佰》证明了这一点。

冰冷的政治，与滚烫的血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到：战争只不过是政治的延续。

毕业于黄埔军校的谢晋元，当然明白这个道理。然而，当他得知四行仓库的浴血奋战，实际上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秀”时，他的愤怒和沮丧可想而知。

四行仓库与英美租界之间，只隔着一条苏州河，整场战斗都展现在了西方世界面前。的确，这进一步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但并没有像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为中国抗日战争带来实质性的国际支援。换而言之，这是一场失败的政治秀。

那么，这场战斗的意义究竟是什么？524团第一营的牺牲又有什么价值？

看《八佰》的时候，我恍然间会想起斯巴达300勇士。

他们之间虽然隔着两千四百多年的时间，却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反抗外敌侵略，都是掩护主力部队撤离，都是以少对多、明知胜机渺茫，就连引发的结果也很相似——温泉关战役并不能挽救雅典的陷落，四行仓库保卫战同样不能改变南京失守的定局。

即便如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正如斯巴达战士在温泉关的壮举，掀起了整个希腊本土反抗波斯侵略的狂潮；谢晋元军团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的英勇行为，也表达了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态度。

不过，有些人会觉得，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这423人，最后其实有三百多人都撤离了，这就说明战斗并不像电影中这么惨烈。

难道电影为了艺术效果而故意夸大了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像这样简单地以结局成败、牺牲多寡来论英雄的人，既不懂历史、不懂战争，也不懂人性。

最浅显的道理在于，当这四百多人在四行仓库坚守时，并没有观众这样的上帝视角，他们不知道能够坚守到什么时候，更不知道最后能有多少人撤离。

有一个场景非常典型，敌军来到四行仓库墙边，想要挖洞炸开墙壁，他们的盾牌太厚，从楼上扔下的手榴弹爆破都会被弹开。一旦敌军突破墙壁，整座大楼都会失守，势必导致全军覆没。在这样危机存亡的关头，一个个国军士兵排成长队，陆续从楼上跳到敌军的盾牌阵中，以人肉炸弹的形式阻止敌军。

没错，我们知道他们有些人活下来了。然而，当他们在自己身上绑满手榴弹时，都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在如此残酷的攻防战中，最后还能够保留这些兵力，正是得益于战友这样无畏的牺牲。

的确，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战争的背后不止有冷冰冰的政治，更是无数个有名有姓、有热血、有抱负的人，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壮举，不该被历史遗忘，也不该被你我遗忘。

正如冰冷的政治，不该盖住滚烫的血。

当代影像作品，充斥着大量雷同的创作现象，着实令人苦恼。因为对于讨论而言，这意味着同一话语和观点不得不被重复讲述。比如《八佰》，就与近年的许多热门作品一样，技术层面过硬，调度上非常华丽，但结构却存在附赘悬疣的问题。因此，它最终的成色也与很多同时期影像类似，处于好坏参半状态——似乎这段时间我谈论了太多这样好坏参半的作品。更别提《八佰》中的优点和缺陷，也都在我曾经主张的观点中出现过。当我不断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时，难免觉得乏味。

从古至今，类型创作始终在谋求一种变化的共性，相同要素的不同组接次序，便能让主题类似的作品产生不同的表意，引发不同的情绪反馈。若再辅以深度的风格化设计，便会形成与同类作品的迥异面貌，脱颖而出。我们能明确评判这些要素到底是别具一格，还是方枘圆凿，均是根据影片的基本完成度去考量的。因此，《八佰》虽然命途多舛，遭到无形之手的阻挠，但如今面世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完整性，也就有了针对作品本体的讨论条件。不过，对场外影响的推测仅止于此，否则将掉入难以证伪的循环。纵使影片后半段充满了剪刀的痕迹，非常残破不堪，但它的主要问题——分裂——还是来自影片本身的风格与结构。

这本来应是一部个性浓烈的战争电影，但遗憾的是，影片前半部分苦心营造的美学风格，在后半段迅速瓦解。我曾经在《我和我的祖国》中盛赞管虎的《前夜》，这部短片是高明的类型化创作，叙事驱动力十足，场面调度由简入繁，引人入胜。纵使《前夜》与《八佰》在主题上差之千里，但同为对历史真实事件的描绘，整体的基调和底色是基本一致的。事实上，作为一个选择了罕见角度进行切入的战争电影，《八佰》显现出了它的巨大观赏价值和历史意义，却因为风格上的割裂和消解而无法成为杰作。

《前夜》围绕开国大典上的升旗做文章，展现出蓬勃的戏剧张力。讽刺的是，《八佰》就是在升旗的段落被一分为二，杰出与无聊泾渭分明。而这段情节本身，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又有着各种各样衔接上的问题，以及过于夸张的表现手法。但是总的来说，升旗仍然是本片还算不错的高潮段落，虽然从真实的情况来看，这场战斗基本上是虚构出来的，但情感很是完满。在升旗这个段落里，同时解决了好几个人物的矛盾，比如欧豪的退场，王千源的转变等等。另外，它直接关联到影片结尾，引出了接下来日军和八佰壮士的一系列行动。

所以，我有理由认为将升旗作为分割线，是影片有意为之的做法。但它的结果是区别开了电影前后两部分的情感，同时从结构上将影片劈成两半——若如此的话，那么这正是本片最大的败笔，我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2018年的法国电影《开战》显现出令人窒息的现场感，是区别于传统叙事的另一种影像表达。这种表达摒弃了古典主义的原则，无关人物，无关视角，甚至不在乎因果，不照顾观众的情绪起落，摄影机保持着一种非常主动的参与感。它通篇制造出一种模糊却粗粝的形象，并将之卷入晃动的手持摄影，以及令人无法逃避的对抗场景之中。在激烈的节奏里，《开战》达成了某种少见的、新颖而紧凑的叙事效果，是一种极端的现实主义书写。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影像天然所具有的高强度具象化的展示性，以及这种展示本身蕴含的巨大能量。

去年的另一部法国电影《悲惨世界》有着类似的思路，虽然不像《开战》那样构建最极端的在场性，但那些街头上发生的故事，同样使摄影机保持着一种亲历性的姿态。这不仅仅是大量手持摄影的缘故，还要归功于剪辑、表演和声音。

《八佰》的前半段与《开战》和《悲惨世界》的街头部分异曲同工。电影不给我们时间充分了解每一个人物，只是靠他们的瞬时状态来展示某种个性。而四行仓库作为封闭空间，壮士们困兽犹斗的处境，通过复杂繁乱的调度，均被逼真地呈现出来。传统叙事中的介绍性场景已不再重要，甚至显得多余。我们顷刻间就被强行拉入战斗之中，与众角色共历数个生死瞬间，再次揭示影像本身作为一种展示的重要性。此时，每一幅画面都打进我的骨头里，这是一幕幕无须做出任何交代，只需呈现就爆发出充沛能量的战争图景。如果将其定义为爱国主义教育，那么我愿意全盘接受并为之感动。

与此同时，对群像的粗糙处理也就变得不再是问题，因为在极端的呈现中，形象出现的那一刻，便会挑动我们建立心理上的体认。这些角色可以被看作是工具人、是棋子，是脸谱化的刻板人物，并在传统叙事中成为缺陷。但将他们放置在四行仓库这样的情境下，便有了成立的合理性，战争中的个体士兵，本就处于被摆布的身不由己之中。而这种只关注临场的爆裂式呈现，显然也有别于真实的纪录影像。甚至通过一定的戏剧性手法和蒙太奇段落，虚构情境反而散发出更加滚烫的纪实感，更高效地逼近某种真实性。它为我们铺就一条抵达历史的捷径，即便这是一个人为的假定性历史事实，但被集中提炼而出的情感无疑是真实的。

牺牲本身被作为一种展示性景观，也就不断敲打着我们的内心。本质上，这样的展示的确是一种粗暴直接的官能刺激，试图调动的是观众的生理反应，但不同于那些特效奇观，它的粗暴直接来源于我们对人性的普遍认知。我们在不知道陈树生的身世背景、内心变化和情感动机的情况下，仍能动情于他自杀式的牺牲，就是镜头的侵略性所引发的情绪投射。而《八佰》在这一段展示中，虽有配乐的烘衬，但仍然特意避免了虚假的英雄主义描绘。陈树生以及后面排队跳楼的战士们，不以那些烂俗的升格镜头去强调他们的面目，去渲染他们的悲壮，而是在不干涉叙事时间的前提下，干净利落地展现死亡。还是那句话，展示本身就已经有足够的能量。

纵然电影前半段紧密的战斗场面，与其他战争片一样，频繁调用最极端的暴力手法，使观众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炽烈的情绪当中：持续的爆炸，乌黑的鲜血，惊恐的喊叫和满天飞的肢体……它所刻意突出的肮脏、残忍的展示方式，证明了这样的图景远不是为了让人血脉偾张，满足猎奇心理或爽快感，而是通过影像本身传达出鲜明的批判意味。反战的意味由此而生，来源于镜头不加修饰地、事无巨细地直面战争本身，而非通过对白或字幕进行劝诫。对我而言，在这样强大的表现力面前，群像的扁平和失焦也不会阻碍我的体验，对事件的反应已超越了对角色的代入，角色及其注定的命运作为一种吸引力元素，已经完全融入到极端氛围里。

如果《八佰》就在这样高强度的展示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会为它鼓掌叫好。更别说四行仓库保卫战，无论现实中的历史事实为何，它本身处于的租界-苏州河-仓库的递进空间，也简直是为电影打造的再适合不过的舞台。除了仓库以外，还有着另一个对称性的展示场景可以利用，它们彼此的关系潜藏着更多美学上和思想性上的深度。但令我失望的是，在升旗之后，影片纯然回归到传统的介于主旋律与类型工业之间的叙事氛围当中，一下子将之前所营造的那种厚重的、压迫式的展示能量消解殆尽。

何况后半段的叙事水准远远不如前半段的展示性表达，充斥着滥情桥段和过多的人物状态描述，并且结尾也开始频繁升格起来，节奏感被砸的稀碎。你可以说管虎没有驾驭好文戏编排，铺满各种人物状态，却忽略了实在的动力。你可以说因为剪刀的原因，人物没有结局，导致情绪没有落脚点——王千源和小湖北跟日本人打起来了吗？最后死没死？姜武坐上炮后开火了吗？方兴文的动机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张译又是怎么突然在对岸现身的？下了电车后他又跑向了哪里？这些不是留白，没有余韵，仅仅是剪刀造成的负面效果罢了。

更拧巴的是，影片在升旗前散乱的视点、让人物失焦的拍摄方式，虽然消磨了角色的深度，但体现出了事件本身的力度。反而在升旗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试图重新提供代入角色的服务，这种创作策略上的横跳对作品风格造成了伤害。再加上角色又因为不可抗力，缺乏交代，甚至直接失踪，已不具备重新刻画连续性弧光的可能性，必然让电影虎头蛇尾。

无论如何，影片后半段所暴露的本质缺陷在于，呈现表面上被升华为一种更精确的叙事，实际上却轰碎了之前构建起的乱中有序的情境氛围。过多的情绪片段，试图让我们走进每个人物，却不可避免地消散了模糊而感性的冲击力，造成情感的巨大落差。可以说，升旗后重新将镜头对准一个个人物，甚至引出新的人物，所带来的不是对角色的深邃刻画，反而将情感由激发变成了煽动，显得刻意而让人反感。从展示回归到描写的过程，就是影片失去张力的关键所在。当焦点变得清晰之后，就被添加了太多不必要的修辞般的煽情，却无法让人达到真正的体认，还不如之前那些模糊的群像面孔更加动人。

这种多余还体现在对主观镜头的使用上，这是我不堪忍受的另一个重大缺陷。主观镜头的滥用极其影响我的观感，可能比升旗后的情节编排更令我难受。首先是白马，我们在太多战争片中见到过这种具象化的浪漫主义手法，它们往往脱离作品本身的现实性，不受外部世界影响，或者受影响较小，体现出一种极度符号化的、象征性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镜头。《八佰》中的白马同样如此，为什么不选择黑马或棕马？就是因为白马在视觉上显得更圣洁。

在激烈交火中，白马基本上来去自如，即使身上也有伤痕，但仍脱离了影片的真实语境，与脏兮兮的士兵和周围的废墟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这让它成为一种灵性与神性的综合，是游离于战火之外的，难以被消灭的一种情感化身。因此，白马的第一层意象呼之欲出，即每个战争片导演的惯有思路：以生命的纯洁美好反衬出战争的丑陋卑鄙。尤其当这种美好被玷污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出对战争的厌恶。但我认为，白马的意义也就到此为止了，再去揣测它是否体现了什么民族情感，什么家国大义和人性光辉都很勉强。

何况白马这个意象放在《八佰》中，本来就是画蛇添足的浪漫主义。因为影片前半段建立的战场图征，混合了高密度的纪实性与虚构加工出的沉重氛围，已经没有给超现实意象留有充足的展示余地了。我们只需要对准士兵们的面孔、行动，他们身上的物件（家书、照片、遗书、皮影），他们的互动和关系的建立，就已经完全涵盖了白马试图表达的一切，只是在观感上不够“干净”。除此之外，还有苏州河对岸灯红酒绿的租界，以及隔岸观战的同胞和外国人等等，庞杂的视点矩阵早就能很好地反映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和批判，那么白马的价值还剩下什么？纯粹是视觉上的设计罢了。但在我看来，这种视觉上的设计也是没必要的，它为了盲目追求某种艺术性，间接破坏了展示本身的集中性力量，不免本末倒置，顾此失彼。

于是，当后半段小湖北重逢白马，给它喂食，与它相依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白鬃野马》的镜头。要说把马这种动物拍的如此浪漫，如此彰显出它真正的灵性，它的生命力，它一切迷人的魅力的，至今没一部可超越《白鬃野马》。总之，《八佰》中的白马是一个赘余的意象元素，它大概只是为了用一种浪漫化的比喻，标榜一种不合时宜的形式语法，却也是过于常见而缺乏新意的手段而已。

更让我觉得违和的，是小湖北在哥哥牺牲后的两次纯心理活动镜头，把欧豪饰演的端午想象成七进七出的赵子龙。只出现两次似乎显得很克制，但哪怕仅仅是一次，也严重伤害了影片整体的表意效果。而这两段心理活动场景，在特效和造型上，又相对显得粗糙拙劣，更有一种破坏整体调性的反动。我有必要第一百次重申我的观点，即米特里对主观意识客体化的描述：对于电影而言，纯心理活动镜头基本不成立，多数为导演的生搬硬造。因为此类镜头任由具体影像歪曲想象中的意会因素，从而违背了想象活动的心理特征。

所以，电影的“主观意识客体化”是一条绝路。其表意方式决定了只能表现客体主观化镜头、纯想象性事物整体的客体化和闪回镜头。这些方式要么符合主人公的目光与心境，要么可以使幻想内容构成同质整体，消除从现实到非现实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要么符合客观内容的逼真再现，不会违背回忆的心理特征。基于这种角度，我对主观镜头也一直非常敏感，它很难与电影语言真正贴合。而极少数主观镜头用得好的导演，基本都是永载史册的大师。

不少人已经分析了租界-苏州河-仓库的递进关系。这种环境天然提供了一种戏剧张力，内里包含的是两岸人的心理状态、景观差异和最终产生交集的过程。相对于很多人所说的对“观看”的三重定义，和空间差异暗示出的地位、文化和心理的隔阂，我更感兴趣的是黄晓明特派员出场后，用一种另类的方式打破了第四面墙。当然，这个小处理无法挽救影片后段的垮塌，但确实令我会心一笑，随之思绪飞扬。

当影片镜头转到繁华的对岸时，租界里的人就是观众，在河边，在阳台，用望远镜，用摄影机观看着对岸的一切。而我们是这群观众的观众。同时，战斗间隙的八佰壮士们，也会望向天堂般的对岸，这种错综复杂的观看关系必会营造出一种丰富而迷人的语意。但本质上来说，仓库仍然是唯一的舞台，只不过里面的演员会偶尔直面观众席。而租界的人不仅是观众，同样也是演员，他们从身份、行动、文本、结构、场内场外等各种意义上，连接着银幕外的我们和仓库内的演员。身处租界的人必然将发挥能动性，比如杨慧敏、刀子等过岸者。从电影的表现形式而言，这本就有一种冲破银幕界限的互动隐喻。

同时，我们作为银幕前的观众，观看着租界的观众以及524团的军人，也就成为一种脱离文本之外的，唯有影像可以触达的递进关系。不同的是，租界的观众最终参与到演出之中，但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亲历，全程只能在“对岸（银幕）”观看他们。于是，这种无力感和纯粹的被动性观看，就会引导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回望这段历史？这个故事将与当下产生什么样联系，又会如何作用于我们个体？

因此，无论是否是创作者的明确意图，黄晓明说出的那段台词（表演就不提了），都成了后半段唯一的点睛之笔。这场死守的战斗，作为一次政治演出，是一场一开始就被放弃的、充满无意义牺牲的战斗。于是，战争巨大的荒谬本质立刻呼之欲出，而这段话也像是在对银幕前的我们而说的，似乎通过“演出”二字，提醒我们现实历史与加工后的事实的阻断关系。但这场荒谬的演出，终因人性变得有意义起来，壮士们的牺牲让租界里的同胞、外国士兵和国际记者产生共情，进而伸出援手。此时，影像穿透时空，勾连起我们与历史的感同身受。

但因为电影的风格和结构问题，这种感受没能从一而终。如果说前面是超越现实的虚构，那么后面就是退回到了戏剧营造的假象本身，失去与真实过去的情感连接。在面对冰冷残酷的历史面前，电影没能成为总结者和反思者，只起到了引路的作用，抛弃了深入探究的可能性。

最终，在各种意识形态的裹挟下，在展示本身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重构观看与被看的辩证关系中，在虎头蛇尾的结构和违和的主观镜头内，我不得不将电影视为一个回望历史的中介，并为事件本身散发出的性质而悲恸，却无法将之视为表达的终点，走向更深邃的历史反思。

“云插剑提枪，复杀入重围，回顾手下从骑，已没一人，只剩得孤身。云并无半点退心……”

这说的是《三国演义》中的名将赵云赵子龙，单骑救主。电影《八佰》中的少年小湖北，被困在四行仓库中时，总会幻想他的哥哥端午就是那骑在白马上的名将赵子龙，骁勇善战，英勇无畏，面对迎面冲来的大片敌军无半点退心，孤身杀入重围。

大概在小湖北心中，哥哥端午就像赵子龙最终能单骑救下小刘禅一样，也一定可以救他身还。

赵子龙在《八佰》中还有两次被提及，一次是李晨饰演的山东兵，他后来表演了一段关于赵子龙的皮影戏。

端午和他有段对话，问他为什么喜欢赵子龙？山东兵说，因为赵子龙是护国大将。赵子龙是山东兵心目中的孤胆英雄，他的偶像。

还有一次是88师524团团附谢晋元、也就是“八百壮士”的指挥官，听着对面租界戏台终于传来京剧《长坂坡》。而此前租界的人觉得官兵抵抗不力，已经唱了好久的《走麦城》……谢晋元何尝不是另一个赵子龙？

《八佰》的故事聚焦于“淞沪会战”中最惨烈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仓库就位于苏州河岸，对岸就是租界，就是“和平区”，于是大家可以“隔岸观火”，也可以“加油鼓劲”，甚至“搏命相助”。

电影中第一个催人泪下的镜头，就是一个俯拍的全景。在租界区歌女哀婉的歌声中，镜头扫过苏州河两岸，一条不宽的河流分出了两个世界，一边是战争中的焦土，随时面临的死亡；一边是都市中的灯火辉煌，歌照唱，舞照跳，赌场照旧开放。一边是地狱，一边是天堂。

而《八佰》所要表现的绝不仅仅只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样简单的批判。战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四行仓库中战士的英勇行为激发了租界人民的爱国情怀，而同样的，租界人民的爱国情怀也激励着四行仓库中的战士们更加英勇杀敌，保家卫国。

《八佰》的好就好在虽然描写战争，但是聚焦于人，聚焦于人性。每个角色都不同，但又都有血有肉。有人在战争中始终英勇，有人在战争中从怯懦到英勇，有人在战争中从老兵油子变回真正的战士，有人到最后才真的不再是瓜怂，有人始终害怕、始终怯懦，终成逃兵……但，战争永远才是最值得批判的，它对人、对人性都是极大的摧残，而战争中的人，视死如归固然可歌可泣，贪生怕死却也是人性必然。

欧豪饰演的端午是个有成长的角色。他原本只是个农民，“想要来大上海看看”，结果被卷入战争。起先他害怕得要死，枪都端不起，随时想着逃跑保命，但后来在山东兵等人的影响下，变得勇敢，变得有担当。

王千源饰演的羊拐是个老兵油子，当兵打仗不过是为了挣军饷养老母亲，他并不想建功立业，他更想回家讨老婆，然而终于这只能是“下辈子的心愿”。

张译饰演的老算盘原本就是个军中的文职，结果也要被要求上阵杀敌，他油滑、他怯懦、他害怕、他随时想着逃走……最后，他终于逃往苏州河对岸的租界。然而这时候租界的人们也已经开始投入营救，投入战斗，从地狱逃出的他茫然了。

《八佰》对于租界人们的描绘也不仅仅停留在批判或者歌颂。是的，租界里有杨惠敏这样一直积极筹款、最后为守军送旗的女童子军，但更多的是人性更为复杂的人们。

其中最亮眼的角色应该是李九霄饰演的刀子，他是一个赌场打手，其实出场很早。难民们过租界的时候他就在，黄志忠饰演的老葫芦想要掩藏自己军人的身份进入租界，就是他阻拦的。后来杨惠敏带人躲避流弹，也是刀子不肯开门让他们进去。但当他看到为了给四行仓库的军人连上电话线，一个个国人牺牲了。他主动请缨，接下了这个任务。不管那一刻他是被人们的爱国热情打动，还是就想着能展现自己跑得快的技能，他终究是为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国捐躯。他也是壮士之一。

《八佰》中都是这样并不脸谱化的、有血有肉的人。每个人在战争中都被迫展现出他们不同的面相，战争能够将一个普通人逼成战士，也能将一个普通人逼成懦夫、狂人、疯子……战争，逼得侯勇饰演的大学教授都举起枪来，战争太可怕了。所以看得出管虎导演还是反战的，并不仅仅停留在歌颂英雄和批判敌人这个层面上。事情是发展的，人性是复杂的。也因此，演员们都成功脱掉了自己的标签，变成一个一个丰满的角色。

而说完了人，其实我还想说一说管虎镜头里的动物。

《八佰》中出现了很多动物的镜头，第一个就是乌鸦，它们煽动着黑色的翅膀盘旋在断壁颓垣的战场上空，然后有一只落下来，落在了一个死人的头上。这一幕，仿佛是地狱写照。

而在租界另一边也有鸟，它们被养在笼子里。对于鸟儿来说，地狱里有自由，而天堂却寸步难行。

之后，又陆续出现了鱼、马、老鼠……还有被战士们抱着的猫、狗这样的宠物，这是他们死前的慰藉。而在租界，赌场老板娘养的宠物是孔雀，这是她富裕的炫耀。又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不过电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一定还是那匹白马。它贯穿电影始终，在四行仓库出场，然后被小七月驯服，又冲出了仓库，在街上奔跑，吸引了河对岸人们的目光。在战争炮火中出现，又成为谢晋元谈判时候的坐骑。有时候还出现在小湖北的幻想中……这个白马的意象是整部写实风格电影中最浪漫的一笔。

当白马奔跑在街道上，河对岸的人们惊呆了，争相观看这一奇景。是啊，白马为什么要出现在街道上？它们本该驰骋山野。就像小湖北、端午、老葫芦为何要出现在战争中？他们本该在家乡种地，做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羊拐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他本该在老家娶上老婆，过好日子。刀子为何要出现在这里？他本该守好他的赌场就可以。山东兵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小七月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谢晋元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

他们都不该出现在这里，他们本都该拥有更好的人生。

战争就不该出现在这里。

战争就不该出现……

看了普通版和IMAX版。说说看法。 杂牌军隔岸观火的视角 电影整体上是一出群戏。涉及方方面面的角色：四行仓库这边的守卫国军、杂牌军、日军、特派员，以及对岸的女童子军、各国记者、爱国人士等等。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主角。开场1小时的视角基本上以“杂牌军”为主。表现他们一开始的各种胆怯、畏战。并且时常跳出仓库来到对岸租界，以对面百姓各国人的视角来隔岸观火。直到1小时后的抵抗日军阻击战才开始表现国军的正面作战。这种视角还是蛮独特的。但也有隔靴搔痒感。依照编剧套路，这些杂牌军也在战火中得到洗礼。电影还重点表现了这些男性老兵对烟、酒、女人“直男追求”的念念不忘，比较直男套路。 广东腔的谢晋元 片中各个角色各自操着各地的方言，令角色更加生动真实立得住，这点做得很棒。尤其是谢晋元的广东口音，既符合历史也让他的英勇坚定大气风范更深入人心。 只可远观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作为八百壮士传奇里最著名的事迹，电影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女童子军送旗、国军升旗鼓舞士气的桥段。甚至继承致敬了台版《八百壮士》，用大篇幅段落重点表现了国军弟兄们前赴后继地牺牲生命保护国旗不倒的壮烈气概。在升旗画面，也难得地出现了低沉悠扬的《三民主义歌》。 然而，公映版《八佰》也最大程度地弱化了这面最重要的中华民国国旗。所有国旗镜头都是远景，无任何国旗中近景特写镜头。颜色也十分黯淡，像掉了色。“青天白日”变成了“阴天灰日”。预告片中出现的一些国旗镜头也不见了。用生命捍卫的这面旗反被如此极度低调弱化，遮遮掩掩，实属讽刺。如片中日军台词“正在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以下有涉及结尾的剧透） 夸张与虚构 根据历史资料，守卫四行仓库的四百二十名壮士，至撤退共伤亡37人。在电影中却表现得极度惨烈，前前后后感觉能有上百人死伤。历史上自杀式炸弹袭击日军的只有一人，片中夸张表现成近十人。历史上守军过桥撤退至租界，只被日军机枪打伤十人。电影夸张得像是诺曼底登陆战，数十人中弹重伤牺牲。甚至谢晋元都身中数弹重伤无法站立。这已经是夸张到虚构史实了。极力渲染悲壮感。至于一众杂牌军、枪杀俘虏练胆、送电话线等更是无中生有张口就来。当然，这些也是艺术上的创作。 删减与缺失 据一些消息，公映版《八佰》最大的删减是开场部分，近十分钟。主要角色的出场都删掉了，导致影片开场显得突兀混乱，角色交代不清。 在片尾，留守四行仓库与狙击日军的两队“杂牌军”的结局也不了了之，埋下的炸弹等伏笔也没了下文。已经无法辨别是删减的因素还是刻意的留白了。 据传，另一删减角色是阮经天饰演的“金丝镜”。这是一个身在南岸民众之中的日本人。当他看到日军屠杀时，用日语高呼“不要！”，随即被愤怒的民众杀死，尸体吊在岸边。电影中确实可以看到那具尸体。如果这段删减属实，无疑会极大削弱电影的批判性。 整体看，管虎这次对“八百壮士”事迹的创作无疑是其导演生涯最重要的作品。也是相比1938、1975两版《八百壮士》战争场面最真实的一部。刻画了近十个有血有肉的角色。然而也有过度煽情、夸大史实的部分。并且经过了伤筋动骨的删减，片尾还加了强调突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作用的字幕。令人出戏但也是无奈之举。总之，这个公映版仍然是值得一看的，算是差强人意。期待有朝一日看到完整的导演剪辑版《八佰》吧。三星半

推开客厅那扇朝北的窗，我能看见一座白色的大型公路桥。写稿累了的时候，我喜欢盯着上面来来往往的小汽车。偶尔，也会以80公里/小时的速度开车从这座桥上疾驰而过，这时总有一些货船悄无声息地从桥底下钻过去，驶向一个未知的远方。

如果不是一部电影《八佰》，我可能都不会意识到大桥下这条叫蕴藻浜的河，曾经发生过如此惨烈的战斗。它在片中唯一一次被提到，是从王千源饰演的羊拐嘴里：“在蕴藻浜时，日本兵就是这样杀人的。”

查阅这段历史，每每找到一个蕴藻浜战斗的发生地，发现它距离自己的坐标仅有2公里或3公里时，内心就抑制不住地颤抖。仿佛电影里那些血腥的肉搏战，此刻正真实地在眼前上演。不，现实的残酷又岂止是电影所能比拟，这些画面确实是触目惊心地发生在四周鳞次栉比的小区绿地上。只是若干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片农田。

一直绵延至长江入海口的蕴藻浜，并未拖住日军前进的脚步。大场失守后，国军被迫退守苏州河北岸。为掩护主力部队西撤，中央下令让88师的一个加强营进入四行仓库。对外宣称这是“五二四团”，而彼时的指挥官谢晋元也只是团附，并非团长。谢晋元大概永远不会想到，当他带着400多名战士抱着必死之心加固防线时，他们会在未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历史课本里的“八百壮士”。

其实，在翻开历史课本前，我便早已耳闻谢晋元的大名，这又是一段绕不开的真实经历。小时候住外婆家，每次出门都能路过一所叫“晋元中学”的高中。后来我才知道，这所中学正是为纪念谢晋元而冠名的，校园里还有一尊谢晋元的铜像。从那以后，每每看到校门口走出来的大哥哥大姐姐，我的眼神中都会暗暗掺杂一丝敬佩。我也会偷偷观察他们的眼神，是不是都如传说中的八百壮士那般勇敢坚毅。

而事实上，所谓的“勇敢坚毅”只不过是后人粉饰下的一种刻板印象。在管虎的电影《八佰》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军人怯懦的一面。从一开头，就不断有“逃兵”被就地正法。淞沪会战已经打了将近三个月，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已然军心涣散，无心恋战，上海的失守注定只是时间问题。这点在那几个被临时编入88师的“散兵游勇”面前尤为明显：湖北保安团的哥俩，一个之所以来打仗，竟然只是想看一眼繁华的大上海，另一个还是小毛孩；姜武饰演的东北兵老铁，曾经跟过“张大帅”，照理说应该身经百战，却成为羊拐口中一个不折不扣的“瓜怂”；至于张译饰演的浙江保安团“老算盘”，更是一门心思打算逃命。他根本不想上阵杀敌，舍生取义，只想在乱世中苟安下来。

苏州河以北的士兵厌战，苏州河以南的人民看戏。从难民疯狂地涌入租界区开始，我们便看到了一个硝烟滚滚下依然歌舞升平的“人间天堂”。来到这里不但能保全性命，还能隔岸观火。不管帮会大佬还是上流贵妇，望远镜不离手的中产阶级，还是卖包子的个体户和跑腿的小报童，每个人都以自身视角来观摩这出惨烈的大戏。和对岸的士兵一样，他们对这场战争更加不抱以希望。只不过，有些人为对岸的枪声牵肠挂肚，有些人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经常看到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从这些厌战的士兵和看戏的人民身上，我们似乎见证了一个国家正在崩溃。但我们是否有资格去苛责这些“苟且偷生”的国人呢？无论他是一名士兵，还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首先是一个人，一条有血有肉的生命。任何有生命的物种，求生永远都是他的第一选择。所以，管虎并没有像很多俗套的电影那样，将“老算盘”强行洗白或反转。相反，他却始终维持了这个形象的人设。使得他的贪生怕死，变得更加有血有肉。这才是在残酷的大时代无情碾压下，一个小人物所能做出的某种抗争。

然而，即便一个置身事外的中国人，在目睹四行仓库的中国守军一次次顽强地阻击日军后，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悄悄改变。特别是当旗帜飘扬在四行仓库上空时，一种难以形容的情感如怒海中的波涛一样拍打着心脏，可以是久违的民族自豪感，可以是一种中华民族不会亡的信念。这一幕来源于真实历史，它释放出的凝聚力坚不可摧，将那些看热闹的人民和四行仓库的守军紧紧联结在一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明明可以在租界区明哲保身，却偏偏有人愿意冒着必死的决心去运送电话线圈。

毫无疑问，贪生怕死固然是战争下的一种人性常态，但不可否认的是，视死如归也是。每个人都有热血涌上大脑的一瞬间，之后他可能会后悔，但谁也无法阻止他藐视死神的那个当下。这是他人生中最鲁莽的一个时刻，也可能是他人生中最高光的一个时刻。信念这东西，没有人能称得出它到底值多少斤两。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的陈树生，绑着炸药包跳进了日军的阵地里……轰隆一声，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八百壮士血战到底的决心。从这一刻起，你才能真正理解谢团副的那句话：“对面是人间，而这里是坟墓。”这里也确实是坟墓，不是中国人的，就是日本人的。

只有几十米宽的苏州河，成为阻隔阴阳两地的冥河。断垣残壁和纸醉金迷，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这一切的源头，是国民政府错误地判断了英美方面的态度。他们执意发动淞沪会战，将毫无防御力的上海赤裸裸地暴露在日本海军的大炮巨舰面前。可以说从一开始，这场战争就是一出戏。演员的道具是一身血肉，导演和看客麻木不仁地坐视这场戏坠落深渊。直到曲终人散，四行仓库成为最后一幕戏的拍摄地，八百壮士则是最后一批演员。没有一颗炮弹落在租界区，这场戏确实也赚取了很好的口碑。然而，一切还是没有像之前预期的那样，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之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中国被拖进八年抗战的深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座硝烟弥漫的战场，人类即将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

管虎的高明在于，他将这种“看戏”的处理方式，贯穿于戏里戏外。电影里的人在看戏，看电影的人更是在看戏。它的悲剧性早已注定，因为历史是最好的剧本。但这确实给了导演不少灵感，比如在租界区设置一座戏台，用长坂坡这场戏来比喻四行仓库保卫战，祈愿谢晋元他们化身为常山赵子龙，七进七出曹营。而那匹漂亮的白马，更是成为小湖北心中的一种希望。它狂放不羁，自由穿梭于苏州河南北岸，是唯一一个能在人间和坟墓之间游走的生灵。最终，欧豪饰演的端午骑上了这匹白马，化身为小湖北眼中的“常山赵子龙”。

10年前，我带一位朋友去看苏州河。他因为贾宏声和周迅的那部电影，执意要来上海看看这条河。我们沿着河堤，走进了北苏州路一家咖啡馆。早已忘了当时点的什么咖啡，但却永远忘不了出门一刻的震惊。在我们的右手边，一座百孔千疮的巨大建筑浮现开来，“四行仓库”四个大字如咒语一般镶悬在最醒目的地方。

在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结尾，党卫军上校面对幽灵一般的瓦尔特，无可奈何地说出一句脍炙人口的台词：“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是该再来一次旧地重游了。我会带上家人，像80多年前站在苏州河南岸的人那般，遥望着四行仓库，缓缓对他们说：“看，这座仓库，它——就是八百壮士。”

不是最辉煌的时刻，才配写入历史。那些最惨痛的记忆，将成为史诗万世传唱。

“八百孤军血战四行仓库”的事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幕之一。从10月27日孤军奉令留守闸北开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惨烈的战斗，让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只要提到“孤军精神”、“八百壮士”，就足以让人血脉贲张，斗志昂然。它俨然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象征。直到今天，这段英勇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国家记忆。

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于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热潮。但本专题并没有使用“八佰”这个热门数字，而是使用经过历史学者严谨考证出的四行孤军真实的人数“四百二十”。

这是四百二十条鲜活的生命。即使今天的我们，与他们已经相隔83年的时光。但如果他们脱下军装，你会发现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与我们并无不同。他们也有暴躁的脾气、有年轻人的躁动，他们也会背地里说长官的坏话，会因敌人逼近而恐惧得瑟瑟发抖。

但就在那四天中，他们每个人都迸发出人类身上最英勇无畏的品格。他们清楚强敌围攻之下，再坚固的工事也难以坚持长久；他们也明知自己是孤军奋战，永远不会有援军来解救他们。当他们接受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是注定的结局。

但正是他们，在那四天里，以自己的勇敢坚毅，扛起了这个国家抗战到底的希望和决心。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场战斗在整个抗战史上，可谓微乎其微，但它的影响，却超越了那些以千万为计量单位的重大会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它让人相信，人类身上总有些事物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亵渎。哪怕这亵渎的诬妄之辞，打着“质疑”“求真”的旗号。

历史并非容不下神话，但诬妄之辞，终将随风而逝。唯有真实的历史所构建的神话，才能成为史诗，流传千古。

2020年8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四百廿 历史与神话中的四行孤军

撰文 | 李夏恩

烟柱腾空而起，与低垂的乌云相接，连成一片厚重的烟墙，在残垣断壁间蜿蜒，所经之处，炽烈的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将深秋十月的瑟瑟寒风化作灼人的热浪。但灰白的余烬，却如凛冬的雪花一样，带着余温，缓缓落在这片焦黑色的大地上。宽阔的街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小径则被瓦砾掩埋，成了高低不平的山丘，摇摇欲圮的建筑物不时落下碎石残砖，绝望地为这片废墟添砖加瓦。

战后的闸北，只剩一片残垣断壁。

这就是张秋明眼前所见的一切。他是一名普通士兵，隶属于88师524团一营二连，在过去的七十多天里，他亲眼目睹闸北，这片上海华界繁华喧嚷的所在，如何在频繁的轰炸和激烈的巷战中化为废墟。在战事最严酷的两周里，平均每天有超过两百枚炸弹倾泻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死亡的杀戮场上，他身边的同袍弟兄像麦秆一样被整片收割，几乎每五名士兵中就有两人会牺牲。

张秋明能安然活到现在，可以说一半是靠运气。放眼四周，那些熟悉的身影已经长眠沙场，而新的面孔，他尚未曾熟悉，就已阴阳两隔。

当兵

推上战场的普通人

张秋明可以算得上是营队里的一名老兵了。但仅仅两个多月前，他还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平凡铜匠，唯一和士兵这个职业沾边的地方，就是他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修理枪械的工作。他当兵的经历也颇为偶然，作为一名靠双手吃饭的手艺人，他不必像那些贫民将“当兵吃粮”当成谋生出路。

“他妈的，上战场去！”

这个念头，在“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开战风声日紧时，也曾在张秋明的脑海里转悠过，但却没有付诸实践。直到8月11日那天，他正在路上走，突然被军队拉了壮丁，硬拖去扛麻袋。张秋明“没有休息的接连一天半，只吃了一顿饭”，没拿到一分工钱，却吃了不少棍子，“我后来实在做不动了，木棍子抽得我一条条多粗的痕，我怨透了，我的脾气使我受不下去，才决心报仇”。

于是，在8月12日下午两点钟，他趁机逃跑，直奔88师的征兵处，自愿投军。

88师原本是战前中国最精锐的4个德械师之一。在留存至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支威武之师头戴德式钢盔，身穿挺括制服，手持枪械的勃勃雄姿。但张秋明的加入，多少打破了这一威武雄壮的表象。这样一个毫无战斗经验的毛头小兵，仅凭能操弄几下儿轻机枪，就“很够资格”顺利入伍。可以推想这支精锐之师，在临战前紧急征召了多少张秋明这样的新人，简单地训练后，就将他们投入激烈的杀戮战场，用脆弱的肉身闪避密集的炮弹来获得经验值。

许多人被无情地淘汰。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最初投入战场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原先的军官和士兵骨干现在只剩下两三成”，在10月26日向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的汇报中，88师的参谋长张柏亭表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他将这一情形比作沏茶，老兵是茶叶，而新兵是开水：“初沏时味道很浓，但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

一名88师的老兵，正在悠闲地抽着香烟。

88师战斗力的急剧退化，一名友军士兵形容这些增补的新兵们连打仗时匍匐前进都不懂得，还大声嘲笑这种“趴着打仗”是“藏头缩尾，有点儿怕死”，而自己则是挺胸抬头“站立着打”。尽管站立打仗看上去确实英勇无畏，但冲锋上阵，“敌人枪炮声，他们的哀嚎声，不幸地已谱上了交响曲”。士兵的军容，自然也不复从前一般挺括威武。《字林西报》的记者罗德兹·法默近距离采访了一群88师的士兵后写道：

“他们看起来似乎弱不禁风，一些人背着油纸伞；有一名士兵竟然带着一只金丝雀。很多士兵走路手牵手。滑稽的是，这些身形瘦弱、衣衫褴褛的男孩儿们，都是中国的英雄。”

焦友三就是这些增补进来“中国英雄”之一，他来自于湖北通城一个名叫羊镇的小村镇，是湖北省保安队的一名队员。保安队并非正式的军事组织，而是地方维持治安组建的部队，类似于乡村警察和民兵组织的综合体。

作家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描述的保安队可谓典型，他们就像一群集合起来的散兵游勇，多半在形同虚设的训练、无聊的擦枪和赌博中虚掷光阴，偶尔和当地小股土匪的干仗就算军事实践。

这些保安队员被简单地集合、整编，就在乡亲们的欢送声中登上用树枝伪装车头的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的舟车劳顿，抵达上海。焦友三被补进一营第三连，他很快发现在这个营里，湖北人占了十分之八的人数。与他一起的通城老乡则占到了其中的百分之六七十，共有一百五十多人。而他的同乡樊城则注意到，在他们抵达之前，这支部队牺牲惨重，“每连一般只剩下了五、六个人，最多也不过七、八个人”。

战事的惨烈可想而知，他们自然也能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何等残酷的战况。简单地训练后，这些新兵旋即被投入闸北战场，接受死亡的试炼。他们每人拿到了一支中正步枪，三百发子弹，两箱手榴弹。寥寥无几的战斗经验就是“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

一名典型的中国士兵形象，胸前的弹药袋里放着两枚手榴弹。

勇气和信念，多少弥补了训练、经验和战术上的不足。10月18日，88师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在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掩护下，轻装上阵的士兵们沿着火车北站大街急速行军，在日军尚在惊愕无定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四川北路的一段，切断了日军的补给链。但短短五天后，情势逆转。日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扑，占据空中绝对优势的日本战机对中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许多士兵来不及还击就粉身碎骨，或是被炮弹气浪掀起的地皮砸进土里。

10月26日，在日军强大的压制性火力和精良的装甲部队的攻势下，大场陷落，随即陷入一片火海。苏州河以北的军事压力几乎全部压到了闸北守军身上。日军对闸北实行大规模空袭。一名中国记者站在公共租界通往闸北的新垃圾桥上向北张望，他看到凌晨五点开始，日军就派出四五十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直到下午五点半空袭才告一段落，“敌人引起的火焰高数丈，整个都在红光的围绕中”。

溃败已经无可避免，对中方来说，唯一合理的方案就只有尽量保证有序地撤退，保存有生力量。24日晚，中国军队的总撤退以一种近乎悄无声息的方式进行。前方以激战作为掩护来保证大部队的撤退得以隐秘而有序地进行，大批士兵和辎重车马不断转移。10月26日晚，几乎全部军队都撤出了苏州河以北的阵地。令人费解的是，日军几乎没有觉察到中国军队大规模转移的迹象，在对闸北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后，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正忙着在废墟上插满太阳旗。

张秋明这样的88师的老兵和焦友三这样增补不久的新兵，如果不出意外，也会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转移阵地。至少这天晚上10时，他们所在的第一营得到的命令是：

“大场已失守，我们部队今晚有转移新阵地的消息，各营可马上命令各连准备妥当，在原阵地待命，工具器具弹药等，一概不准遗失”。

但仅仅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命运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命令

小人物的命运与大人物的算计

两枚炮弹呼啸着从正面飞来，杨瑞符敏锐地卧倒在地，闪身躲过炸弹，但爆炸震起的尘土和弥漫的烟火却险些让他窒息。四周枪炮声愈加紧张，他鼓起勇气，冒着弹片冲到位于上海北站的团部大楼。

35岁的杨瑞符，是88师524团第一营的营长。如果现存的照片可做参考，那么他看起来更像是个戴着金边眼镜、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但事实上，他已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兵。自19岁入伍以来，从吴佩孚的军队一路辗转，北伐战争中转投国民革命军麾下，直到淞沪会战前不久才晋升为营长。

杨瑞符像

一个小时前，他刚奉令前往团部接受部队当晚转移新阵地的命令。这条命令让杨瑞符内心“好像失了一种宝贵的东西一样，形容不出地苦痛着”。回到营部，他拨通给团长韩宪元的电话，诉说自己对撤退命令的不满。他列举自开战以来的两个月里，我军成功击退了敌人以大量炮火进行的四次总攻，他反问道：“今天，我军虽有伤亡，可是还有许多巩固工事和实力，难道就这样白白地把我们的大场丢掉吗？”

团长以“战略上的关系”为由，拒绝了他坚守阵地的请求。杨瑞符只得无奈答道：“好吧！”

但一个小时后，他冒着枪林弹雨再次前往团部，看到的却是一副紧张而奇怪的场面：“我见到团长敬礼毕，两目注视团长很久，可是团长一言不发，观其神色，私有欲言而难言的苦衷”。二十分钟后，团附谢晋元从师部回来，同样神情紧张地将一张小纸条交到他的手中——谜底终于揭晓，纸条上写的是88师师长孙元良下令524团第一营死守闸北的命令。

对杨瑞符和524团的军官来说，这道命令突如其来。但它却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番思虑权衡后得出的结果。10月26日上午，第88师师部接到了战区副司令官顾祝同的来电。顾在电话中征询师长孙元良的意见，有意将88师留置在闸北地区，分散据守，相机展开游击战。孙元良却认为此举是在无意义地浪费兵力。他深知88师早非战前精良的德械师，而是由保安队和新兵拼凑起来的队伍。在他的备受非议的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他写道自己当时直截了当拒绝了顾祝同的征询：

“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了五次的补充啊！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况，所以我不能同意。”

如果孙元良的回忆可靠，他的反对确实无可辩驳。将一群缺乏训练的新兵拆散送上装备精良的敌军盘踞的阵地，无异于集体送死。他特意派出参谋长张柏亭面见顾祝同进行详细的说明。前往司令部的路上，张柏亭看到三五成群从大场阵地溃散的伤兵正在仓皇逃散，敌机不断在空中盘旋扫射。在经过了反复的停车躲避后，张柏亭终于抵达司令部。他首先向顾祝同报告了沿途所见的溃散情形，打算以此触动顾祝同改变让88师留守闸北的想法。但顾祝同却告诉他，这并非他个人意见，而是来自最高指挥官委员长蒋介石的指示。顾祝同解释说，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所以蒋介石有意让88师留守继续作战：

“寸土必争，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并相机游击，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

张柏亭在多年后对他与顾祝同这场谈话的回忆，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印象，认定留守闸北作战的88师将士浴血奋战的目的，不过是一场用来取悦西方列强，博取“友邦同情”的“表演战”，并且进一步得出结论，认定军方高层就是牺牲将士血肉媚外求和。

毕竟，“国际联盟”以软弱无能著称于世，这种无能还有众多先例，两年前，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尽管国联做出制裁决定，但根本未能践行。更早的四年前，当国联委派的李顿调查团赴东北对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进行调查，尽管调查后做出了谴责日本的声明，但日本的反应是直接退出国联。

如今，自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已侵占华北，上海及苏嘉地区也岌岌可危。国联除了开会和发表一些看似不疼不痒的声明外，似乎更是一无是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4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向英国政府提出向国联申诉的问题，但遭到英法两国的共同婉拒。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初期，外交家顾维钧奔走游说，但各国首脑仍然只是口头声称同情中国抗战事业，但“谁也不能单独地采取任何行动”。

然而，淞沪会战爆发一个月后，9月13日开幕的国联第十八届大会，却宣布将中国申诉纳入大会议程。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在会上发言要求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16日，大会决定将中国的申诉提交远东顾问委员会进行调查。28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飞机滥炸无辜。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对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并建议国联各成员国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国抵抗力量和增加它在当前这场冲突中困难的行动。建议各成员国应考虑通过何种途径分别给中国的援助。”并建议尽速召开会议进行进一步探讨。同一天，美国正式宣布日本为侵略国，破坏了《九国公约》和《洛迦诺非战公约》。

为何国际社会的态度会发生如此转变？答案就在淞沪会战的爆发。

棋子

通往四行仓库的国际抉择

“我感到没脸见人，中国将成为笑柄。”

顾维钧感到孤立无援。7月29日，在得知北平陷落的消息后，这位一向巧舌如簧的外交家在各国政要面前处处碰壁。法国驻英大使科尔宾对他的拜访冷面以对，英国首相艾登在下院的报告宣称日本有权在华北任何地点驻军，而当前的危机并非日本人挑起的。美国大使蒲立德对中国表面予以同情却虚与委蛇。美国的态度，直到淞沪会战的两天前，还是“小心翼翼，缄口不言”。

现代战争最令人无奈的一点是，就是只有镜头下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战争。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纵然领土辽阔，但它的国家形象却浓缩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国际都会中。只有在那里发生战争，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但七月爆发的平津战役，中国军队的仓皇落败让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作为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避免，没有人会冒险把赌注押在注定失败的一方。

但战事在上海的爆发，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屡挫屡战、百折不挠的中国形象，尽管付出的代价巨大，但中国军人却寸土必争，视死如归。这种顽强的信念和九月几场及时的胜利，给了国际社会以信心，让他们相信中国有最终获胜的潜能。国际势利的天平也逐渐偏向正义的一方。

1937年淞沪会战中，中国外交阵容。从上至下，从右至左：外交部长王宠惠、出席九国公约首席代表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比大使钱泰、驻美大使王正廷、驻苏大使蒋廷黻（中）。

但前面提到的国联做出的这些决议和声明，毕竟只是口惠而非实至。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深知这一点。10月24日，准备在11月初参加国际会议的顾维钧等人，得到蒋介石发来训令，其中明确指出：

“依照目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必须认识清楚”。

但认清失败并非没有需要达到的目的：“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方法。”这一点，在次日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做出的决议，进行了更细致的说明：

“（一）维持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即积极地抵制日货，消极地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尽量予以满足之条件，关于运输事项，尤须随时予以中国以最大之便利，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

决议的后一条尤为重要，几乎可以说是关系到中国抗战的未来走向。根据抗战史学者霍安治的研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武器装备可以说是最大的短板。尽管中国从1931年开始就制定了建设国防工业的计划，投入巨资购买武器设备，建立工厂。但纵然如此，按照计划，工厂预计也只能在1939年前完工。

然而1937年爆发的战争，猝然打断了这一进程。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就陷入武器短缺危机。1937年8月1日，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向蒋介石提出紧急报告，国内现存弹药只能支撑三个月时间。而与此同时，目睹中国平津战事溃败的欧美各国军火商，却纷纷推掉了中国紧急发来的武器订单。害怕他们因接下中国军购订单而开罪日本。欧美各国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武器禁运。

更雪上加霜的状况发生在北平沦陷的次日。7月30日，顾维钧拜会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询问他如果中日开战，日本封锁中国港口，法国是否允许中国自由使用印度支那海岸以进口武器。日本对中国各海港的轰炸和封锁，让这一问题变得迫在眉睫。但瓦伦纳却拒绝了顾维钧的请求，他表示如果允许中国武器和军用物资过境，可能使法日发生很大纠纷。不仅如此，法国甚至“倾向于不让中国使用印度支那海岸线”。

国内强敌凭陵，国外友邦袖手，中国孤立无援。但在上海战场上，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提振了欧美各国的信心。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各国应考虑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支援。两天后，顾维钧启程前往巴黎，会见法国领导人，商谈中国物资通过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的问题。

随着淞沪会战的战事扩大，法国的态度正在软化，但仍然摇摆不定。10月19日，在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的谈判中，顾维钧几乎说服了莱热打消日本报复的顾虑。但莱热在谈话的最后表示，他希望可以等到10月30日之后在召开的国际会议，如果与会各国都同意对援助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那么法国也愿意重新考虑军备物资在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

但就在此时，10月26日大场之战的猝然溃败，让中国在战事中陡然处于劣势。国际社会势利的天平再次摇摆。中国亟须一场战役在国际社会眼前挽回名誉，提振信心。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有足够的底气达成获得外援和战备支持的目标。

当顾祝同提到“唤起友邦同情”这个理由时，张柏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委员长的训示是政略目的”，而非作战时的战略考虑。因此，只要能起到吸引中外视听的政治宣传目的，那么“不必要硬性地规定兵力，也不必要拘泥何种方式，尽可授权担当部队，斟酌战场实际状况，来作适切的措置。”

虽然张柏亭与顾祝同经过商议后，决定只留下一个团的兵力进行据守，但孙元良在一番踱步之后，感到一团兵力未免让他自己失之过多，因此更缩减为一个加强营——524团第一营。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肩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对接到命令的杨瑞符和谢晋元来说，他们自然未必知道命令背后隐藏的权衡博弈。国际社会的势利与算计，中国政府寻求外援的迫切和努力，以及渴盼一场胜利来坚定信心的中国民众的殷切期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是棋子，是国际舞台上表演的提线傀儡，是大人物用以实现目的的工具。无论这目的有多崇高，多重要，但他们就是作为工具的棋子。

谢晋元像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在全军撤退的情况下，唯一留守坚据的他们，是援军永远不会出现的孤军。孤军对战强敌，最可能的命运就是全军覆没。接到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已经把镰刀横在了每一名士兵的脖颈前，随时等待收割他们的性命。

这一点他们的内心必然洞若观火——他们很清楚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当团长韩宪元将命令交到杨瑞符手里时，他表示非常难过，他深知这是道送死的命令。但杨瑞符却表现得很激昂：“请团长放心，我誓以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争人格。”话未完，团长迅速地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说：“好！你在这地和敌人作最后一拼吧！”

没有抱怨、没有愤怒、没有懊丧，只是平静，甚至兴奋地接受了这一孤立无援的赴死重任。当中国民众真诚希望的目光，倾注到他们同样真诚赴死的身体里时，他们便不再是棋子，不再是傀儡，也不是工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着独立意识的鲜活的人。这固然是对命令的服从，但也是出于个人意志的抉择。当谢晋元对士兵们喊道：

“谁愿意死守的举手。”

张秋明看到许多同志都热烈地举起手来，“我也把手举得高高的”。

1937年10月27日零时二十分，这四百二十名士兵，将走向那个注定会将历史浇筑成神话的宿命之地——四行仓库。

火蛇狂舞，扭动着灼热的身体，气焰汹汹地包围着这些年轻的中国士兵。浓烟裹着劈啪作响的火星，在四面徘徊，伺机突袭。10月27日上午7点，占领了几乎全部闸北的日军，开始有目的地四下纵火。截至中午，一道6公里长的烟墙拔地而起。数千条火蛇在风的助势下四处游走，寻找着一切可以吞噬的易燃物。它们当然也相中了这些年轻的躯体，尤其是在枪弹的伴奏下，显得更为咄咄逼人。

这是张秋明在这场战斗中与死亡的首次零距离接触。他和几名同袍正在外围执行掩护任务，负责掩护所有的士兵都赶到四行仓库。但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烈焰攻势。“我们像稻子似的裹在中间，眼见得立刻要死了”。

就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决心勇敢直面狂暴的命运，死里求生。而生机竟然藏在与死亡最切近的地方——一座正在被烈火吞噬的木行里。手艺人的出身让他意识到，越是易燃的场所就越会安放灭火设施。“我在火烧得最旺的木行里寻出七八架灭火机，自己背了两架，一路浇过去。”

在灭火自救的一片忙乱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终于等来了这道迟到的命令——本应负责传令的传令兵已经受伤挂彩——连长不得不亲自传达命令，让他们这些负责外围掩护的士兵们退到四行仓库去。

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自1935年落成以来，就是上海最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之一。长久以来，它被误认为出自天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设计，但事实上，这座简洁庞大的仓库出自苏格兰通和洋行之手。作为四大银行的仓库，在设计兴建时，它就完全考虑了坚固和实用两大特点。占地超过20000平方米，内部空间巨大，共有五层，是方圆0.53英亩内最高的建筑之一。虽然它当初的选址完全是出于商业、交通和地价三大考虑，而特意选在了上海交通枢纽北站附近，苏州河畔，与公共租界只是一座新垃圾桥之遥。但却阴错阳差地在战时成为占尽地利的防御工事。负责修筑工事的杨瑞符看到这座仓库颇感兴奋：

“这座仓库，真是一个‘天然堡垒’，储存了几千万包粮食，第一、二、三层都是小麦杂粮之类，四层与五层是牛皮与丝茧，都是很有用处。一层至三层，我们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将每个窗户门口封闭了，南墙边的麻包，推挤了五公尺厚，北边各门口，筑有十几公尺厚，是从地板到屋顶。第四层因为材料不够，并为引诱敌人多多消耗弹药，实际我们无人住在第四层，第五层工事昨天已经完成，这层工事非常好，比敌人侵占的交通银行仓库高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控制敌人，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

杨瑞符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这座“天然堡垒”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它还毗邻一个巨大的易燃危险品：大英自来火房巨大的煤气储存槽。如果日军对四行仓库贸然进行炮击，万一误中煤气储存槽引起爆炸，势必会震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引来西方列强的国际交涉。即使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日军在进攻四行仓库时也不得不畏首畏尾，不敢轻举妄动。这种以绑架公共租界为挡箭牌的措施，虽然看似狡黠，但却在防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但守卫仓库的孤军不至担心重炮攻击。临近租界的位置，也让日本战机不敢轻易投弹，以免误中河对岸的租界和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日军绘制的《四行仓库进击图》，见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

“天然堡垒”外墙坚固，占尽地利，解决了中国守军面临两个最大危险。但时不我待。就在仓库第一层工事赶筑之时，清晨八点十分，在外侦察的警戒部队报告敌人已占领原先团部所在的北站大楼，并且插上了太阳旗。三个小时后，第一批敌人逼近四行仓库。他们手持太阳旗，气势汹汹，似乎对这些孤守仓库的中国士兵轻蔑小觑，但他们的高傲旋即遭遇在外围阵地守兵的迎头痛击。杨瑞符声称他们旗开得胜，击毙了五名敌军，其他则落荒而逃。

一个小时后，日军再度集结部队，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吸取了轻敌的教训，倍加小心。记者罗德兹·法默在河对岸安全的租界里，与数千名闻风而来的中国人一起欣赏这场隔河相望的激战。他看到这群日本兵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碎石瓦砾中匍匐前行，从一个掩体爬向另一个掩体，40多米的距离花了他们50分钟。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隐蔽在暗处的中国守军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日军靠得够近，中国士兵就运用起他们刚入伍时学到的基本克敌法，手榴弹如暴雨般砸向他们。待烟尘散尽后，那些依然能动的日本兵被步枪一一解决掉。几个试图解救伤员的日本兵也被毫不留情地击毙。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日军的手段更加残忍，张秋明看到九名警戒部队的弟兄未及撤入仓库中，被日军俘获，反绑双臂，杀害在苏州河边。在这一轮攻势中，士兵们不得不放弃外围阵地，撤入仓库内。日军的猛攻仍未间断，数名敌兵甚至冲进仓库。四行仓库内，第一场血战也拉开序幕。负责把手大门的三连连长石美豪全身蒙了一层面粉，“面部被弹射穿，血淋满面，他仍然用毛巾敷着，不离阵地”，不久之后，他的后腿也被子弹打穿。七八名攻进仓库的日兵被张秋明看到，此时只有他独自守岗，其他人都在里面加固第二道防御工事。

这是死亡第二次寻衅而来，尽管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他在闸北战场上已经历经枪林弹雨，但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是让他心生恐惧，他轻轻爬进了麻袋，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我用力抱紧柱子，不使抖动，同时慢慢地把枪举起来，上端贴着脸孔，下端贴着屁股，摸一摸腰边，还好，还剩下几颗子弹，很困难地没有气息地装了进去，再把麻袋戳个洞，把枪口对准了敌人，外面枪炮轰炸声，在这时的我听来，特别地响亮，可怕，身体滚烫，仿佛浸在沸水里，皮肤发着烧，从麻袋里看出去的一切都是恐怖和狰狞，我等着等着，等他们集合到门边的机会，‘拍拍拍’枪机发动了，三四个敌人应声倒在地上，其余的狼狈逃去。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张秋明死里逃生击毙敌兵的机智之举，得到了同袍们的齐声赞扬，尽管射击时的声响震坏了他的神经，但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了。但对这位死里逃生的士兵来说，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目睹的一位同袍惨烈的牺牲：

“有一个同志，很老的年纪，在身边围了七八个手榴弹，手里也拿着一个，爬到最高楼，看，看见一群敌人来了时，纵身跳下，同时手榴弹也掷了出去。敌人都死了，他自己可也牺牲了。”

这个身绑炸弹从高楼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是四行仓库战斗中最惨烈的一幕。除了张秋明在战斗一年后的采访中提及此事外，还至少得到了两位同袍的支持。一名叫章渭源的老兵，在54年后的回忆中，提到这位牺牲的同袍名叫陈树生，他是将炸弹绑在身上，从六楼窗口跳下，但炸死的不仅是敌人，而是一辆敌人坦克。而另一位名叫焦友三的老兵，在50年后的回忆中提出身捆炸弹纵身跃下的不止陈树生一人，至少还有张秋民、杨顺广两人，他们一共炸死了200余名敌军，跃下的楼层也从六楼变成了七楼——但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仓库本身只有五层。

一些研究者因此怀疑这个细节的真实性，他们指出仓库的窗户在当时安有金属网格，仓促之间砸碎玻璃根本不可能，更况且高层窗户由于仓库特制，本身无法全部打开，自然也没有空间能容纳一个成人跳出去。

因此这个身绑炸弹跳窗牺牲的故事，完全是一些不了解仓库结构的小报媒体为宣传四行守军英勇气概编造出来的神话。这些神话流传开来，甚至渗入亲历老兵们的记忆中，制造出混在真实回忆中的虚假记忆。

但如果仔细查考来龙去脉，就会发现，这个惨烈的牺牲故事，至少在这场战斗结束的次月，就已经流传开来。1937年11月初版的一本图册《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编著者赵景深就已经讲述了这个故事：“我军一兵瞥见拼一死，手榴子弹缚在腰，突由六楼往下跃，一阵青烟，敌我一同烟火消”。

赵景深编《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中的插图，一名战士身绑手榴弹从楼上跃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赵景深在序言中特别声明，这本书虽然起稿是在孤军退出四行之前，但他特意等到孤军撤出四行仓库之后，请指挥这场战斗的杨瑞符营长亲自修改并增加了内容，才予以付印。因此，至少在真实性上，这个故事应该得到了亲历者的认可。张秋明在一年后的回忆，尽管未提及人名，但再次复述了这个故事。

查阅杨瑞符的记述就会发现与张秋明回忆，会发现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杨瑞符安排战士向下投掷手榴弹和张秋明看到战友身绑炸弹跳楼的地方，都是在顶层。因此，这位牺牲者并非从窗户跃出，而是从楼顶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无论这个故事最终的真相究竟如何，伤亡始终萦绕着守军的头顶，不时俯冲下来试炼他们紧张的神经。10月28日，下午三点，第二场血战在蒙蒙细雨中开始，杨瑞符记述道：“仓库各楼，枪弹横飞，烟焰闭目”。伤亡人数在迅速增加，但仓库简陋的环境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救治。一名叫周福其的士兵，只能和战友眼睁睁地看着受伤的战友痛苦呻吟，“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伤员甚至请求战友给他一枪，尽快结束他的痛苦。”

条件愈发艰苦。直到晚上九点，他们才找到一部电话，与外界联系，请求近在咫尺的租界英美驻军协助，将伤兵运入租界救治。在伤兵离开前，杨瑞符特意叮嘱他们，如果有人询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八百壮士”的神话由此诞生。

同时送出去的，还有捆好的一束书信——这是仓库里的士兵们写下的遗书。大部分中国士兵出身寒微，几乎不识字。周福其回忆道，他当时只能让识字的同袍帮忙代写，“无非是一些对父母宽慰的话”。一些士兵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只能咬破手指，在应该签名的地方摁上手印——如果他们就此牺牲，这就是他们留在人世唯一的遗迹。

但也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士兵，面对死亡的迫近时，用简短却深情的笔墨，留下自己在人世间的最后嘱托：

“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留守了；死是一定要死的，不过我要一个机会，死我一个时，换日本兵廿几条命。妻：别再想我回来，也别想我一个全尸。孩子还小，这是我的悬念。不过我你都受高等教育，我幸而不必担忧你以后的生活，是我剪断我自己的生命的线，你收起你的泪珠。永别了。”

捐助

民众的热望

“死”这个字，在琴歌的脑海里一晃而过。他脑海中迸出几句歌词：“我们流完最后一滴热血，为我们心爱的祖国战到最后一口呼吸！”但还未等他哼唱出来，旁边一个年轻的孩子却不由自主地越唱越高兴：“前途无限光明！走上去……”

“喂！别唱！”

司机的一声怒喝将歌声拦腰斩断。除了发动机的声音，四周一片沉寂。

此时是夜晚八点半，暮色已深。战时的租界虽然不比往日繁华，但与河对岸笼罩在一片黑暗中死寂的闸北相比，仍然显得灯火璀璨。遥望闸北，只能看到未熄灭的战火在残垣中时隐时现。以及四行仓库中倏忽明暗的微光——为了防止敌人窥探，进驻仓库的第一天，杨瑞符就下令打破了所有电灯。那是不眠的四行孤军们，赶在次日敌军的突袭前修筑工事照亮的煤油灯。

三辆卡车一路向北行驶，愈向北行，“夜黑得愈凄凉，愈悲壮。靠近北边的路上，只有几个巡捕竦竦的影儿在微弱的灯光里移动”。他们已经抵达了从租界通往闸北的垃圾桥。驻守英军知道这些车辆的目的，他们将拦在中央的铁丝网拉开一条路。汽车缓缓地滑向桥对过的黑暗中。车夫们驾轻就熟地把车辆开到最轻最慢，熄灭了前后车灯，以免引起敌军的注意。但纵使如此，仍然有恼人的声音从车底钻出来，让琴歌和其他同伴的心，“像熔化的铅块一样忽然沉重了下来。”

琴歌一行夤夜前往闸北如此提心吊胆，所冒风险自然并非心中幻想。他们所承担的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将白天民众援助四行孤军的物资，趁夜送到仓库中。尽管孤军占领的四行仓库中物资丰沛，并不缺少米麦食粮，但其他物资却相当匮乏。很可能是敌军切断了供水，导致仓库守军连基本洗漱饮水都出现困难。杨瑞符不得不下令将所有污水小便都收集起来，妥善保存，以备消防之用。自然也没有多余的水可以烹煮食物。自从自来水断后，士兵们连续两天持续作战，却粒米未进。他们亟须食物和水的补给。而这些，正是在整个白天站在河对岸租界安全区内隔水观战的民众最力所能及也最心甘情愿的义举。

正在吃光饼的中国士兵

为四行孤军捐献物资的场景，可能是战争中最富有激情的景象之一。它充分体现出了民众对抗战的热忱绝非几句振臂高呼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尽己所能。从琴歌和他的同志们开设后方办事处开始，办公室里的电话铃便络绎不绝，“各式各样的人一群一群地涌进来，各界的慰问品直接间接好像挑山倒海的滚滚而来，我简直会想到将要开一家规模顶大的百货公司。”品种琳琅满目到骇人的地步，“饮料有啤酒、汽水、鲜橘汁、可口可乐，食品有光饼、面包、饼干、馒头、蛋糕、咖啡、糖、油焖笋、什锦菜、菠萝蜜、水果、鸡蛋、牛奶、盐、糖……”，甚至还包括在当时价格不菲的鱼肝油和白木耳。

捐助者也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商贾大户到贩夫走卒。有赤贫的老式店家的学徒，新式商店的店员，许多可爱的儿童与小姐，有阔人用银行存款成批地购买，也有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钱买来。在捐助者中，甚至包括难民收容所里的全体难民，他们发起了绝食一天的运动，将省下的粮食钱款捐赠给孤军们。

光饼即重一斤，直径一尺的面饼，是一种易于保存又能扛饿的方便军粮。

这种全民热情的捐助运动，背后是军人形象在现代中国的重新塑造。传统中国，士兵这一职业一直以来被视为低等人从事的贱业。所谓“丘八”就是对士兵的蔑称。而自清末以降兵连祸结、军阀混战的现实，也让民众对士兵的印象一再跌落。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了饭碗杀戮抢掠的土匪。士兵与打家劫舍的土匪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在抢劫时身穿制服。1920年代，一位评论者指出，中国的几大祸患之一就是“兵匪一家”。

但淞沪会战彻底改变了民众对军人这一职业的看法。民众看着这些身穿制服的人为了保卫家园冲锋陷阵，与侵略者肉搏厮杀。尤其是战争初期那些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精锐德械式，他们奔赴战场的威武雄姿令人倾倒。为国家寸土必争而不是为抢夺地盘权势的国家军队的正面形象，在抗战初期被迅速塑造出来。《密勒氏评论报》报道称：

“数百万的中国人团结起来，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士兵。上流社会男士捐款；女士为士兵们准备衣服并带去慰问；男孩和女孩作为‘童子军’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为前线的士兵筹款。现在中国人开始说，这是‘我们的军队’，这是‘我们的战士’和‘我们的英雄’。”

军人本身的自我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效忠对象不再是某个统治集团，而是上升为国家本身。从军的目的不再是当兵吃粮而是保家卫国，成为现代军人的一个常识。传统中国的“忠”的道德观念与现代国家意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军人观念。成仁取义，为国捐躯，成为了军人的天职。一如杨瑞符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

“我想：这次假如我成了功，我不愧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军人……我相信我成了仁以后，只要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断绝，我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光荣的名字。”

……

1938年电影《八百壮士》中四行孤军与女童子军杨惠敏在一起

运送物资的卡车终于在夜色的掩护下，滑到四行仓库的外面。他们爬进仓库外面的一家店铺，爬过沙袋堆，终于在黑暗中看见了等待物资的四行孤军的士兵：

“他们穿得那样单薄，腰上挂满了手榴弹，他们强烈的眼光投射过来，仿佛几盏明灯，他们都是二十岁的光景，沉毅而且勇壮，他们有着一个永恒的生命，仿佛海阔天空的浪潮阵阵汹涌。死神的魔手虽然在他们面前乱抓，可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和悲哀。”

当琴歌把……和香烟一同交到他们手里时，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忽然心花怒放地叫着，身体像野孩子一样蹦跳起来”。

血战

尚未结束的战斗

著名版画家胡一川于1938年作版画《八百壮士》

“大家有三天没有睡觉，弄得精神疲倦，那是事实，但是我们不拼命的将工事完成，敌寇就会马上要我们的命，试问大家要睡觉还是要命？以后我假若看见不服从命令而睡觉的人，我绝对地严加惩罚。”

疲劳正在蔓延，消耗着孤军们的斗志。10月29日凌晨三点，当杨瑞符到各连视察加固工事进程时，发现有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地睡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他不得不发出严厉警告，强迫他们起来继续工作。但不久之后，杨瑞符就发现，这些疲惫已极的士兵已经学会了阳奉阴违，他们建立了攻守联盟，一个偷睡，一个放哨，看到营长过来便赶紧将对方弄醒。而一些士兵，甚至在杨瑞符过来督工时，仍然坐着不动，用嬉笑的姿态对他说：“营长啊！我们刚才休息，实在没有睡觉。”

没人知道孤军独守的日子会维持多久。他们只能努力抓紧每一秒时间。通过外面送来的报纸，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坚守，成为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他们身上肩负的不仅是守住整个仓库，还有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但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国际社会树立的光辉形象，已经让日军颜面尽失。如果说开始的两天，四行仓库不过是日军手指的一根毛刺，那么现在，经过舆论媒体的反复渲染，这座废墟上旗帜飞扬的孤独堡垒，俨然成为日军心头的一根倒刺。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根小小倒刺竟然成为自己的腹心之患。

下午两点，日军发动第一波总攻，密集的枪炮砸向仓库，但却被坚固的外墙挡在外面。一位顽皮的士兵，用长竹竿将自己的钢盔挑到窗外，作出窥探的样子，竟引得敌军以机枪集中射击。成为了孤军疲累交加的战斗中开怀大笑的一刻。敌人的枪炮声彻夜未绝。但杨瑞符发现一些极度疲惫的士兵，竟然将凶猛的炮火置之度外，甜蜜地睡在地上。

时间终于到了10月30日。猛烈的炮火，甚至让垃圾桥上驻守的英军士兵也不得不撤退。这天，日军终于使用平射炮向墙壁开火，并且轰开了几个洞眼。但这些洞眼在杨瑞符看来，可谓“感谢极了”。他立刻让士兵在洞口架设机关枪，对敌军聚集之处进行扫射。但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深夜11时许，日军开始用重迫击炮和平射炮对仓库进行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轰轰之声，震破了长夜的沉寂。”就在交战最激烈的时刻，突然，他们得到了来自军事最高统帅直接下达的撤退命令。

此时是深夜12点。突如其来的撤退令就像当初的留守令一样，让杨瑞符和谢晋元莫可名状。但他们只能尽快服从命令从仓库撤出。尽管连日来阅读报章让这些孤军将士们知道，自己留守仓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英勇无畏的抵抗精神，吸引世界目光，进而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以抵消连日来战略溃败造成的不良影响。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目的达成得如此之快。全球享有盛誉的伦敦《泰晤士报》，在10月29日发表社论，一改之前故作客观甚至揶揄中国的口吻，赞颂道：

“中国军人现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此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虽中国军人大部分现犹训练未充足，武装未齐备，并因无力置备雨衣，犹携伞与俱，然扼守人所认为不能支持一周之阵地，竟至十周之久，而其退却也，在任何新式陆军不能抵抗的猛烈炮火轰炸之下。吾人于此，将见上海华军之抵抗，将在中国各处发生精神上影响，不独今日如是，即在将来亦然。”

在之后召开的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中国的顽强抵抗，受到了与会各国的认可和同情。一如顾维钧在对战局和国际关系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上海的战斗给了全世界一种印象，中国是有力量回击的：

“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布鲁塞尔国际会议的与会各国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西方确信中国的潜力到底还是很大的。”

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在九国公约国际会议上为中国据理力争，获得各国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扭转了之前对中国不团结和斗志差的偏见，这些西方国家相信，“如果从物资上给予适当的帮助，中国可望依靠自己进行战斗。于是，出现了向中国提供军需供应的新的可能性”。

与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欧洲国家，首先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军备物资。比利时火速出售大批79步枪与轻机枪，全部现货交运；奥地利出售一批迫击炮；丹麦政府则放行丹麦步枪集团公司的军火大订单，包括320门麦德森20毫米小炮、一批麦德森机枪，以及一个麦德森机枪厂的全套机台设备。捷克总统贝纳斯亲自指示将中国渴求已久的捷克轻机枪的图纸，无偿赠送给中国。法国在不久后，也开放了印度支那作为军资用品运抵中国的交通线。

国际社会的天平虽然势利，但这一次终于选择偏向正义的一方。尽管令人悲哀的是，充当砝码的，是像四平孤军一样成千上万普通中国士兵舍命奋战流淌的鲜血。

这些鲜血，从战略上看，很容易被事后聪明的人认定是平白浪费。在诸多对四平仓库血战贬斥的观点中，有一个最刺耳，也最能迷惑那些对不谙史料的读者视听。根据一份日文史料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的记载，四行仓库之战以日军占领仓库，大获全胜告终，在整场战斗中，日军的损失仅有“重伤三人、轻伤二十四人、微伤十四人，总计四十二人”（原文如此，按这三项数字相加应为四十一人）的轻微损失。战后，由日本学者编纂的权威战史著作《战史丛书》第72卷引用了这一数据。另一份同样由海军编纂的《支那事变尽忠録》卷三中，则提到这场战斗仅有一名死者，是一名叫田中士陆的海军特务少尉，重伤而死。

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中“闸北进击战”中登记战果的一页。写明中方留下100具尸体，而日军总计伤42人。在这份报告的前一页写着中方军队人数为800名。

如果认定日军战报中的数字真实无误，那么只能遗憾地得出结论。中方的数据，尤其是孤军将士提供的报告是完全不正确的。10月27日，谢晋元在给孙元良的报告中写道：

“廿七日敌攻击结果，据瞭望哨报告，毙敌在八十名以上。廿八日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

杨瑞符的日记也同样证实了谢晋元的说法。但仅此一天中方报告的数字，就超过日军战报的统计数字。

那么究竟谁在撒谎呢？战争时期，为了起到宣传作用，双方在整理战报时，都有可能掺杂水分，夸大对方的伤亡，减少己方的损失。谢晋元呈递的报告自然不能无夸大之处，但日军的报告中仅死亡一人同样经不起推敲，在当时从旁观战的外国记者就目击到至少有两名日军士兵毙命。而且，就在《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这份战报中，日军宣称，他们发现了一百多具中国士兵尸体。而这一点，在战斗结束三天后，谢晋元接受外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它的不实之处：

“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心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但诚如谢晋元在采访中坦诚的那样，许多孤军士兵在撤退时牺牲。日军用密集炮火阻住孤军退路。大开探照灯追踪企图撤入租界的孤军士兵，进行扫射。这是一场残忍的单方面屠杀。尽管驻守租界的英军想要为这些他们敬佩多日的中国英雄们提供帮助，但交织的子弹阻挡了他们救人的脚步。他们只能等待这些撤离的孤军足够幸运，通过密集的火力封锁抵达英军防线。

杨瑞符在即将抵达防线时被击穿左腿。数日以来指挥战斗的紧张神经，让他直到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才意识到大腿被子弹洞穿，剧痛倒地。张秋明因为战友被火熏倒，决定替代他的任务，每隔十分钟丢一颗炸弹，作为战友撤退的火力掩护。但就在他准备跳出沙袋掩体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臂，手榴弹从手中滑落。尽管他机警地从沙袋上滚下去，但炸弹还是爆炸了。

“摸一摸手臂，嘿，手臂已经像毛巾似的可以绞过来，肉和血都混糊了，软绵绵的一团”。看着同袍已经撤离殆尽，他支撑着走了几步，终于倒了下来。一个外国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于是过来想取走他的枪：

“我的枪是挎着胸背的——枪就是我的性命，即使我真的死了，也要背着他。”

他被连枪带人拖了过去，外国人发现这个血肉模糊的孤军战士居然还有呼吸，于是把他送进医院。他的手臂截了一次又一次，重伤感染让他“好几次到了太平间又出来”。但张秋明还是努力活了下来，并且学会了画画：

“我残废了，没有关系，再去作战，还有嘴巴可以把我的经验讲给小弟弟小妹妹听。左臂没有了，还有右臂，就利用我的右手，我现在正在研究无线电报、肥皂和图画，万一不能生活的时候，就靠它们过活。”

战争的磨炼告一段落，而对这些孤军战士来说，生存的磨炼才刚刚开始。

本文特别感谢霍安治、谌旭彬、吴京昴在史料和论述上提供的大力帮助。

▼

关于本文使用资料的说明

下面所开列的一些资料为撰写本文时所使用的个人采访、自述和回忆录（不包括相关论著），谨开列于下，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者做进一步研究。

时间较近的采访与自述：

谢晋元：《闸北孤军指挥官长访问记》，1937年11月2日，《闸北的血史》

杨瑞符：《闸北孤军退出记》，1937年11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11月1日，第3版。与《孤军奋斗始末记》（《闸北孤军记》）内容几乎相同

杨瑞符：《杨营长访问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

杨瑞符：《杨营官佐的自述》，1937年11月，《八百孤军》

杨瑞符：《孤军奋斗四日记》，1939年6月，《八一三淞沪抗战》 ，另《孤军血战四日记》（《大侠魂》1939年分四期刊载），内容一致

张秋明：《孤军张秋明访问记》，1938年，《上海妇女》

老兵回忆

胡雍伯：《四行仓库坚守战》，《岳阳县文史资料》 第1辑

樊城：《参加淞沪战役四行仓库战斗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

万连卿：《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回忆》，《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

万连卿：《八百壮士报国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卢逢胜：《我们退出四行仓库以后》，《通城文史资料》， 第4辑

章渭源：《跟随谢晋元团附浴血四行仓库的回忆》，《蕉岭文史 》，第8辑

章渭源：《忠肝烈胆昭日月——忆孤军营中的谢晋元》，《蕉岭文史》， 第14辑

焦友三：《忆守卫四行仓库的前前后后》，《通山文史》， 第1辑

陈德松：《从坚守四行仓库到远征缅甸——八百壮士一位幸存者的自述》，《皖东文史》，第1辑

田际钿：《八百壮士——幸存者的自述》，《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田有收：《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四行仓库保卫战一老兵的回忆》，《蒲圻文史》，第4辑

张明秋、张青轩、李锦堂、周俊明、余长寿、曹明忠口述，戴广德整理：《上海四行孤军抗战纪事》，《南明文史资料选辑》 第4辑

杨根奎：《我也参加了四行仓库保卫战》，《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疑伪，见毛剑杰考证文章《寻找最后的八佰壮士杨根奎：我们沉默了十年的真相》）

杨养正口述，朱春先整理：《杨养正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坚守四天午夜，左眼被炸瞎》，《寻找最后的抗战老兵》

杨养正：《四行孤军，八百壮士》，《最后的川军：老兵口述实录》

见证者：

凌维诚：《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回忆我的丈夫谢晋元》，《蕉岭文史》，第1辑

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暨八百壮士》，《通城文史资料》， 第1辑

凌维诚：《怀念抗日英雄谢晋元》，《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郑侠飞：《八百壮士对敌战斗之我见》，《通城文史资料》，第1辑

郑侠飞：《谢晋元团长与八百壮士》，《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陈临庄：《四行孤军壮士行——我的所闻与所见》，《记忆中的淞沪抗战》中卷

杨慧敏：《八百壮士与我》

谢继民：《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

关于资料使用的说明：

首先，一般认为，史料记述离事件发生时间越近，就越可信；越远，记述就会遭到遗忘或是扭曲污染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但这一观点并非完全放诸皆准。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当时因为档案尚未公开，或是重要关系人尚在人世，反而难以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只有等到这一页彻底翻篇，档案文献公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才能浮出水面。但就孤军四行血战这一历史事件而言，由于这场战斗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为提振西方各国对中国信心，以及鼓舞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因此，在当时确实难免出现一些对战况、战果的夸张和虚构，以配合宣传需要。但另一方面，作为个人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仍会遵循“越近越真实，越远越模糊”的一般原则。从这一角度讲，只要不是明显夸张不合实际的内容，如果找不到合理的质疑点，那么本文在史料选取时，仍然尽量采用时间更早的记述作为主要材料，而将时代更晚的回忆录作为补充材料使用。

其次，若不同记述者因立场、政见、私怨等原因互相对立，而在各自的记述中对对方进行诋毁和侮辱。如果这些带有诋毁侮辱的史料，找不到第三方中立者的证据加以证明，一般不加以采信。个人记述中，对本人带有美化、回护之辞的史料，但由于本人是重要亲历者，因此，在没有严重扭曲事实的情况下直接引用，但不作为重要证据，并指出疑点。譬如文中提到的孙元良，坊间所有对他指责嘲讽的文章，其史料几乎全部来源于三篇文章，最主要是时任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在战犯劳改所特赦出狱后撰写的《我所知道的孙元良》、其次是郭汝瑰?